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侯且岸：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从传统汉学向中国学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学术史过程，社会科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作用。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通过深入思考，进一步转向跨学科的地区研究。他们开始逐步挣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摈弃“冷战”思维，真正走进中国，尝试将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向与人文历史研究相结合，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实践。
一
从“共产主义问题”研究转向“地区研究”
20世纪60年代始，随着中国学经历麦卡锡主义肆虐后的复苏以及社会科学的介入，美国的“共产主义问题”研究开始转向“地区研究”，中国研究的多元化取向开始形成，打破受“冷战”支配的传统研究范式的束缚。1959年6月19日至21日，在纽约大学举行的著名的“古尔德会议”研讨重建中国研究，并且试图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研究。会议决定，成立“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由约翰·林德贝克担任主席。
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学的复苏也有赖于俄国问题研究专家的推动。在美国，从事俄国研究的人比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对政府和基金会的影响力更大。中国学同俄国学、苏联学有着很大的区别。从历史上看，苏联学是专门为“冷战”服务的，它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冷战”的产物；而中国学有汉学传统，它的历史要比苏联学长，只是它在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脱离汉学传统，向着地区研究的方向发展。从研究内容上看，苏联学的中心是政治，它侧重于研究苏共政权及其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学的中心是史学，对中国学研究来说，苏联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冲击性影响。
1962年年初，乔治·戴德华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中国是我们当前的问题》的文章，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较大震动。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还有弗雷德里克·弗莱罗恩编辑的题为《共产主义研究与社会科学》的论文集，收录了关于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代表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就是罗伯特·塔克的《论比较共产主义研究》，该文论述了比较共产主义研究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它和地区研究的关系。
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出现，一方面说明20世纪50年代盛行一时的“共产主义阴谋论”已经动摇；另一方面说明美国学者已经承认共产主义不仅在发展，而且共产主义的发展存在多样性。这是十分重要的观念上的变化，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二
“中国中心观”与“现代化”取向之关联
自20世纪60年代的讨论以后，在美国中国学界，跨学科的地区研究、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一直是学者们探索的重要课题。当时有学者，如施坚雅就明确主张，社会科学家既要走进中国学领域，了解中国学的经验，又要走出西方科学传统，把中国研究建立在非西方科学传统之上，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伟大的中国文明。社会科学家要和历史学家相互配合。
但是，在中国研究中成功地运用社会科学知识、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社会的范例并不多。分析个中原因，我们必须认识到，麦卡锡主义对中国研究造成的影响难以完全根除。在新一代青年学者看来，中国研究应尽快走出这种沦为政府情报工具的怪圈。那么，怎样才能真正走出这种怪圈？这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思指导中国研究的理论及其取向。于是，时代呼唤理论，理论应运而生。新一代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发起挑战。典型的代表是美国卫斯里学院历史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柯文。他对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过程以及指导研究的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理论框架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性的估量，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研究的指导性思想——“中国中心观”。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特别强调“内部取向”，并且赋予“内部取向”实际而充实的内容；它主张加强微观的社会历史研究，开辟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它试图同社会科学结盟，从中汲取有益的理论、方法。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很多学者从社会科学和跨学科研究出发，对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现代化既成为中国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又被作为指导中国研究的方法论。通过分析现代化论者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化研究的特色，其中加强“内部取向”研究是现代化论者反复强调的重要内容。从现代化取向研究中国与从社会历史取向研究中国、地区研究取向研究中国具有根本性的区别。
“亚洲农业社会范式”与中国的社会科学实验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中国中心观”，这是时代给美国中国研究者提出的一个新课题。在中国学领域，有学者试图从理论上对中国研究作更为深入的思考，为“中国中心观”作出理论上的延长。丹尼尔·利特尔提出的“亚洲农业社会范式”理论就是典型的一例。
利特尔对柯文的主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美国的很多中国学专家研究中国的历史起点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这是美国中国研究存在的主要弊端。柯文指出了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他指出，柯文提出“中国中心观”，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倾向，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是，也必须引起注意，这种做法并不是说在对亚洲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需要建立一种与亚洲历史经历相吻合的新观念或新模式，而应该是要求研究者自我意识到欧洲历史的特殊性，根据亚洲范式的特点选择和修正理论。
