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汉时期匈奴与汉帝国展开了一系列战争为了保障长期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匈奴结合自身情况,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后勤保障体系,成功地解决了诸如大兵团战场保障和机动补给之类的技术难题,为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匈奴的后勤保障涉及到军粮如何供给等诸多问题,它们的有效解决,有助于人们增强对匈奴军事制度和战争形态的认识。

【关键词】汉代;匈奴;后勤保障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后勤保障的核心内容是物资,通过研究匈奴军需物资的补给方式,可管窥当时后勤保障体系运作的一般规程。军队的补给方式,由于受到诸如国防战略、军事技术、作战样式及规模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因而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两汉时期匈奴与汉帝国展开了一系列战争,为了保障长期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匈奴结合自身情况,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后勤保障体系,成功的解决了诸如大兵团战场保障和机动补给之类的技术难题,为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处于崭新历史时期的匈奴军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军事形势,其后勤在补给方面所要解决的课题自然具有更为深远的现实和时代意义。匈奴充分结合自身条件和战场情况,采取以后方统一供应为主,军队随机取给为辅的综合补给方式,较为圆满的解决了远离后方的大集团作战、深入敌后的骑兵机动作战这两大后勤保障难题。匈奴的后勤保障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助于人们增强对匈奴军事制度和战争形态的认识。

一、依靠自身发展来保障后勤正常供给

（一）发展畜牧业、狩猎业来保障后勤生活在寒冷地带的匈奴为了在战斗中能抵御寒冷,使其身体能保证足够的热量,需摄入含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而肉类食物正好适合这一需要。《史记·匈奴列传》中记匈奴人“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1]《盐铁论》说匈奴人“衣皮蒙毛,食肉饮血”。[2]匈奴的畜牧业主要以马牛羊为主,在畜牧业发展鼎盛时期,匈奴拥有大量的马牛羊,这从与汉朝之间战争虏获中可以看出。如:公元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1]公元前71年,“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3]公元89年，窦宪破北匈奴单于于私渠鞮海,“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馀万头。”公元134年,“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获牛、羊十余万头。”[4]

以上仅就一个地区,一次战役而言,且又仅是被获之数,然而每次已多至百万或近百万,少者亦十余万,可见当时畜牧业之发达。由汉投匈奴的卫律被封为丁灵王,他的家畜规模之大被形容为“马畜弥山”,其牲畜之多以山量谷记。从匈奴古墓中出土的大量马骨、牛骨和羊骨及多以马牛羊为主要题材的铜铁器工艺品来看,也可推测其牛羊的规模确实很大。

但是匈奴畜牧业经济并不稳定,因为畜群的饲养和繁殖,需丰盛的水草和适宜气候,因而受自然条件的约束和限制特别大,在当时较低生产力下,生产遭到破坏,军队所需食物无法供给,从而会导致军事上的不稳定性。

公元前104年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1]前71年“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3]公元前68年,“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3]

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匈奴人往往采用狩猎来维持生计。《史记·匈奴列传》记:匈奴人“儿能骑羊,引方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以食。”[1]又记:“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1]头曼单于、冒顿单于和且鞮侯单于常常带领他们部众出外打猎,且鞮侯之弟於靬王也不时弋猎于北海。公元前43年,原已入居塞外的呼韩邪单于打算北归漠北,其原因之一便是“塞下禽兽尽,射猎无所得”[3];公元前61年,“虚闾权渠单于率十万余骑旁塞猎,塞上传言单于欲入边塞,汉发四万余骑屯缘边九郡备虏。”[3]

可见在两汉时期,狩猎在匈奴人军粮补给中仍发挥着作用。但此时由于畜牧业发达,猎获物已不作为其军粮补给的主要来源,而仅是一种次要的补充,到后来变成休兵息士和练习骑射的手段。如《史记·匈奴列传》记:公元前110年,“(乌维)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1]

（二）发展农业生产来保障后勤汉武帝太始二年,“单于遣使遗汉书云:(汉)岁给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则边不相盗矣。”[3]匈奴单于把农产品做为与汉交换条件,可见中原农产品对其军粮补给的重要性。那么匈奴人食用的农产品中有无自己生产的,即匈奴人有无自己的农业生产,至今仍为中外学者所争论。由于《史记·匈奴列传》中记:匈奴从先秦到汉一直过着“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射猎禽兽为生业”[1]的生活,所以大多学者都认为匈奴人无自己的农业生产。只有匈奴史学家林干先生在其《匈奴通史》中提到过两汉时期的匈奴曾经存在过农业生产[5]。

