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在1944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1944年7月22日到1947年3月11日，美军观察组有上百个成员曾经先后驻扎延安。这些成员除少数外交官外，主要是海陆空三军的情报人员。不过，那些早在观察组去延安之前就来延安非军事西方人士，如斯诺等记者，也往往把他们的关注点放在抗战上。甚至医生也不例外，如军医梅尔文·卡斯伯格少校是第一个到敌后战场去考察的美军观察组成员。[28]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日对峙不仅仅限于军事战场上，而且由于这场战争是持久战、消耗战，有些其他因素，如经济较量等，甚至比纯军事更重要。因此所谓军事是广义而言的，包括经济政策、组织结构、政治工作、宣传鼓动，甚至也包括伤员救护… 总而言之，鉴于抗日战争的持续性与特殊性，军事一词应该包括一切影响军事力量对比的多种因素。

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8月13日，国民党军队从北平一路溃败到上海，而日军只顾乘胜追击，造成了华北大片土地权利真空。“无数败兵们以及无数聚集在日本人名下的伪军到处祸害老百姓”，以至于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马上进入敌占区，抓住广大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心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给他们带来了相对的社会稳定与对农民的尊重，因此八路军受到了老百姓欢迎与支持。”[29]

实际上国民党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敌后战场游击战在战略战术的重要性。如1938年起国军就曾开始准备到敌后打游击，并邀请中共将领如叶剑英等人，为他们讲述有关游击战的课程。用白崇禧的话来说“要用共产党当初打我们的办法打日本。”陈诚在1940年对埃德加·斯诺声称有一百多万国军在敌占区活动；[30]但正如林迈可1944年总结的那样：“只有共产党武装能坚持敌后武装斗争，虽然他们没有得到外界援助。1941年有接近上百万中央军在敌后活动，其中不少从后方得到武器与装备。但到现在为止他们只剩下几万人了。其中不少人被日军消灭掉了，而令人羞耻的是另一大部分人投降了日本人，成了汪精卫傀儡政权下的伪军……”[31]

谢伟思分析中共的武装力量时说：“八路军是一支政治部队；他们的思想工作、组织群众及经济政策——以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同时改善穷人生活为主导——所有的一切都主要为战争服务”。[32]中共之所以能在敌后坚持打游击战，主要取决于强大的组织能力，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总动员。”[33]在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在斗争中逐渐完善自己的组织结构与政治思想工作系统，大力开展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得到了当地老百姓支持。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为游击区的建立与巩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1）提供给养，使中共武装力量能在艰苦环境中生存下去。

（2）群众组织为部队建立了一个情报网，使他们尽可能避开日军有准备的进攻，而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对无准备的日军进行歼灭战。

（3）青壮年加入民兵组织，一方面在不脱产情况下抗击日军，另一方面为正规军、地方武装、提供了有一定战斗经验的后备军。

因此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力度是西方观察者衡量中共军事力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如当初观察组之所以到延安，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考察以前西方人士关于中共是否的确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但史迪威将军觉得他们在延安的调查报告还是分量不够。在接到美军观察组刚到延安赞扬中共抗日的报告后，马上决定派出八个一组情报人员到敌后游击区进行战地考察，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充分证实老百姓对中共的支持力度。[34]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由于这是美国抗战中与中共唯一的官方交往，我们从美国各档案馆收集的大量文献是有关美军观察组的。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引起了中共的极大重视。1944年8月15日毛泽东亲自改写了《解放日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不仅在题目“欢迎美军观察组”加上战友们三个字，[35]而且根据我们在中央档案馆看到的文件，他对社论中许多句子都做了细致的改动。[36]

中方热情不是单方面的。当时中共中央看到国民党政府不遗余力地管美国要援助，明文下指示不要向美国人主动提出要武器。而多位观察组成员，如包瑞德、谢伟思、毕德金等则先后提出要为中共提供武器的设想。[37]美军观察组最初打算在延安驻扎三个月，但由于种种军事与政治上的考虑，逗留了将近三年之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观察组成员名单上有上百人。

除了几位外交官之外，观察组报告主要是从经过专业训练的海陆空三军军事情报人员的角度，来向美国政府与军队描述中共抗战实况。在这近三年的日子里，观察组成员写了大量报告，忠实地向美国政府提供了敌后根据地有关对日俘“心理战”（即中共对日俘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共抗日武装的组织结构与战斗力、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力度以及搜集敌情的能力等详细军事情报。

