历史研究的要义：科学史的原创研究和发现

在中国，历史学家有几类工作，如历史的理清、历史的介绍、历史的发现。

在中国科学史界，大多数做四类：1)理清科学史，2)介绍科学史(包括中外相互介绍)，3)科学家回顾个人参与或了解的科学史，4)有原创发现的科学史研究。

前三类都有趣，可能最重要的是第四类。

做科学史研究，并非我本意。最初觉得科学好玩，时有介绍，但有时有问题，深入问下去就变成了科学史研究。业余研究虽非主业，但既好玩、有意义，感觉挺高兴。

做好科学史的研究，不外乎：

1)认清事实。一般来说是按文献内容及其发表的时间先后。极为罕见的如青蒿素，因为没有原始论文，1977年发表的论文不是原始发现的记录，只是后续工作的论文，而且作者的贡献不清楚，所以需要调研当事人和实验记录。其他有文献的科学研究，科学史都是依赖文献。

2)判断科学。需要根据科学的历程，围绕涉及的研究项目，前后左右进行比较，一项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与前面工作有多大距离。也需要参照同学科、其他学科类似工作的情况。有时还要考虑社会影响，例如医学、药学中应用型的研究。

3)简明总结。对以上两点综合叙述，要求客观，清晰地叙述。

研究科学史，不需要高深的学问，不需要天才，也不需要文学功底。踏踏实实、认认真真、不带情绪，就能做好。

我涉及过所有四类的科学史工作，但最自豪的是有过四项原创性的科学史工作。

1)国际内分泌学界、生理学界、药理学界，一般认为第一个激素是胰泌素，认为发现肾上腺素的是美国药理学家John Abel，现在一般人误认为美国科学家和教科书称肾上腺素为epinephrine，英国和日本称肾上腺素为adrenaline是语言问题。2019年，我在英文国际期刊《内分泌和代谢趋势》发表文章，澄清：第一个激素是肾上腺素，第一个发现正确肾上腺素的是日裔科学家高峰让吉(JōkichiTakamine，1854-1922)，epinephrine和adrenaline不是语言问题，而是科学史问题，美国坚称的epinephrine早就被指出不是肾上腺素而是其失去活性的衍生物，adrenaline才是正确的命名。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这是罕见、甚至唯一在中国进行对国际科学史（而非中国科学史）重要问题的研究而有原创发现。这项工作并不难，依赖阅读和梳理35篇文章，其中《内分泌和代谢趋势》允许列出16篇，另外19篇在《知识分子》的中文介绍中补充列出。

2)青蒿素的科学史。发现抗疟药物青蒿素，是我国对于人类医学的一项贡献。因为参与青蒿素研究、参与523计划的人有很多争议，有各执一词的文字，而没有很多清晰和公认的历史叙述。

二十年前的200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曾任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国际科技史学会主席)聘我为自然史所兼职研究员。《科学时报》记者李虎军到自然史所做我的研究生，我定的课题是研究青蒿素。2004年，我起草并发出几封信，其中给屠呦呦先生的信，后来被北京大学周程教授在屠呦呦家中找到，并拍照(见附录)。但李虎军后来另有兴趣，研究生没有读下去。

2007年我回国后，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系主任张大庆建议我们联合培养研究生。我们2009年联合培养黎润红。我给的课题还是青蒿素。黎润红认真工作。我们坚持的模式是黎润红接触青蒿素研究相关人员，而我和张大庆不接触，包括屠呦呦先生，我也只有过偶尔的电话交流，而没有见面(直到她获诺奖第二天才跟随北京大学林建华校长等一道去她家)。原因是我认为既然已知有很多争议，我们应该不偏不倚，搞清楚历史，而不受个人关系影响。黎润红肯定需要见各方面的人，包括我联系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开放已经不保密但科学史界没有看过的记录。但我和张大庆不见，以避免个人感情因素。

这一工作颇有成效。2015年，黎润红发表520页的访谈录，2016年饶毅、黎润红、张大庆发表288页的《辛酸与荣耀》一书，2017年张大庆、黎润红、饶毅发表273页的《继承与创新》新书。

黎润红还独立发表一篇科学史文章，黎润红、张大庆合作发表一篇，我们三人合作发表三篇。

恐怕，以上三本书和五篇文章是全世界有关青蒿素历史比较重要的研究。没有参与青蒿素研究的人，大概没有人对于青蒿素历史的了解超过我们三人。而参与青蒿素工作的，恐怕没有人比我们三人更客观。无论是美国研究疟疾的科学家，还是英国BBC之类媒体，都有不准确、甚至夸大其词的说法，而且了解的人和文字记录都远不及我们。当然，周程教授有一两千张有关青蒿素研究原始记录的照片，期待他写文章超越我们。

3)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科学史。这项工作是我、黎润红和张大庆合作，以我为主。调出相关文献，核对资料，包括后来有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同仁负责任地验证。

