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来明代海防史研究的回顾和检讨

陈贤波

[摘 要]

明代海防问题的相关研究，长期以[]来被置于倭寇史、军制史和海疆史三个学术脉络之下，已有成果丰硕，充分勾勒出整个海防体制的概貌和趋向。近年来，历史学的区域研究方兴未艾，回到当地的社会脉络，通过区域的、个案的研究揭示一时一地的海防实态，从许多历史的细部进一步揭示出国家制度的地方实践。从问题和思路的角度回顾近40年来明代海防史研究现状，有助于检讨和思考整个海防史研究的理路和存在的问题。

“古有边防而无海防，海之有防自明始也。”无论是站在传统王朝国家的立场，还是今人对海防思想与海防体系的认知，中国海防史的书写从明代开始这一观点基本被学界同仁接受。这不等于说，明代以前沿海各地不存在地方性的防御设施应对海寇问题。而是强调进入明代以后，这些沿海防御设施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不仅要处理活跃在沿海各地的海寇，也要面对各色外来入侵者的骚扰。如果说明代以前是“海防的萌芽”或“海防前史”，明代以后则真正形成海上防御体系，是海防体制的创成期。正因如此，明代在整个中国海防史研究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回顾近40年来的明代海防史研究，适可作为引子，借以检讨和思考整个海防史研究的理路和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说，明代海防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被置于倭寇史、军制史和海疆史三个学术脉络之下，成绩斐然，已经充分勾勒出整个海防体制的概貌和趋向。近年来，历史学的区域研究方兴未艾，回到当地的社会脉络，通过区域的、个案的研究揭示一时一地的海防实态，从许多历史的细部进一步揭示出国家制度的地方实践。出于避免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流水账”罗列，本文试从问题和思路的角度，从倭寇史、军制史、海疆史和区域视野三个方面进行回顾和检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有以教我。

倭寇史脉络下的海防研究

终明一代，倭寇海盗对东南沿海地区的侵扰时有发生，以嘉靖万历间祸害最烈。平息“倭乱”一时成为国家要政，有关海防御倭的著述大量面世，既有专记倭国倭情者，也不乏专门讨论海防地理及御倭策略、战术的兵书，奠定了日后研究的基础。

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倭寇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李晋华、黎光明、陈懋恒、吴重翰、孟锦华、王崇武等一批学者在日寇加紧侵华、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借古鉴今，以历史上的倭乱为题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黎光明的《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及陈懋恒的《明代倭寇考略》二书。

黎光明的《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从明朝御倭军队来源探讨倭乱，分上下两篇，上篇述沿海卫所军腐败，不能不调客军御倭的海防背景，下篇分述从各地调遣的各种客军的来源、组成和作战得失等等。作者指出“此书之作，只注重于调遣军队”，但全书专论当时召募客兵应变的军事变革，立意新颖，切中要害，不至流于浮泛，大别于同时期其它倭寇研究著作。

陈懋恒的《明代倭寇考略》全书近10万字，论倭寇来源、猖獗原因、各省倭祸，倭寇首领等最为详尽，并有专章讨论“倭寇之戡定”，对城戍、战船、将帅、兵士、民众等海防体制各个环节均有简述。她特别注意到战船的重要性，指出“卫戍虽固，倭从海上来，迎击追剿，咸赖水师，故战船尚矣”，也注意到船只征募和船制的地区差异，指出“明初所造船只，岁久废败，倭患起，临时征募渔船，或得胜，则仿制以用。故嘉靖以后之船制，参差不一”，认为“大抵沿海各地习惯不同，船之式样，因地制宜，名称亦随之增改。每卫所有船只，大小参配，各有其用”。

同时期的一些学者，如王庸、吴玉年、王婆楞等，则致力蒐集整理海防御倭史籍。其中以王婆楞的《历代征倭文献考》最为可观。全书摘录各家传记、奏议、笔录、简牍、说部二百余条，所记始自周代，以明代倭寇问题所占篇幅最多，约居全书三分之二，作者不仅“蒐集往古征倭史实，取证于文献”，同时“目系以按”，按语内容“或补文献之不足”“或释文献之涵义”“或作前后事实之连系”“间亦申述著者之意见”，堪称倭寇史料汇编，为入门者提供指引。