利特尔在这里强调的实际上是一个“非中心问题”。在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中，并不是说建立起“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以后，就把问题全部解决了。事实上，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和取向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还必须把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又看到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历史考察中，没有“谁是中心”这样的问题。
关于“非中心问题”，确实是“中国中心观”应当加以补充说明的问题。这种补充最主要的是关于理论的说明。利特尔的“亚洲农业社会范式”理论产生于这样的理论背景之下。他试图在对以往的社会科学理论作出反思、检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亚洲农业社会的变化作出科学的解释；通过具体的历史内容和社会科学实践，说明什么样的理论才是对社会现象最好的解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究竟应该如何运用理论模型。
为此，利特尔做了具体的实验。实验对象就是亚洲农业社会所依据的理论，既包括分析现代工业社会的理性选择理论，又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尤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利特尔的这种做法，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学术界的新动向，即“调和倾向”。显然，利特尔反对在学术研究中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当然他也不主张过分夸大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因为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东方问题时毕竟遇到了新的挑战。利特尔的见解和从事中国史研究的中国学者的观点很接近。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中国中心观”的内部取向，也应该包括接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内容。虽然利特尔的理论不像柯文的批判理论那样紧密结合中国史研究实际，但是我们从他的理论中仍可以看出20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的学术思想动向：他们在摸索中国研究的新途径，逐渐转向重视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宽容、客观的态度，主张逐步调和对立的理论模式和学术观点，促进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三
费正清的“疑惑”与傅高义的实践
从中国研究的发展着眼，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真正的结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既是一个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研究过程；又是一个理论的综合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具体的实践过程。在综合的过程中，两者都必须考虑自身的特点，最终实现互补。
在研究中，对于中国研究中运用“现代化”研究取向可能发生的问题，美国中国学的奠基者费正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表示了某种担心。到了晚年，费正清对自己所倡导的“冲击—回应”模式进行了反省。他认识到，要分析外部影响的程度和性质，要把外部影响同内部作用的相互作用看作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费正清的反省尚留有余地，没有达到他的学生们提出的“中国中心观”的认识境界，也没有完全否定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但就他个人的认识而言还是迈出了新的一步。毕竟他能公开承认要考察外部影响的程度和性质，注意到内部与外部两者的相互作用及其过程。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心理影响要比经济影响大得多。因此，在评价费正清的历史认识时，应该更多地关注他的思想变化。与对自己所倡导的模式进行反省相联系，费正清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缺乏理解和信任，这种态度与美国学术界注重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的学术时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费正清最担心的是：用现代化模式研究中国可能会使研究简单化、范式化，而且风险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假设，尚未见到具体的研究范例。从费正清对现代化模式的评述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研究模式愈加谨慎，担忧模式的干扰会限制自己的视野。他对研究模式抱有的警惕反映了老一辈中国学专家对待史学与社会科学相互结合的基本认识。在美国学术界，尽管这种结合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由于成功的研究范例尚不多，所以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学者确实不少。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扩大与发展，美国中国学专家更为关注中国的现实，深入中国的社会实际，用研究实践回应了费正清等人的疑惑，才算解开了费氏的心结。最典型的范例就是哈佛大学傅高义的当代中国研究。傅高义完全没有想到中国发生巨变，能够从革命走向现代化。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中国社会竟能产生了内生动力。旧有的“帝国主义”取向、“革命”取向、“民族主义”取向都失去了认知中国的效力。认识这样的巨变，只能进一步从社会科学中汲取养分，“现代化”取向自然成为首选。在哈佛大学，傅高义接受了系统的地区研究训练，任教后从事日本研究和中国研究。他的中国研究从“广东研究”起步，先后有两部专著问世，可视之为姐妹篇。一部是196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另一部是198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从表面上看，我们了解的傅高义的研究集中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但从学术史和研究取向着眼，他的研究有其自身的逻辑和独有的特点——所展现的是社会科学对共产主义问题研究的深入，以个案研究取代一般的叙事，更注重动态研究，进行“中国中心观”的实践。
在美国，由传统汉学向中国学的转变过程中，社会科学和跨学科研究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中国中心观”的提出和延伸、“现代化”研究取向的确立，都大大拓宽了中外研究者的视野，产生了文本以外的深远影响。同时，这种转变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研究的未来方向，使之摆脱规范认识的束缚，也使美国的中国研究与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一学科的学术史证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借助于哲学，中国学研究的深化同样需要理论。
[说明：该文章刊发于《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摘编自《历史与社会（文摘）》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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