根据文献及考古资料证明,两汉时期在大漠南北匈奴居地及匈奴曾控制下西域某些地区,都出现过农业生产,不仅匈奴人亲身从事耕种,而且农产品的丰歉还影响到他们的政治生活。

史书中有许多关于匈奴农业生产的史料:昭帝时,“(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幸救之!”[3]“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3]这表明匈奴人不少从事农业生产的,否则不会在人口不足一二百万的匈奴人口中,派四千人到车师去耕种。汉宣帝地节四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3]王莽始建国二年,戊己校尉陈 良、终带降匈奴,“良、带径至单于庭,人众别置零吾水上田居。”[3]这些说明匈奴与汉人一起进行农业生产,正因为匈奴境内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匈奴人和汉人,且生产出大量的农产品,所以在昭帝始元四年,投降匈奴的汉将卫律向年轻的单于建议“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3],尽管卫律这一建议由于“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3]而没有实施,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断,农业生产在匈奴军粮补给中占有一定地位。

考古发掘同样说明了匈奴人的确曾经营过农业,在属于公元前2至1世纪诺颜山第23号匈奴墓中发现农作物的籽种。许多匈奴墓中都发现了不少谷物、农具及与农业有关的大型陶器。[5]匈奴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根据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有谷稷等,如汉武帝后元元年秋,“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4]师古曰:“北方旱 寒,虽不宜(黍)[禾]稷,匈奴中亦有黍穄。”[4]汉武帝元狩四年,卫青、霍去兵出击匈奴,“遂至寘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1]赵信城乃是匈奴给赵信修筑的一座城堡,它说明匈奴已筑城定居。定居在赵信城的人口,粟是其食物之一,城中积粟应为匈奴耕种所得。而且粟的数量也十分可观,因为除了供卫青军队食用外,还有不少粟被烧掉。

二、积极利用外界条件保障后勤的正常供给

（一）接受汉朝赐赠的物资来保障后勤

汉朝向匈奴输出的粮食除了汉高祖时“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1]以外,可考者有四次:一次是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漠,北有强胡,……今欲与汉闻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汉遗使者报送其使……”[4];另三次是宣帝甘露二年,元帝初即位时,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分别给匈奴转谷三万四千斛、二万斛,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前者史云:“诏忠等留卫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瞻其食。”[4]元帝初即位时,“呼韩邪单于复上书, 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4]后者史云:“建武二十六年,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瞻给之。”[5]

（二）实施武装掠夺汉人物资来保障后勤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1]基于这种天性,匈奴统治者企图通过武装掠夺来弥补其军粮的不足。“孝文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1]王莽始建国三年,“是后,单于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缘边虚耗。”[4]王莽时期,“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屯云中郡葛邪塞,是时,匈奴数为边寇,杀将率吏士,略人民,驱畜产去甚众。”[4]

（三）通过与汉人发展互市贸易获取物资来保障后勤

西汉初期,汉族和匈奴在边境开通互市,与少数民族交换各自所需物品。景帝继位时,“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 约。”[3]汉武帝继位时,“明和亲约束,原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1]马邑之谋后,“匈奴绝和亲,...... 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1]“自马邑军后五岁之秋,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1]由此可见,匈奴与汉之间有固定关市市场,匈奴在与汉族互市贸易中,交换到了许多的急需物资,如粮食等农产品。后来随着战争的扩大,西汉政府对匈奴实行经济封锁,严禁中原物资特别是农产品等外流匈奴。以此来断绝 其军粮供给。“设塞徼,置屯戍”[3],同时汉律也规定以阑出边关财物为重罪,罪至死。《史记·汲郑列传》载:武帝时,“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1]但是禁边塞,重罚阑出货物者并未能阻止中原农产品的外流匈奴。以至汉武帝哀叹:“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3]一方面由于双方都须从对方得到物资补充,另一方面是因为匈奴人厚贿了边塞汉吏。《汉书·王莽传》中记:“天下吏士不得俸禄,并为奸利,[而]郡尹县宰家累千金。莽乃下诏曰:‘详考始建国二年胡虏猾夏以来,诸军吏乃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以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3]

匈奴人除了和汉族人交换农产品等物资外,还可能和乌桓人进行交换。《汉书·匈奴传》载王莽时,“护乌桓使者告乌桓民,毋得复与匈奴皮布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往焉。”[3]据此,似乎匈奴人除了向乌桓勒以赋税外,还派商人前往和乌桓人交换物资。交换物资有哪些呢?《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乌桓“其土地宜穄及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穄子,至十月而熟。”[4]穄子也有可能作为农产品为匈奴人交换去补给军粮。