早期的倭寇研究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进行的，重在描述倭患的破坏和明军的平寇战争，或表彰御倭将帅，或痛陈官府腐败，表达了较为强烈的民族情感。20世纪这种研究模式一直延续至50、60年代。前述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于1957年再版重印，李光璧《明代御倭战争》、周一良《明代援朝抗倭战争》等题材相近的著述也相继刊行。

值得重视的是陈文石1965年发表的《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作者从明代的禁海政策、贡舶贸易制度与沿海地理经济条件入手分析私贩贸易与寇乱的关系，说明私商、海盗与倭寇结合的祸乱起因，对私贩转为海盗以及官府的剿寇策略和行动有较详细的描述，隐含了从沿海社会变迁思考寇乱发生发展的新思路，是同期研究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8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兴起对倭寇起因、性质问题的研究，更多地从经济贸易因素切入，试图回应当时热议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如戴裔煊在《倭寇与中国》（1987）一文中指出：“嘉靖年间的倭寇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以农民为主力，包括手工业者、市民和商人在内的被剥削压迫的各阶层人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标志之一，不是外族入寇”。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戴裔煊的《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及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其他相关的专题论文数量相当可观。

此后的倭寇研究，由于焦点往往放在明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日关系）和海洋贸易，重在揭示倭患起因、性质及与地方社会变迁的关系，兼及海防设施、军事策略和战役战事，从倭患检讨海防运作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反而，相关研究越来越重视从沿海社会自身的发展脉络理解寇乱的产生，有助于揭示明代中后期社会转型的地区进程。新近也有一些学者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讨论倭乱的影响，进一步拓展了倭寇问题的研究面向，但内容基本与海防问题无涉。

最近30年来研究倭寇问题用力最勤、贡献最大者，当推已故台湾学者郑樑生教授。郑氏1981年出版《明史日本传正补》，1985年出版《明代中日关系研究》，尔后陆续编辑《明代倭寇史料》（1~7辑，1987-2005），又撰有与倭寇相关的研究论文逾二十篇，大多收入氏著《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1~13辑，1990-2004）中，题材遍及御倭战事、兵制、人物和史料评介等。郑樑生不仅对嘉靖间的剿倭政策和平倭战役有若干具体细致的研究，且十分重视方志和文集史料，特别对佚存日本的稀见史料之蒐集整理。譬如他介绍东京公文书馆发现的明万历年间侯继高撰《全浙兵制考》一书，就载有海防水陆兵员、船只及饷银的重要信息，又如他最早介绍明末郑大郁撰《经国雄略》一书，重点指明所载“海防考”的价值，均为了解明代海防的关键资料。郑樑生的遗作《明代倭寇》（2008），虽晚出于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一书，但系统论述明代倭乱全貌，旁征博引，反映了作者数十年倭寇研究的基本论点，可作为该项研究的总结之作。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两岸早期学术交流不甚通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学界能充分吸收和借鉴郑氏上述研究者寥寥无几。

日本学界对倭寇问题的关注同样由来已久。早期较为著名者，如片山诚二郎、佐久间重男、中山久四郎、田中健夫等，多围绕中日关系（海禁政策）和贡舶贸易进行研究。其中，1982年日本教育社出版的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由于最早在国内出版中译本，较为国人所知，该书“明朝的倭寇对策”一节专述“海防负责人的更迭”，但行文比较简略。松浦章《中国的海贼》也专列一章论述明代的海禁政策和倭寇活动。新出的研究如太田弘毅《倭寇：商业·军事史的研究》，则注重倭寇活动的细部研究，其中考察倭寇走私中国的烟硝、铁至日本，从日本偷运刀剑、扇子、硫黄至中国等问题。

军制史脉络下的海防研究

“北虏”“南倭”是明朝军政大事。举凡涉足明代军事制度史研究，都必然要面对边防（“北虏”）与海防（“南倭”）的问题。已有若干评述文章回顾明代军制史的研究状况。总的来说，在内容上，学界对内地的卫所、军户、军屯等制度用力较多，地域上则偏重北方边镇的军事防卫，对沿海卫所和海防的研究相对不足。

