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完全的客观并不会存在，但可大胆追求超越性，尽可能摒弃一些无谓的影响。历史研究也是讲求一定程度上的创造，因此固守成规的死板客观地研究历史绝不会有优质成果，伟大的历史学家是有创造性的考量历史。

阶级性因素，客观环境因素，偶然性因素永远无可逾越。

历史是联系的，企图分割历史而使之“专门化”的研究都愚蠢至极。

研究历史需要充满想象力的，且有充分理解力的内心，才能更好代入史实，只是研究“冷冰冰”历史资料的史学家一定是蹩脚的。

反复解读历史事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历史的生命力在于不断赋予事实新的，相对客观的解释。

历史研究不存在相互之间的价值比较，一种历史不会比另一种历史更有意义或缺少价值。

什么样的事情或问题可以纳入历史研究范围，这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历史具体问题是骨架，这是不容置疑的精准；细节则是血肉，不妨大胆些。但总体来看，至少视觉上看起来相仿。

所知的历史一定具有主观性，所有研究所映射的就是本人所处社会环境及相关个人立场。

历史中不存在什么终极意义，进步性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什么固定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笼统模糊才是其本身。同样，进步之所以抽象也是其并非对所有人而言，也同样并非直直地一根“线条”。

解读历史事实必须去探究后面的原因，因为只有原因才是你的价值，才能表明你的立场。只谈及表面事实会让另外立场的人费解。历史的单一性结果并非是单一性的原因造成的，多样性的原因令我们不能只探究一个原因，无意于一因多果，一因一果，而在于一果多因。

历史讲求大平衡，这是各类偶然性所汇总的必然性，必然的事实就是多个偶然性事件的相互抵消所产生的结果。

当前历史学研究刻意西方化问题较多，对中国史的研究随意套用西方的各类观点，谈民主、谈市民、谈城市，对真实的历史概念不负责任；狭义的选取西方的刻板学术方式，丧失本有的清新活泼的研究氛围，杂文与论文不存在科学与否的划分；学者的过于急于求成，浮躁不堪，几年的时间数十篇论文各类著作相继发表，此前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磨一剑的成果几乎销声匿迹。

历史学也应当树立多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研究的观念，不能缺失“大历史观”的培养。一个历史事件、一段历史问题，绝不是单单一种学科体系能够解释透彻，不同视角的多维研究应该成为大趋势。

对于历史学科而言是不需要如此众多的研究生，研究生与高薪资挂钩是败坏学术风气的重要一端，大量只为文凭的学子稀里糊涂选择了历史，最终培养下来甚至难以触摸真正的历史，只会模仿作家方式大发怀古忧思之情，谈谈没有意义的牢骚，像模像样安抚欺骗自己的灵魂。大批这样的人群混迹学术圈，导师从手把手教授几个学生到十几个学生再到几十个学生，负责程度可想而知，这样粗放式培养法消极隐性影响暗中扩大，最终需要谁来买单？

所谓大师就是将小事的意义融入宏大历史叙事中，将庞杂的历史状态用简要的言语说清。现在的学者见“小”则“小”，遇“大”则“大”，被历史本身牵着鼻子走。

复旦大学董国强教授认为史学研究论文选题不要“炒冷饭”，不要“打补丁”，不要搞“拼盘”，也不要把研究论文变成展示“新概念”和“新方法”的橱窗。

史学研究要角度精确，具有新意，照搬照抄已有研究所写作的论文并不算是研究，对某一经典历史事实或事件，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论述，就不应轻易涉足，只需将这类研究作为佐证自己论述的材料即可。“打补丁”就是将其他人研究的成果所未尽善尽美的部分进行修补，提出零散的些许新观点。我认为这样的方法年轻学者是可以适当使用的，可以作为学术的起步阶段，但需要明确这样的研究方式不属于学术创新，但也是训练论文写作的一种方式，可以阶段性使用。不搞“拼盘”是一种基本学术素养，两种本毫无关联的历史问题拿来放在一起所产出的看似新奇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违背了史学研究的“可验证性”，他人通过相关方法研究是否能够得到类似结论，论文中材料及个人观点和逻辑是否一致，都是需要关注的。仅仅只靠猎奇的标题或博人眼球的结论所打造的论述终将被淘汰。论文研究也不能看起来完全的“新”，新观点、新理论要通过一系列论文展示出来，一般而言不能将自己全新的理论或新的框架放在一篇论文上，每一篇论文都要遵循延续下来的研究传统，通过逐步的论文写作进行创新，这样的创新成果是前后相互关联的，是有严密逻辑支撑的，也是扎实可靠的。对于创新性的文章，要予以相对的宽容，避免求全责备，要善于发掘其中的价值，尤其是史学史和历史哲学这类相对个性化研究的文章；创新类文章的价值彰显是需要作者与读者互动，作者要论证严密，逻辑自恰，能够逐步描述创新框架，读者要看到独特研究角度的深刻性，而非全面的深刻性。

保存下来的供我们参考的历史有很大的偶然性，应对历史保持敬畏，能够研究的历史同时刻发生的历史不胜枚举，这些历史与自身研究的有多少关联？以往没有被纳入历史研究范畴，现在是否应该研究？以往被埋没的，随着时间流逝，现在是否能够寻找研究？大历史观或宏大历史视角都不是说说而已，已经有定论的，随着偶然的研究，能否反复补充完善或是改变已有观点？从中拓展出新的发现，产生一些始料未及的观点，随着学科间交互纵深发展，这样的情况还是可能有很多的。即便像古代史这种相对确定的固定不变研究，在做具体方面研究时也要尽可能不要随意盖棺定论，这里面除了有价值观不同的取舍，也有历史事件本身的研究变化。

问题意识决定个人学术起点，在历史研究中问题意识是深化对历史本身的认识。问题意识与学术写作紧密联系。

学术写作不同于通俗写作，通俗写作可以只讲“故事”本身，而学术写作是将人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构建一个叙事，减少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受到环境的影响。学术论文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因此选择的切口小，结论则更容易产生。通俗写作可以将很多解释不清的东西表述出来，强加于人的思想色彩，求得逻辑自洽。

学术写作讲求创新，而通俗写作可以就事论事，因此学术写作进入时不可能对一件事情的理解是一片空白，而是有一定前人的研究作为基础的。而通俗写作可以选择一个空白的领域。学术写作要看前人的体系构建，要充分了解此前研究的语言叙事构建体系，这些能力是写作一篇论文的基本学术素养。作者要对此前的研究脉络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即便作者想极为突出自己创新的点，也是在遵循这种研究基础上的一种创新。这样在更全面了解，更尊重前人的基础上去进行一个创新会使创新达到可复制的程度，也便于后来者基于你的成果进行创新，这就是学术创新的科学过程，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逻辑规范。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论文的问题意识也是根据研读他人文献的过程中所掌握的，梳理相关文献也是让读者知道文章创新点何在，让读者在感官上感受一种清晰的表达方式。

清晰、简洁、精确是史学研究要遵循的，一些人文社科类文章由于学科本身的特点或表述的限制，会使用一定模糊的限定词，但史学研究中要竭力避免。

我们真正了解的原本历史少之又少，无法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读浩如烟海的一手资料，而更多是借助于各种学者笔下传递出来的二手、三手资料，而我们对史料真实性的认知完全依赖于学者本身学术素养。

注：封面及文中图片均来自秘书工作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