（四）强迫西域各国及乌桓向自己进贡来保障后勤

约公元前二世纪初,冒顿杀其父自立于单于之后,就曾向西“夷灭月氏,...定楼兰、乌孙、乌揭及其旁二十六国”[1],开始对西域诸国的奴役统治,从经济上疯狂劫掠,从而从西域诸国得到源源不断的军粮补给。《汉书·西域传》记:“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3]。《汉书·匈奴传》记王莽时,“护乌桓使者告乌桓民,毋得复与匈奴皮布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3]所谓赋税,并非专指田赋、农业税,而应包括一切财富,“取富给焉”即指财富特产、杂役等。《史记·大宛列传》记:“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1],这是赋税的一种形式。《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服匈奴,岁输牛、马、羊皮”[4],可见掠夺畜产品也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同时乌桓国内种植的穄子、东墙等农作物也会被用作贡品而供匈奴用作军粮补给军队。总之,赋税形式多种多样,收取食物、榨取畜产品都是其形式。

《后汉书·班勇传》记:匈奴“谴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4],《资治通鉴》胡注对此解释说:“备,偿也。西域属汉之后,不复以马畜旃罽输匈奴;及与汉绝,匈奴复遣使责其积年所逋。”[6]

另据吐尔贡·阿勒玛斯所著《匈奴简史》中提到:“匈奴为了从某方面满足自己对粮食的需要,就利用了塔里木流域的粮食。”[7]并在书中说西域各国“享有匈奴人的麦仓的美名”[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域为匈奴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其中也包括粮食和畜产品等军需物资。

三、匈奴后勤保障的特点

匈奴的军粮补给来源中,一则靠匈奴腹地的畜牧业、狩猎业和农业,二则靠汉朝赐赠与中原及其他各族的交换,三则靠武装掠夺和从西域等国榨取,以形成其军粮补给基础。畜牧业最大特征是逐水草而游牧不定,完全依赖自然环境,如果遇上灾害,马牛羊等牲畜一旦缺乏草料,就会死亡。匈奴在与汉朝战争中失去祁连山、燕支山、阴山后,时匈奴有歌谣说:“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1]祁连、燕支二山有松柏,草水丰盛,冬暖夏凉,适宜畜牧,至于阴山,草木茂盛,禽兽很多,宜于牧猎,故“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3]

基于畜牧、狩猎业这种不稳定性,匈奴又试图通过自己的农业生产来解决军粮补给,但由于其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落后,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故而往往收获农产品比较少,难以维持军队消耗。这使得匈奴在自给自足补给军粮时,只能采取以畜牧、狩猎为主,农业生产为辅的补给方式。

匈奴采用自给自足供给军粮不能满足军队需要时,必然会采用取给于外的方式。而汉朝的赐赠恰好满足匈奴的这种需要。汉朝一次次向匈奴输出粮食,一方面解决了匈奴军粮短缺的危机,另一方面也会刺激匈奴人发展自己的农业生产。正因为匈奴对于中原农产品的迫切需要,他们离不开中原的经济物资的补给,在游牧经济不能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时,他们需要来自农业地区粮食等物资,而汉朝在贸易上的种种限制往往使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匈奴就会大军南下入侵,通过战争和掠夺直接解决粮食问题。

汉代匈奴的后勤保障方式,究其实质是一种着重依托后方基地,以储备为前提,以前沿物资配送为目的,逐级展开的本土后勤型模式。这种模式被动、缓慢,带有古典时代农耕世界军事发展的一般共性。在诸多保障方式中,后方物资承担了绝大多数军需物资的补给任务。发展自给、军事掠夺,有助于军队自我供给能力的提高,可视为有益的补充形式。诸多方式的综合运用,将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发挥到极致,成为当时解决大兵团集体保障难题的要诀。

《汉书·匈奴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举事常随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善为诱兵以包敌.故其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瓦解云散矣。”[3]又《盐铁论·论功篇》文学曰:“家有其备,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贯弓上马而 已。资粮不见案首,而支数十日食。因山谷为城郭,因水草为仓廪。”[2]同样,匈奴的这些后勤保障方法也为汉军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如汉军脱离后方,纵横大漠,同于“因山谷为城”;缘绿洲进军,类于“以水草为仓”。携行副马,加强随行储备,未尝不是“资粮不见案首”;取用于敌,分配以理,也能使将士舍生忘死,“人人趋利”。诸多相似之处的产生,与其说是两种不同军队在发展轨迹上的偶然暗合,毋宁说是农耕游牧两个世界长期交融学习的必然结果。当然,出于农耕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汉军在仿效强邻时只能做到几分形似,而难彻底神同。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桓宽.盐铁论[M]//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店,1986.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林干.匈奴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7]吐尔贡·阿勒玛斯.匈奴简史[M].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