目前可见最重要的三部多卷本军事史通论著作——《中国军事史》《中国军事通史》和《中国历代战争史》，均把海防问题作为明代部分的重要内容来编写。《中国军事史》7卷9册，全书以军事制度、军事工程、军事装备、军事思想、军事战略等专题为纲，朝代为目，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多卷集系统研究中国军事历史的专著。对明代海患、海防战略部署、海防筑城、水军和战船等概说性的描述，散见于各专题卷次之中。军事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军事通史》17卷20册，体例以朝代为经、重大军事事件为纬，内容丰富。其中范中义、王兆春等军事史家编著的第15卷《明代军事史》（分上、下册）对明代海防建设的基本思想和措施，特别是“嘉靖年间的海防和抗倭斗争”亦有条理清晰的专章论述。至于台湾三军大学编写的《中国历代战争史》18册，分述历代重要战事，其第14册明代部分也有“东南沿海抵御倭寇战役”一章，编写体例上详于战略和战事评判。

概论性的海防史著作，以包遵彭及张铁牛、高晓星的海军史研究开其先河，而最有参考价值者，应推杨金森、范中义的《中国海防史》。前者主要论述海防武装力量（海军）的发展历程，在明代部分侧重描述造船和水军构成。后者“以朝廷的海防建设为纲”，全面论述了明代至清代后期的海防形势、海防体制、海防部署和海防斗争等等。与一般的叙述方式不同，作者把明代以前的沿海设防视为“海防前史”，提出“明代以前的沿海防御，是海防的萌芽，而真正形成防御体系，则在明代”，因此对明代海防防御体系的建立、整饬和相关战事着墨尤多。若将该书第一篇“明代的海防（1368-1644）”相关内容，辅以尹章义、范中义、邸富生、宋烜、谭立峰等学者的专题论文，适可从宏观历史脉络揭示明代海防的基本轮廓。

在有关海防制度的具体研究中，黄中青的硕士论文《明代海防的水寨与游兵——浙闽粤沿海岛屿防卫的建置与解体》颇有新意，时见征引。作者从“海上第一道防御网”的水寨与游兵制度入手，分述浙、闽、粤三省寨游的建置、巡守和作用，对水寨长官及兵员、水寨信地、战船数额及分配均有较详细的论述。遗憾的是，虽然作者力图呈现寨游制度的建立及其变迁，避免对明代海防运作的鸟瞰泛论，但由于涉及的三省沿海地域极为辽阔，不同省区的社会历史背景千差万别，造成海防运作复杂多变，是书于此难以兼顾，错漏和误解在所难免。例如，对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两广提督吴桂芳奏设沿海水寨兵船，作者直接征引《请设沿海水寨疏》并将之视为实际推行的做法。实际上吴桂芳于该年九月就改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大规模的兵船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配备到位，仅仅描绘出一个海防蓝图而已。

从军制史角度探讨海防问题的日本学者甚少。川越泰博在上世纪70年代初对明代海防体制的讨论，较早揭示了明代以“沿海卫—守御千户所—营—水寨—烽堠”为结构的海防体制，不仅从沿海卫所戍军中明确区分出“守城军”和“捕倭（出海）军”，且对巡海军船的配置和吨数情况、军兵来源和补给制度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这些研究迄今看来仍具开拓意义和研究深度，长期以来鲜为治此专题的国内学者征引参考。唯川越泰博的研究集中在明初海防体制的“创成期”，偏重对海防体制运营构造的静态分析，未能深入后续变化的动态过程。

海疆史脉络下的海防研究

对海疆展开历史考察，毋庸置疑，兼具解答传统国家民族构成和结构形态的学术价值以及维护现代国家主权利益的现实意义。海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相当宽泛，有的研治者指出，应包括历代海洋疆域史、历代海洋政策、历代海洋思想史、历代海防、历代海上贸易、近当代中国海上边界等等。这些内容包含了王朝国家对领土所有的四个基本要素——户籍、税收、派官、驻军。也有学者提出“海疆史演绎的主题是海洋与陆地的关系、海洋与人的关系”。但事实上，无论是陆疆，抑或海疆，焦点往往放在“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与谋划”。这也就不难理解，“倭患”和西方殖民者相继东来背景下的明代海防问题，在相关研究中成为讨论的重点之一。

