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英国学术领域里和英国史坛上，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年）被公认为国际思想大师，堪称“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号称当代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的卓越代表和文化形态史观学派的集大成者，其学术声望和观念影响传遍海内外主要国家或地区。

良好的家庭出身和深厚的家学渊源及学术世家环境，为汤因比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学术条件，也指明了这位天才少年将来的学术发展方向，基本确立了他未来的学术旨趣，造就了他自身深厚的学养。

1889年4月14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汤因比，虽然父亲只是个茶叶进出口公司和慈善机构的职员，但是其家族几代人员中却不乏杰出学者和文化名流，如其叔阿诺尔德·汤因比（1852-1883年）是任教于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叔伯中还有语言学家。汤因比自幼受到良好的古典文化的熏陶和正规文化教育，早年进入英国温彻斯特公立学校，学习拉丁希腊语，此后就读于牛津大学的巴里奥学院古典科，主修拉丁、希腊古典作品。

汤因比的母亲属于英国第一代女大学生，具有良好的现代西方历史教育背景，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可以说，家庭的学术文化氛围和早期学校的古典教育是成就汤因比后来历史学地位的一种无价恩惠。他自己曾经回忆，从他能记忆的幼年起，自己就有了历史的头脑。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母亲，感染和激励了他从事历史研究的兴趣。另外他承认其叔爷老汤因比、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和波利比阿等西方古典时期的历史学家对自身史学研究的影响。

凭借着自己浓厚古典文化的熏陶和基础，1905年开始，汤因比在著名的古希腊史与现代史比较研究专家阿·齐默恩的指导下研究古希腊罗马史，1911年牛津大学毕业后，又远去雅典的英国考古学院进修一年，徒步漫游和实地考察了古代希腊罗马名胜遗迹。希腊的这些美好时光和充实的日子，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雅典的学习生活中道听了世人对英国外交政策的评议，激发了他对当代国际大事的关注；在踏上古国废墟探访古代希腊遗迹的旅途，古老的历史沉积引发了他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

特别是1914年前后，惨烈野蛮的战争带给人类的巨大创伤，使这位正值青春年少的历史学者不时地陷入对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深层思索和深度反思的痛苦情感之中。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关怀，是他毕生不辍，矢志不渝的史学研究动机。他自问道：每当一种灾难性事件发生时，在西方历史当中，这类事件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的呢？由现实去回顾历史，从过去悟出现代的意义。

这种“以古察今，究往知来”的史学情怀，构筑了汤因比鲜明的人文学术特点和勇于探索与突破陈规的精神品质，而这些学术品格又始终贯穿于《历史研究》这部不朽的大著之中，乃至他整个生命，对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1912年回到牛津巴里奥学院攻读研究生的汤因比同时兼任古代史的教学工作。1913年他与英国著名古典学者吉尔伯特·睦里的女儿罗莎琳·睦里结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出于对人类文明悲惨境遇和人类自身命运漂泊不定的深切关怀，汤因比萌发了撰写《历史研究》的冲动，因为此时此刻他深感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正如他在自传中所描写的那样，作者初涉人世就亲眼目睹历史从一个时代转入另一个时代，少年时代是在升平的气氛中度过，1914年8月之前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和平竟会毁于一旦。今天看来，我们要庆幸汤因比因健康问题未能应征入伍直接参与战争，否则以战争的残酷激烈和战火无情的造作，或许人类知识史上就可能已经失去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学术史家和思想家。

事实上战争期间的大多时光，汤因比都供职于后方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大战结束后，他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中的近东问题顾问出席巴黎和会。1919年受聘为伦敦大学教授，在科雷斯讲座中主讲拜占庭史和希腊近代史。1920年代，整个西方世界都因战争进行了反省，普遍的社会心理却笼罩于“西方的没落”悲观情绪之中。正当人们均在为西方文明的前途和人类命运忧虑之时，汤因比却因受到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启发－既为其观点而惊叹和折服，又为作者陷入唯心宿命论不能自拔而惋惜－－正式产生写一部宏观历史巨著的念头。

此时的汤因比既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年刊《国际事务概览》的主编，又任该学会研究部主任。深受启蒙时代以来科学理性和历史理性思想双重影响的汤因比，表现出与传统史学思维和学术观念背道而驰的学术旨趣，他清楚地知道自身思维和人类思想深处的矛盾性悖论：希望人类服膺理性，担心人类非理性力量对理性秩序的破坏，而自身思想观念中却有种道不清说不明的宗教性观念因素在蔓延滋长。这种矛盾性学术品格注定了后人对其史学思想和学术观念表达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汤因比不是个纯粹书斋型学者，而是位身体力行的实践的思想探索家。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921年希土战争爆发后，汤因比以《曼彻斯特导报》记者身份，前往希腊、巴尔干半岛、土耳其等地采访和观察。在飞驰的火车上，这位思如泉涌和思想睿智的年轻人在沉思中拟定了《历史研究》大纲，此后，在十几年写作过程中几乎很少改动，这种空前的学术才思确实令人叹服。1925年，汤因比受聘为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从事教学研究和学术撰写著述。

1937年被任命为英国皇家科学院研究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汤因比又被英国政府作为智囊之一，1934-1946年出任英国外交部研究司司长（调查部部长），1946年再次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出席了许多重要国际会议。1955年功德圆满的汤因比以功勋教授名衔退休。汤因比的人生经历复杂但颇为顺畅。世界局势的激烈动荡和社会变革的风云变幻，反而使他具有了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的双重身份，并以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著称。

晚年写作余，汤因比仍然积极地关注人类命运，参与国际政治活动事务，比如，公开谴责美国侵越、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和南非当局的种族歧视，呼吁世界和平（这点也是当代西方一些著名学者的共性，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生命意识），1975年10月22日，天不假年的汤因比溘然长逝。汤因比一生著作宏富，成就等身。除大量手稿、论文和编著外，还有著作数十部，代表性的有：

《民族与战争》，《新欧洲》，《希腊人的文明和风格》，《巴黎和会后的世界》，《文明经受着考验或考验中的文明》，《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希腊文明时期：一个文明的历史》，《美国与世界革命》，《人类和大地母亲》，等等。其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和蜚声史坛的著作是皇皇巨制《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全书共12卷500多万字，从1921年正式开始酝酿，1927年起着笔撰写，后因担任公职与时逢战争而断断续续，1934-1961年间先后出版了12卷，从构思、写作到完全出版历时40年，但按其设想仍属未完之稿。由此看来，《历史研究》可谓卷帙浩繁，以至常人难以卒读，甚至问世后并不畅销。1946年，美国学者索麦维尔将书的前六卷内容删繁就简，缩写成600多页的单卷节本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当年美国畅销书之一。

后来的曹未风等中译本把它分成上中下三卷出版，汤因比的巨著和学术思想也为东方国家后学们所熟知，汤因比也由此声名远播。1957年，索氏继续将书的七至十卷写成节本出版。1966年，已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汤因比预知无法完成宏大撰写计划，带着几丝世间遗憾和人生伤感，出版《变革与习惯》一书试图为这项宏伟著述工程作个总结。

1972年，汤因比亲自将12卷修订成一卷节本，并附插图出版，以图达到普及效果，但事实上，文字的简化对学术思想却不无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