美军观察组之所以要驻扎在延安，除却地缘政治多边关系方面的考虑，是有明确的军事目的的，而中共之所以对美军观察组给予大力支持，不仅仅因为美军是同盟，更重要的是希望得到美方在武器装备上支持。通过观察组报告，我们可以说中共在最初时期（观察组成员称为蜜月时期），中共多方面满足了美军要求：

（1）敌军情报；中共不仅履行了诺言，而且超出了美军情报机构的预期：“几乎在日占区的每个角落，延安队伍都有常驻情报人员或武装力量。因为他们不断与日军发生战斗，他们拥有敌军战俘与情报的出色资源。”[38]包瑞德在给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报告中写道：“这一点完全可以看清楚，只要有共产党人的合作与协助，你们所做那种工作机会在华北一带是没有任何限制的。”[39]用观察组成员克洛里少校的话来说：中共根据地提供了“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敌后军事情报来源。”[40]

（2）救助美军飞行员：美军观察组延安气象台是全国最准确的一个，为美军飞行员提供了更安全的飞行条件。同时中共对敌后被日军击落的飞行员也进行了大量救助。特别希望如果美军在沿海登陆，中共游击队可以在敌后给予掩护与支持。

（3）对日宣传：当时有一百多日本战俘在延安工农学校学习，而其他有几百日俘分散在各个敌后根据地里为中共做火线宣传。这批日俘不仅真心诚意地为中共工作，而且还教美军战争信息局前往延安的工作人员如何起草日军能接受的，符合日本士兵心理状况的传单。因此美军观察组中的日本通在驻延安期间先后给美国军政界写了71份报告，探讨如何借鉴中共对日军战俘进行“心理战”的方式。

总而言之，美军观察组认为在敌后根据地逗留对太平洋战争顺利进行是有很大帮助。一直到赫尔利作为驻华大使于1944年末实行一边倒倒向国民党政府之后，美国战略情报局还仍然在想如何与中共共同完成多项军事计划。其中一位负责人保罗·赫利韦尔上校在1945年3月26日写道：“如果迪克西使团全力以赴地工作，我们需要同时至少有一百多个美国人员在华北开展活动，这些人一半应该是军官，而另一半应是征募来的。”[41]

可以说美军观察组的中国通们是最早一批认识到如果蒋介石在抗战结束之后发起内战，赢家有可能是中共，而不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在1943年6月24日，美军观察组被派出一年之前，戴维斯在要求美国政府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报告里明确指出：抗战胜利后，如果蒋介石要打内战，中共在武器方面得到苏联的支持，就会打败国民党，成为新中国的主人。[42]而观察组成员们通过实地考察，普遍认识到如果内战发生，中共抗日实力会使他们在内战中战胜对手国民党。

而且这些中国通也知道，在抗战八年中，苏联主要把武器给了他们的对手国民党，几乎没有给过中共。用戴维斯的话来说：“虽然中共领导口头上不承认，”对苏联不提供武器援助这件事“他们不可能不对此气愤，除非他们没有七情六欲。”[43]换句话说，谢伟思、戴维斯认为只要美国政府努力，美国有可能争取中共相对中立，因为中共是在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有能力独立于苏联的。这种独立性也来源于中共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军事力量。因此，这些美国外交界中国通们一致认为：为当前抗日和战后遏制苏联这两方面的美国的实际利益着想，中共军事力量应该成为美国政府尽可能与中共保持良好关系的主要原因。

但是，其他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对这一点远不如身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认识深刻。1945年7月，美国战争信息局编写了一部名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长篇报告，为战后中国政治形势变化做准备；虽然报告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几乎所有不带偏见的观察者都一致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组织系统与最强的纪律性、最有建设性的队伍……”但是显然还是不相信武器占绝对劣势的中共会在解放战争中胜利：“有些最敏锐的观察者们居然认为‘如果今天重庆反动政府继续当权的话，’中共将夺取（中国的）领导权。”[44]换句话说，在1945年7月，虽然编写分析中共报告的美国战争信息局工作人员，对亚洲战况有一定了解，他们也认为这个预言不可思议，更别说那些对亚洲状况一无所知的美国政府高层领导人了。

美国与中共抗战交往导致失败的文化因素

通过阅读这批史料，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初次与中共交往的复杂性。他们的交往有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1945年1月9日毛泽东还曾经通过克洛里上校捎信给魏德迈将军，要求以私人形式到华盛顿去拜访罗斯福；部分是因为中共不仅希望在抗战时期得到美国军事援助，也希望战后经济建设方面得到支持。[45]尽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共与美国政府第一次官方接触却没有防止二战后双方关系从同盟的“战友们”走向冷战中的对手。