相对而言，专门的海疆史研究起步较晚。197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史》题旨鲜明，有特殊的时代烙印，其中明代部分介绍了“抗倭斗争”。之后陆续出版的通论性著作，如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张炜、方堃主编《中国海疆通史》和安京的《中国古代海疆史纲》，对“明朝的海防建设”和“抗倭斗争”均有扼要的阐述。曲金良最近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试图涵括和展示历代海洋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但立论基础仍是历史时期的海疆开发。其“明清卷”开篇就介绍明代对沿海疆域的统一，进而述及海防建设和海防战争。

对明清海疆政策进行专题研究，以王日根的《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和卢建一的《明清海疆政策与东南海岛研究》为代表。王日根将海防视为“海疆政策的中心环节”，认为“我们考察明清时期的海疆政策，侧重于海防政策、海洋贸易政策、海洋移民政策三个方面。由于海洋贸易政策有时是海防政策的派生物，海洋移民政策同样是在服务海防政策的前提下制定的，因此海防是海疆政策的中心环节”。是书第一章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明代的海防政策及其阶段性，对政策的效果也有中肯评价，唯其所举多为福建地区的史例。在探讨明清海防政策的演变中，卢建一重点分析了东南海岛的驻防问题，对东南海防水师的建制、战舰和火器也有所涉猎。她认为“明清海疆政策是对海疆危机作出的反应”，发现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明清政府防务重心也开始发生南移，因而对东南海岛战略地位的认识经历了渐进过程。最近出版的何锋《明朝海上力量建设》乃作者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其研究思路延续了王日根对东南海防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目的是检讨明代海疆经略之成效。是书探讨明代海军建设过程，并尝试引进现代国家海上力量的衡量指标，如“外交控制力”“政府控制力”和“科技能力”等分析明朝海上力量建设的效果，是颇有新意的做法。但由于研究“战线”过大，直接影响了作者对相关史事的深入挖掘，对海军建设过程的描述难免失于浮泛。

区域视野下的海防研究

近年来，一些学者试图结合地方文献的整理利用，通过区域的、个案的研究揭示一省一地的海防实态，福建、台湾、浙江、山东、辽东、广东等地的区域海防史著述相继面世，数量可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通过大量发掘在地文献和史迹，目的通常在于揭示海防政策的地方实践。既有对一省海防史的通论叙述，也不乏结合区域特点，具体讨论兵制变迁、巡哨区划、军事移民和军事聚落等等内容，大大拓宽了相关研究的视野。

福建方面较早出现海防史的通论著作，以驻闽海军军事编纂室编《福建海防史》为代表。郑克晟梳理了明初福建沿海的混乱局面，分析了明政府推行的禁海和迁民举措，进而探讨了相关海防设施在当地的建立，具有开拓性意义。；卢建一对闽台海防用力较勤，视野广阔，其研究探讨了本地的海防思想、海防布局和设施、水师组织和训练，对海防危机中具体的反侵略、骚扰斗争也有细部的分析。何孟兴对明代澎湖兵防的研究值得重视。作者通过细致爬梳相关地方文献资料，整理出明代万历中期澎湖游兵设立的过程，揭示出明代福建泉州海防布置重心从金门到澎湖的转移。对于万历中后期澎湖游兵的内部组织，包括军官的数量变化、成员的额数粮饷、兵船的人器配置和勤务的执行经过等，作者也有撰文逐一说明和讨论。