三氧化二砷是砒霜的化学成分。砒霜是毒，但用其治病的历史很长。问题是，砒霜是什么病都能治疗吗，以毒攻毒的第二个毒是什么？中外都试过，试过多种感染性疾病，而且试过癌症包括白血病。但实际都没有确定治疗对象，所以没有得到大家公认的推广。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剂科的韩太云制备“癌灵一号”注射液，有三个成分，砒霜为主。1973年，张亭栋、张鹏飞、王守仁、韩太云合作发表论文，发现“癌灵一号”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有治疗作用。1979年，张亭栋和荣福祥发表文章，明确提出“癌灵一号”的治疗作用来自三氧化二砷，对其最敏感的是急性早幼粒白血病。这些工作有非常明确、不可更改、不可磨灭的文献记录。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原来是非常凶险的白血病，死亡率很高，因为有三氧化二砷、以及上海王振义发现的全反型维甲酸的治疗作用，现在这种白血病治愈率很高。

哈尔滨当地有其他人参与这项工作，但与青蒿素工作首推屠呦呦一样，三氧化二砷首推张亭栋。而且还有明确的文献记录作为依据，比确定屠呦呦更容易。在科学史上，大家都争先发表，就是因为不能用没有发表的号称或传说代替墨写的事实。美国专利以前有可以查笔记的规定，近年也改为按提交专利申请日期的先后，而科学史几百年都是按文章发表的日期先后。

在研究三氧化二砷科学史过程，发现张亭栋极少发表英文论文，而被国际误解和忽略。国外很多误认为上海血液研究所陈竺、陈赛娟夫妇是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发明人。这一问题，与两陈夫妇发表英文论文的写法很难分开。他们从来不引用张亭栋原创发现的1973和1979年两篇关键论文。早先，两陈夫妇引用过1992年张亭栋课题组的一篇论文。以上三篇论文都是中文文章，所以因为引用英文文章而忽略1970年代文章的解释行不通。有相当多的英文文献，引用两陈课题组1996年的文章为三氧化二砷治疗白细胞的第一篇论文。

我们的科学史研究，对于澄清历史进程，有清晰的记录和结论。

4)确定张昌绍在抗疫药物常山碱发现和命名的优先权。1940年代，我国在抗疟药研究出现过世界级的工作。在重庆的药理学家张昌绍及其助手周廷冲等，与药物化学家赵承嘏、高怡生等合作，从中药常山，分离提取常山碱、常山新碱等单体化学分子，并证明它们有抗疟作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也发现常山碱和常山新碱。常山碱有两个英文名称(张昌绍等提出的dichroine，和美国提出的febrifugine)，二十一世纪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赵承嘏创立并多年领导、张昌绍曾兼职)研究常山碱的科学家都已经不知道这两个名称的来源，而用美国提出的febrifugine。

我对常山抗疟的科学史研究发现，张昌绍课题组一直领先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dichroine的名称是对的。张昌绍和赵承嘏有一篇文章搞错了常山碱的分子量（多了两个氢原子），但另外一篇文章有正确的分子式。所以，美国科学家以分子式不同而独立重新命名的理由不存在。

因为常山碱的催吐副作用，抗疟作用没有得到推广，后来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科学史研究。

附：饶毅2004年致屠呦呦电子邮件，屠呦呦打印并留痕，北京大学周程教授拍摄

参考文献

肾上腺素

Rao Y (2019) The first hormone: adrenaline.Trends in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30:331-334.

饶毅(2019)百年冤屈：谁发现了第一个激素.知识分子2019年5月9日.

青蒿素

文章

饶毅，黎润红，张大庆(2011)中药研究的科学丰碑.科学文化评论第4期

黎润红(2011) 523任务青蒿素抗疟作用的再发现.中国科技史杂志2011年第4期488-500.

黎润红、饶毅、张大庆(2013) 523任务与青蒿素发现的历史探究.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年第1期:107-121.

黎润红、饶毅、张大庆(2017)青蒿素类药物走向世界的序曲.科学文化评论2017年第2期:50-68.

黎润红、张大庆(2019)青蒿素:从中国传统药方到全球抗疟良药.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年第9期:1046-1057.

书

黎润红(2015)523任务与青蒿素的研发访谈录.屠呦呦、罗泽渊、李国桥等口述.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520页.

饶毅，黎润红，张大庆(2016)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贝尔奖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88页.

张大庆，黎润红，饶毅(2017)继承与创新—五二三任务与青蒿素研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73页.

张亭栋和三氧化二砷

饶毅，黎润红，张大庆(2013)化毒为药：三氧化二砷对继续早幼粒白血病治疗作用的发现.中国科学生命科学43:700-707.

张昌绍和常山碱

饶毅(2013)现代科学研究中药的先驱----张昌绍.中国科学生命科学43:263-270.

饶毅(2013)传承：张昌绍的科学背景和人才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