除却美国国内两党对总统席位的竞争，美国战略反攻路线的改变，政治考虑从战时转向战后，美国在西半球反苏反共不可能在东半球实行相反的政策，以及美国军政界驻华人士的变化等，还有一个属于文化范畴的因素：就是西方人士、特别是美国政界，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根本误解。无论是罗斯福也好，还是先后介入国共两党关系的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也好，最初都抱着一个先入为主的信念，以为国共两党之间就像美国国内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一样，可以作为执政党与反对党而和平共处。

从意识形态上，中共是处于美国政治的对立面。因此，即使国民党不是执政党，从逻辑上讲，美国也应该站在国民政府一边。所以无论是扶蒋联共也好，还是扶蒋反共也好，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政界人士眼中还是中心。既然被选择为中心，美国就希望国民党能在反轴心国的战场上起作用。但是事与愿违，美国大使高斯一到中国就建议选择蒋介石作为美国在中国战场的主要支持对象，然而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仅仅一年中，就对国民党政府极其失望。高斯把共产党得民心的缘故归功于国民党国策的失败：“如果国民党有远见，采取一些简单而卓有成效的办法：搞农业改革，搞合理税收，按工合方式发展本土工业，就可以彻底拆掉像共产党这样的反对派的台。”[46]由于国民党政府不能在农业、财经、与工业发展三方面自立，迫使美国政府为了在中国战场上找到一个能有足够军事潜力得以与日军抗衡的同盟，不得不正视自己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

其实这种态度不仅代表了当时一批在重庆使馆工作后来被打成红色分子的中国通，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抗战时期大多数前往延安探险的西方人士。不管他们政治立场如何，这些人无疑都是反轴心国的，同时对战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有着切身体会。去延安目的就是希望证实还有一支生气勃勃的抗日武装力量活跃在敌后战场上。

然而当中国敌后根据地与国民党控制区产生了鲜明对比，确实证实了这些人的希望时，大部分人又很难克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成见。一方面这些到过根据地的西方见证人或者把中共称为带引号的“共产党”或“所谓的共产党”。部分由于当时中共为了能在敌后根据地坚持下去，不得不随机应变采取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温和政策，因此似乎也从表面上证实了这帮西方自由主义者们的“良好愿望”。另一方面这些人又用西方两党制，或者议会制来做自我安慰，似乎这样就可以避免看到中国在战后成为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实际上这些西方反轴心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是必然会失望的，正如邓野指出的那样：“根据民国政治的逻辑，联合政府的提出，其基础与依据必须出自武力，然而联合政府本身，却又是一个超武力的民主与和平的要求，但是，根据中国逻辑自身的历史局限，以武力为基础提出的问题，很难以武力之外的方式而获得解决。”[47]共产党绝不会把军队像赫尔利所希望的那样，完全交给国民党政府，这相当于交出了自己生存的权利。国民党也绝不会像马歇尔所希望的那样，允许中共保持相对比例的军队，这等于给中共时间与空间进一步发展壮大，其结果是必然即将从根本上威胁中央政府的存在。因此国共冲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终在解放战争中诉诸武力获得解决。

这些曾经目睹过中共在艰苦卓绝环境中在敌后抗日的西方见证人，就成了错综复杂历史变迁漩涡中的牺牲品。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风行一时，这些中国通们被右翼指控为“失去中国”的罪魁祸首。其中一些年轻有为的外交官们，如戴维斯、谢伟思等，为了这段经历还断送了在美国政界的锦绣前程。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情报人员，当年以高度的责任感撰写出的精彩报告，内容不仅没有被美国政府采纳，而且至今还尘封在国家档案馆里，很少有人问津。鉴于中共游击战史料的匮乏，这些西方人士的观察从军事策略、政治宣传、组织结构、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提供了了解敌后根据地抗战的珍贵文字和影像资料。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国际视野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13＠ZH028）

[1] 杨奎松：“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日战略方针的演变”，张海鹏主编《第二届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4）。

[2]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499页。

[3] E．J．Kahn，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

[4] Peter Rand，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a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Schuster，1995）．

[5] Paul Gorden Lauren，ed．The China Hands’Legacy：Ethics and Diplomacy（London：Westview，1981）．