浙江海防的研究，以宋烜《明代浙江海防研究》为代表。该书将名单浙江海防分为早、中、晚三个时间段，分别叙述了各时期倭寇入侵的地方形势和浙江海防设施、兵力和职官的布置问题。对于重要的御倭战事，如双屿之捷、王江泾之捷、平望之捷、后梅之捷、清风岭之捷、仙居之捷、乍浦之捷、剿灭徐海、龛山之捷、金塘之捷、擒获汪直、舟山之捷、台州大捷等，作者均对其发生时间、经过、意义等做了概述。当然，正如芮赵凯所评述的，该书系统阐述了浙江海防在有明一代的演变史实，但其中对于海防职官的考证不无疏漏，对于浙江海防建设过程中的政治较量和人事纠葛也缺少细致剖析。牛传彪的研究则关注了明代浙江海区的军事驻防与巡哨区划，作者重点考察了巡哨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浙江海区的巡哨军与信（汛）地划分、巡哨官军构成和相关的制度规范，揭示出巡哨作为海防体制核心环节的运作实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东海防的研究，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较多。通论的著述以王赛时的《明代山东的海防体系与军事部署》和张金奎的《明代山东海防研究》为代表。值得一提的是张金奎的研究从海防的军事层面转入海防建设对山东沿海社会发展的影响的探析，指出明初的大规模海防建设，给当地带来大量的人口和物资，客观上为沿海的开发提供了人力、物力和智力资源，并为清代改卫设县进而发展出相对独立的县域经济打下了基础。赵红的系列研究，则探讨了明代不同时期的海防政策、海防设施在山东的实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由明初山东倭寇入侵的背景入手，马光运用了大量档案文献和出土实物，深入研究了山东沿海卫所设置的特殊性，指出其实际运作的灵活变动，为了解海防军事制度的具体实施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最近出版的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颇有新意。作者将北部海防作为一个整体探讨了山东、辽东、京津地区的海防联动和体制调整。特别是将之置于当时东北亚国际格局变迁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援朝御倭战争对北部海防的经营和调整，同样值得参考。

至于笔者有过较多实地调查和文献阅读经验的广东地区，前辈时贤对海防问题关注已久，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由广东海防办和中山大学合编的《广东海防史》，是海防通史的入门之作。囿于“略古详今”的体例和篇幅，该书对明代广东海防状况仅作粗线条描述。广东省文物局编《广东明清海防遗存调查与研究》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明代海防遗存名录和分布情况。是书图文并茂，提供了开展实地调研的最大线索。

在专题研究方面，萧国健较早结合实地调查资料，梳理出明清两代广东沿海的关城和炮台建置情况，对海防水师的官制和军备、南头水寨的沿革有扼要介绍。陈春声、黄挺、杨培娜分别讨论了明代潮州的海防建置及其影响，从中可见王朝国家的海防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和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黄庆华、汤开建、林发钦对葡人助明政府剿灭海盗相关史事和早期澳门军事防御工程的研究，揭示了明代中后期西方人东来的海防危机和广东当局的对策反应。李庆新对明代屯门地区海防和海道副使职能演变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广东海防体制与贸易转型的关系。周维强对佛郎机铳在中国传播过程的研究，反映了西式火器在明代中后期广东海防中的部署和应用。暨远志、张一兵对明代广东海防建制演变的研究简明扼要，同样值得参考。谭玉华对学者熟知和引用的汪鋐《奏陈愚见以弥边患事》的细致考辨，揭示出明代蜈蚣船的原型和传入情况，对理解明代海防战船有重要启发意义。笔者还原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柘林兵变前后史事的时间序列和人事纠葛，重点探讨这起兵变在区域军事史上的重要意义，由此说明明代中后期海防体制转变过程中，募兵逐渐取代卫所军成为正规常备军的地区实态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探讨明代广东海防体制的转变，则主要围绕明代中后期广东地区以水寨兵船雇募制为中心新的海防体制逐步取代卫所军船巡海备倭的过程，呈现出国家海防制度是如何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发生转变；以及明代广东的官员和文人士大夫们，在日益复杂变动的政治局势和社会处境中，又是如何从不同的立场和层面，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海防体制调整的曲折过程中来。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从历史地理学视角探讨明代广东的海防问题，出现了一批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鲁延召以广东中部的伶仃洋区域为中心，从海防地理形势、海防部署和海防装备多个层面分析了“岛防—陆防—江防”的空间防御体系。吴宏岐、李爱军探讨明代中后期广东海防体系的变革，描述了吴桂芳、殷正茂、凌云翼等两广督抚构筑“海陆联防”“分区防守”的防御体系之努力。韩虎泰以明代广东海防为例，讨论了明代巡海制度向巡洋会哨制度的转变。由郭声波、吴宏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第6辑“环南海历史地理与海防建设”专刊，收录了多篇有关明代广东海防问题的专题论文，内容涉及明代倭寇入侵广东的路线、海防战船和造船业、海防参将和沿海巡检司设置等等。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凸显了以往学者关注较少的海防地理因素之重要性，在史料整理和问题拓展两个方面都作了有益的努力。然而，由于过多地着眼空间地理因素，相关研究也提出了值得思考的新挑战，即如何把某一时期海防地理静态的空间结构，还原为动态的时间历程，进而呈现出区域海防体制的来龙去脉和复杂面相。由于未能把人的活动真正置于其中，海防地理的讨论也有刻板化、模块化的缺失。

