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Big Data）出现的时间不长，但就其影响力来说，无疑对社会科学的影响甚巨，一时间各个学科关于大数据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呈现井喷状态。历史学界对于以“大数据”为核心一系列新理念的接受与回应，与其他学科相比，相对来说比较滞后，有学者戏称“历史学是变化最慢的学科”。为适应新的学术生态和研究形势，2016年11月4-6日，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与《史学月刊》编辑部联合主办的“首届新史学青年论坛：大数据时代的史料与史学”在南开大学隆重召开。会议通知自发布后，得到学界特别是青年学者积极响应，共计收到参会论文120余篇，经审查委员会认真评阅、审议和筛选，结合会议主题，最终入围了43篇论文。

在开幕式上，南开大学校长助理于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江沛、河南大学副校长张宝明分别致辞，欢迎各位学者参会砥砺，并对于此次会议做了详细的介绍与展望。另外，参加此次会议（含召集人）的还有王兆军教授、陈志强教授、王先明教授、李金铮教授、侯建新教授、余新忠教授、付成双教授、赵学功教授、王天根教授等专家学者，《史学月刊》郭常英主编、翁有为编审、周祥森编审、汪维真编审、吕满文主任、徐莹副编审、张秀丽编辑一行。此次参会论文涉及面虽相当广泛，各位与会学者亦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院校与科研单位，青年才俊与史学专家汇聚一堂，但主要聚焦于以下五个论题：大数据的概念问题、大数据与历史学研究、历史学数据库平台的建设与构想、大数据的优势与缺陷和以“新视野、新材料、新方法”为核心的其他论题。会议分为两个分会场，两天共八个分小组进行了热烈甚至尖锐的交流和思想对撞。

会议现场

大数据的概念

教育部长江学者、南开大学数学院教授王兆军，对于大数据的概念剥茧抽丝、追根溯源，介绍了数据的存储、处理、分析、理解乃至应用的具体过程，并谈了他对大数据与历史学科如何关联的认识。王兆军指出，1922年11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史地学会作了“历史统计学”的讲演，提出了“历史统计学”概念。对于当代历史学界来说，计量统计作为方法，并非一个新的事物。另外，多名与会学者（如郭辉、姜萌、马卫东、胡优静等）的论文和讨论各个议题的过程中，皆涉及到了大数据概念及应用等相关问题。

大数据与历史学问题的具体结合

关于大数据与历史学具体的领域的研究实践，是此次会议的重点之一。王哲在《基于多版本邮政舆图的近代邮政网络空间分析》中，图文结合，结合表格与GIS分析，展示了20世纪初30年间邮政网点的空间分布和定量状况；王涛通过《群像的描述与类型的分析：数字工具挖掘》一文，采用了人口学统计和类型分析两种方法，对于《德意志人物志》（ADB）做了翔实的研究；张琰《中古政治•文本分析与E-考据：淮南三叛再研究》一文，通过史料钩沉，分析了王凌、毌丘俭、诸葛诞三人叛乱动机及与秦汉以来所形成“二重君臣秩序”之间的关系；杨凡在《大数据时代环境史史料运用》中更多了介绍了数据库等电子资源在环境史研究中的作用与使用；明成满《大数据背景下近代佛教史研究》一文，通过介绍有关佛教史研究的各色资料，致力于推动佛教史研究和转变；张林峰《碑刻中工价的资料处理与运用：以大数据为研究工具的尝试》一文，从所掌握的碑刻资料，分析了工价资料的使用方法与长时间支付规律；曾桂林的文章《大数据时代慈善史研究及其运动》（初稿）构想了大数据与慈善史具体研究的关系；王天根《大数据时代的珍稀史料考释及史学价值所在：大英图书馆藏“发信件簿”数据化处理及其反映清帝国通讯之侧影》一文，通过中央与地方通信频率等一般性情况，试图窥见其通讯系统的一面；韩健夫在《大数据时代视野下历史气候研究的史料与史学：以游牧民族迁移及王朝兴亡为例》中，集成以往研究成果和各类数据，进行了一个总体性考察；伍斌通过《大数据与国内美国史研究的机遇与挑战》一文，论述了大数据与当前美国史研究的相关问题及展望；王小红《北宋作者的时空分布特征：基于QGIS技术的研究》一文，则主要从QGIS技术出发，做了一个关于《全宋文》的样本分析；张昊苏的文章《红学与E-考据的二重奏：读黄一农》对黄一农著作及E-考据概念做了自己的理解；张国文《数字化技术在文博考古中的应用》一文，对数字化技术、大数据对于文物考古领域的影响和可以发展的空间做了宏观论述。

数据库、电子资源建设

本次会议，特别邀请Gale公司，着重介绍了目前数据库-电子资源的建设情况，包括大英图书馆报纸（1600-1950）、《泰晤士报》数字典藏、《金融时报》数字典藏、十八、十九世纪作品在线、美国解密档案在线、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线典藏等大型数据库情况；在数据库的应用方面，程斯宇在《数据库与地方党史文献的发掘与利用：以读秀学术搜索和1940年代中共华北党组织整风整党相关史料为例》一文中，介绍了“读秀数据库”和地方党史文献在党史领域研究的助益；吴玲通过《大数据时代“全史料数据平台”的构想与建设：以现有的历史资料数据库为例》一文，介绍了日本的历史资料数据库，对“全史料数据平台”建设提出一些构想与方案；张欣在《古籍、学术论著数字化与中国古史研究》（初稿）一文中，集中探讨了古籍数字化、数据库建设诸问题，对此提出思考与构想；胡越英从《以罗斯福总统图书馆为例谈历史文献数据库的运用》一文，通过对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的推介，引申出国内数据库建设、应用的相关问题。