[6] Stephen Mackinnon，China Reporting：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1930sand 194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7] Kenneth E．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A Persuading Encounter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

[8] 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9] James Reardon－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80）．

[10] 如JosephW．Esherick，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ervice （New York：Random House，1974），David Barrett，Dixie Mission：The American Army Observer in Yenan 1944（Berkek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Gary May，China 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 （Washington DC：New Republic，1979）．

[11] 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2）．

[12] Carolle J．Carter，Mission to Yenan：American Liais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44－1947（Kentucky：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97）．

[13]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14] 张威：“史沫特莱的若干历史悬案”，《国际新闻界》，2011/6。

[15]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埃德加·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国际关系的贡献和影响”，《湖北社会科学》，2011/7。

[16] 陶文钊：“四十年代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近代史研究》1987/2。

[17] 胡月英：“华莱士访华：美军观察组的最终成行”，《社会科学研究》2009/4；“中国沿海登陆计划与美军观察组”，《百年潮》2008/1。

[18] 于化民：“中美关系史上特殊的一页”，《东岳论丛》，2006/7。

[19] 吴景平：“美国军事观察组发自延安的报告概要”，《党史资料与研究》，1986/6。

[20] Gurman，Hannah．The Dissent Papers：The Voices of Diplomats in the Cold War and Beyond （New York：Columbian University Press，2012），p．98．

[21] 吕彤邻：“抗日战争中期中共对外信息传播——以晋察冀‘国际饭店’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7期，21－28页。

[22] National Archives，Maryland：Hall，Martel．“Report by Mr．Hall on his Observation in Chinese Communist Controlled Areas in the Course of his Trip from Beiping to Chungkinh，”RG59，CDF1940－1944，893．00/14981，1943/03/15．

[23] FRUS，China，1944，Clarence 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1944/3/29，pp389－91．

[24] 武道：“我从陕北回来”，齐文编《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上海：作家书屋，1946，25－31。

[25] 中央档案馆：“程（子华）等有关美军观察组活动写给叶剑英的报告”，1944/12/30。

[26] 程（子华）等，1944/12/30。

[27] W．J．Peterkin，Inside China：1943－1945（Baltimore：Gateway Press，1992）．

[28] National Archives：Melvin Casberg，“Report from Casberg about his September to the CCP Frontline，”RG403/box11/roll1（microfilm），1944/10/15．

[29] National Archives：Melvin Casberg，“Report from Casberg about his September to the CCP Frontline，”RG403/box11/roll1（microfilm），1944/10/15．

[30] Edgar Snow，Battle For Asia（Cleveland：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42），p．183．

[31] Library of Congress（Microfilm）：Michael Lindsay，“A Surve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and Kuomingtang”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1911－1980）4519/159/10．1944/09/27．

[32] University of Oklahoma，Hurley Papers；Service，John．Report＃10“Summary of the Situation in North China．”1944/8/15．

[33]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479页。

[34] Ludden。

[35] 《毛泽东年谱》1993－1949，中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35页。

[36] 中央档案馆：《解放日报社论修改稿》，1944年8月15日。

[37] 中央档案馆：《程（子华）等人关于美军观察组活动概况给叶剑英电报》，1944年12月21日。

[38] NATIONAL ARCHIVES：Ray Cromley，“Suggested Intelligence Network in China”rg226/154/198，1944/08/13．

[39] NATIONAL ARCHIVES：David Barrett，“Letters from Barrett to Colonel Hall，”rg226/148/7，1944/08/07．

[40] NATIONAL ARCHIVES：Cromley，“Report on Yenan”，RG226/148/7，1944/07/31．

[41] NATIONAL ARCHIVES：Paul Helliwell，NATIONAL ARCHIVES，RG226/154/203．

[42] FRUS，China，1943：John Davies，“The American Stake in Chinese Unit”1943/06/24．PP258－66．

[43] National Archives：Davies，“Memorandum on China”RG59CDF 1945－49，893．00/4－2745．1945/4/27．

[44] Lyman Van Slyke，ed．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July 1945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8．

[45] National Archives：Cromley，“Memorandum to Wedemeyer from Cromley concerning a trip to CCP Leaders to US，”RG493/238/7，1944/01/09．也见Barbara Tuchman，“If Mao Had Come to Washington：An Essay in Alternatives，”Foreign Affairs，1972/10．

[46] FRUS，China，1942：Clarence 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1942/12/16．PP266－9．

[47]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1，505页。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