若干检讨和展望

研读上述相关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在“倭寇史”“军制史”和“海疆史”三个脉络中展开的明代海防研究，不少研究或仅把海防问题作为背景交代，或重在梳理政策、制度的沿革，往往过于强调全国范围的一致性，时间和空间跨度较大，往往难以兼顾制度的实况和地区的差别。从“区域史”的视角把通论性的研究和专题的、个案的研究两种风格统一起来，结合大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制度运作实态，有可能把相关研究推向纵深，但毋庸讳言，一些研究区域的个案研究又往往流于碎片化，片面强调地域特征及其重要性以凸显研究的意义，亦足自省。

进一步深化明代海防史研究，窃以为，或可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纳入研究视野中考虑。

第一，理解明代海防问题，有必要将之置于当时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才能看出眉目，不能孤立地从军事制度本身或海防地理的架构切入。时局的变化、突发的倭夷海寇事件和海防制度的改革始终处于连环相扣的关系。“海防政策是明清海疆政策的枢纽，海防自明建国初迅速突显，成为统治者制定政策的首要因素。”之所以“迅速突显”，不断调适，主要原因正是当局面临前所未有的海洋力量的冲击，折射出16世纪以后整个东南海域多元力量竞争的复杂海洋局势。当时推动国家海洋政策调整转折的内外合力，既有认知海洋世界的部分开明官员士绅，从海洋经济活动中获利却严重威胁沿海秩序的“集团军事力量”，也包括寻求通商贸易的西方殖民力量。由此入手，明代海防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具有揭示明代乃至整个海洋世界格局转型的重要意义。

第二，不明人事则难明体制，海防体制的转变是是明代军事史上募兵取代卫所军成为国家正规常备军的关键变化的缩影。相关问题的复杂性不仅仅由于其发生的时间段是明代中后期社会关键转型期，还明显表现为多方政治势力在经略倭夷海寇过程中的政治较量和人事纠葛。更多地注意不同立场、动机的历史人物之间权力和利益的互动纠葛，更有助于进一步呈现海防制度运作的实态。这也是以往的相关研究较少处理的环节。

第三，相关文献资料的发掘和考析尚有很大的空间。已故陈学霖教授曾举张居正《文集》之书牍材料，分析进剿海寇的闽广督抚及高级官员的奏疏函札对研究此时期海寇问题的价值。回到具体的地方社会脉络，参与海防讨论和行动的地方官员士人留下的相关文集图录均可补已有官书记载的不足。笔者曾探讨过隆庆、万历年间任官闽、广的苏愚编绘的《三省备边图记》（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线装2册，为海内孤本），书中收录了若干幅平寇及升赏的战争图绘，每一幅图均附记事件的详情，图文并重，为前人鲜有注意、引用的资料。作者不仅通过图像连缀成叙事序列，再现了当时明朝兵船进剿海寇的激烈战况，也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闽广两省经略海寇的曲折和细节，于海寇的器械装备、将士临阵表现、两省兵船的协调作战以及战术谋略的施展等等，对揭示明代中后期的海防运作有重要参考价值。得益于近年来沿海各地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有志于考察海防制度在具体地方践行的实态的研究者，更细致地爬梳地方志书，同样是了解制度运作历史细节绕不开的环节。

水师战船、火器装备等技术层面的比较和深入探讨值得重视。以往的明代海防史研究运用技术史的观点和船舶制作、冶金学、化学等辅助学科知识尚不多见，主要集中在佛朗机铳的相关研究中，如周维强的专著《佛朗机铳在中国》即辟有专节探讨佛朗机铳与海防的关系，惜其篇幅较少。至于水师战船的配备和在不同地方的应用，战船从官造到雇募的转变等等问题，还需要更多细致的个案和区域比较研究才能看出眉目。

作者陈贤波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载《海交史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