大数据的优势与缺陷等问题

大数据时代下，机遇与挑战并存，各位学者对此均做了相当激烈的讨论和反思。姜萌在《大数据会对史学产生根本冲击吗？》一文中，解析了大数据与一些历史认识论的基本问题；马卫东在《大数据时代史学的多元发展趋势》中指出，目前史学研究存在“史料样态、研究主客体、方法认识论、传播模式”多样化四个方面，以此为核心解析了论题；胡优静《历史学数字资源利用的陷阱与误区》以“四个陷阱”为核心，对大数据使用提出一些忧虑，做了详细的论述；顾晓伟《大数据时代的人文关怀：浅议史学方法革新和史学观念的互动》一文，从史学方法革新与史学观念互动层次，对大数据问题进行回应；许兆昌《当记忆成为常态：历史学何去何从》从信息时代变动和史学发展过程等视角对历史记忆的研究进行介绍，也关联了大数据等命题。

其他相关论题

除上述论题外，另有夏炎《地方官应灾的德政记录：历史特殊性与史家选择—以为中心》（讨论稿）、毛立坤《地狭人稠型城市的治理与困境：以港九时期（1860-1897）的香港为例》、刘芳《1900年美国对中国领土的觊觎：以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外交、军事档案为中心》、杜恩义《1913-1914年西方撤退驻华军队问题考察》、贺江枫《通敌与抵抗之间：1940-1942年阎锡山政治选择的历史考察》、王玲《国共两党、民间力量与河南孟县的抗日游戏战》，雷娟利《二战时“中缅印”战场史口述文献述评》、魏兵兵《西方学界蒋介石研究综述》、李军全《节庆与政治传播：战时华北中共根据地的春节宣传（1937-1949）》、张弘毅《关于九一八前后中国东北地区对日贸易的几个问题》、陈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创设》、杨双利《史料、口径与数字：论清代赈灾问题及其相关问题》、亓佩文《亚述和巴比伦王表刍议》、梁跃天《民族保守主义与保守主义实践的形成：1792-1793年英国反改革运动》、白爽《知识即权力？英国医生权力的发展和变化趋势（1800-1948）》、白云天《阿拉伯的希特勒还是今天的萨拉丁：心理障碍与美国和阿联之间的战略的矛盾（1957-1959）》、王娟娟《冷战时期美国守护儿童的纯真与反对漫画书运动的开展》等文章，各位学者运用了新发现的资料、新的方法、从新的理念甚至旧题新做，对所构论题做了相当深入的探索。

与会人员合影

优势互补还是史学危机：一个未完的思考

历史学同时也是“历史性”的学科，反映着时代的历史。目前学者自觉或主动的运用“大数据”进行历史学研究，无疑是新技术、新方法冲击下的实效回应。如王先明教授在第一场分会场总结所言：类似于1986年10月，由南开大学、天津人民出版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共同发起，在天津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这次会议大致上可以看作是学术界有计划地恢复社会史研究活动的开始，社会史自此也有了30年广泛的发展与深化。如今各类工具日异日新，我们在此共襄此会。若不出所料，学界将会继续举办类似学术交流，关于大数据、新工具和新方法与史学关系的讨论，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趋势、研究模式与学术取向，期待青年学者做出更大的成就，这可能是此次会议的长期意义。

在闭幕式，各位学者交流感想，总结分会场相关情况。江沛、侯建新等教授等则更多的呼唤青年一代史学工作者，不断完善自己知识结构，自觉的推动学科交流乃至学科综合，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下历史研究的便利，力求使得学术研究走向多角度、多视野、多学科的新境界。借助于多学科、大数据等路径，或将成为史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当然，诸多学者也认识到，“大数据”某种程度也会给史学研究带来“恐慌与危机”。如今的历史学研究，通过便利的检索手段和数据库技术，这种状况影响到了学者的研究方式的改变。如何评估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技术带来研究样态的变化，都是需要认真面对和慎重思考的问题。如姜义华在《大数据催生史学大变革》一文中所指：“大数据将量化研究广泛引入各种历史问题研究之中，但是，任何量化的东西，都有其边界。目前各种数据库所选录的数据，不仅存在既有资料本身的局限，还有建立数据库时建立者自身标准的局限。使用数据库者，选择多少样本，选择什么类型的样本，亦有极大的主观性。因此，不能将量化研究的意义无限夸大，定量研究须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成果方才可能有更多的科学含量”。“大数据”作为一种前沿方法，在与历史学研究结合时，稍加不慎，可能会出现一些“陷阱”，与会青年学者胡优静亦有此忧虑。

反思传统的历史研究，大数据与史学研究如何科学的融合，无疑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塑造界限与打破界限同构同生。物极必反，不能让理性的“大数据”工具变成随意解释、盲目运用的“大忽悠”，这是一代史学工作者需大加追索的时代命题。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工具，“新方法”是否可以与传统史学方法优势互补，相得益彰，这是我们未完的思考，也是超越此次会议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