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0日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9级硕士生第一、第二党支部顺利举办了疫情期间线上讲座，由我院2019级硕士生第一党支部书记韩学同志主持，并有幸邀请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王凛然副教授主讲。王凛然老师以“国家视角与历史研究”为主题，给本学院30余名硕士研究生党员同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王老师开场便提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诸如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都做出了自己的知识贡献，但除医疗史等少数专门史外，历史学总体却有缄默、失声感，所提供的学术供给与学科力量较其他学科小很多。“史学研究”公众号于2019年3月11日发表了《新冠之下的历史学》一文，该文观点虽可商榷，但也确实反映了史学研究的一些尴尬，引发了对历史学功用的更多思考。

历史学的用处，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论历史》都有所谈及。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年鉴学派第三代慢慢走向了新文化史，在开创新的史学领域同时，某种程度上也产生了碎片化史学之忧。事实上，历史学的价值既具有书斋性，也具有社会现实性。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很多历史学者，如哈佛大学教授大卫·阿米蒂奇等发表《历史学宣言》，呼吁历史研究应该放眼全球、回归长时段，让史学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并使历史服务于社会，实现其作为人文学科的现实意义和价值。2019年12月第6期的《历史研究》也开展了历史学走出“碎片化”的学术讨论，均值得关注。

走出碎片化有多种途径，需要跨学科的关怀与努力。历史学研究需要体系，其中框架是关键，框架的边界是理论。与理论相结合，借助社会科学，通过理论建构因果性，并重视逻辑推理，加强过程与结构化结合，可以焕发更大的讨论空间和思想性可能。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模型都可以给历史学研究提供启发。王老师进一步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科学的概念就包含一种以研究的逻辑为中心所规定的严格方法论的指导而获得的客观知识”，谈论结构不可能回避概念。作为历史学者，我们不能将概念作为解释的终点，止步于已经给出的概念，同样不能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去解释历史，而应将概念自身作为变量来进行分析，把概念作为起点，并把概念上升到理论对读的高度。只有将其作为变量分析，才能实现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同时争取实现理论与史料史实的结合。

王老师以modern state概念为例，谈论社会科学史学的可能性，提出以国家的视角介入史学研究。王老师以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书中的一个案例谈及清政府崩溃的因素之一就是没有建立现代国家。著名学者Charles Tilly提出“战争塑造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发动战争”的结论。人类进入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建立现代国家。清末新政之后，一直到1912年我们才在形式上建立了现代国家。一直到1949年我们才开始在实质上真正建立起现代国家。我们须了解，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既具有某些同质面，也具有很多不同质面向，如“在形成社会的同时形成国家，或者通过社会组织的建立（如商会、学会、媒体等）来重建国家的制度。”

现代国家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最高效的政治组织单位，通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也能感受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以国家的概念和理论去研究国家的历史非常重要。杜赞奇在《文化、权力和国家》提出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主题，有一定道理。王老师认为未来的历史学可以和社会科学更和谐共进，历史科学也应该与社会科学拥抱。这是因为，历史学需要理论，理论也需要历史学。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需要的理论一定是和中国历史经验相对话的，甚至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生长的。现代国家史、革命史、现代化史的交融，可以让我们看到更有深度、广度的历史，对现实或许能产生更大的效度。“国家”不仅是一种理论性存在，也是一种历史性存在；不仅是一套规范性理论，也是一套经验性理论；不仅是一种本体论存在，也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存在。

优秀学者的判断标准有一条——敢于挑战自我知识的极限。在历史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史料，也应花时间在理论上，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维度去研究历史，推动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竞合。这种竞合将有利于建构更好的学术话语体系。

讲座结束后，韩学同志联系现实，与王老师交流了自己的疑惑，询问王老师中西方国家间防疫的差异以及如何看待冷战后三十年历史的变化与不变，王老师结合自己的思考和想法，耐心地予以了解答。

投稿：2019级硕士生第一、第二党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