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七十余年来，学术界关于皖南早期历史地理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以往关于大江以南为“三代要服”之地的旧识也大为改观。通过对“皖南上古水道与地名”“楚秦汉六朝江东政区地理”“山越、移民与皖南人口地理”“‘丹阳铜’与皖南矿业地理”这四个主要研究板块进行回顾可知，既有面临的困境，也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关键词：皖南；早期；历史地理研究；学术史

自上古三代至秦汉六朝，长江流域各板块之间的相互关系目前仍缺乏更为深入的认识，故而理清区域板块自身及其间联系的具体情况是开展宏观研究的前提。考古资料表明，包括宁镇、江淮、皖南以及赣东北在内的这一广大区域，其原始文化渊源有自且特色鲜明，“对于在我国西北、东南两大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曾经起过独特的作用”。从历史地理看，安徽地跨淮河、长江、钱塘江三大流域，地处东西和南北、自然与人文区域的过渡地带，各种因素交相杂糅，故而安徽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均异常复杂，也孕育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轨迹”，“从历史渊源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原因及其规律，对今经济、文化建设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横向比较长江下游核心区的环太湖流域的研究，安徽南部地区多因文献不足征、考古不到位而徘徊于核心区的边缘。纵的来看，皖南自身的起源、发展的各时段演变轨迹尚不甚明晰。无论是北面与宁镇丘陵毗邻的宣芜平原，还是和浙西北丘陵相接的黄山低山丘陵地区，各区域之间的复杂性、异质性都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因此，皖南地区的研究现状在安徽史地研究以及整个长江下游早期社会进程研究领域中，暂时还比较薄弱，当然也存在着很大的潜力。

一、主要成果

自现代学术建立，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过几代史学工作者的辛勤探索，皖南地区的早期历史文化面貌渐趋清晰，以往关于大江以南为“三代要服”之地的旧识大为改观。在皖南上古水道与地名，楚秦汉六朝江东政区地理，山越、移民与皖南人口地理，“丹阳铜”与皖南矿业地理这四大板块，学界展开了颇为热烈的讨论。

1.皖南上古水道与地名

自东汉以来，见诸《禹贡》《左传》《汉志》记载的“中江”“庐江”“鸠兹”“东陵”等皖江流域水道地名开始迷离起来，后渐成疑案。清人全祖望《答陶稚中编修论江省志稿书》、赵一清《答〈禹贡〉三江震泽问》、程瑶田《郑注三江分于彭蠡为三孔解》、钱大昕《与姚姬传书》、庄有可《庐江辨》、钱坫《新斠注地理志·庐江郡》、洪亮吉《跋新修〈庐州府志〉后二》、汪士铎《三江说》、吴汝纶《答张廉卿书》、吴汝纶《再复张廉卿论三江书》中所论较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顾颉刚提出《汉志》及郑玄“中江”之说均不可信，他将《禹贡》“三江”旧说归为四类，认为“三江”并非确有所指，大可不必斤斤计较。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出了汉代“中江”，大致自芜湖青弋江起首，东流穿越高淳、溧阳、宜兴注入太湖进而入于海。史念海又谓“胥溪”运河为《禹贡》“中江”前身，吴国舟师可由太湖西出直至芜湖附近的江面上。而陈怀荃《〈汉志〉分江水考释》则指出，《汉志》“中江”与“分江水”实质是皖南境内两条以舟行为主，通往江东的交通路线。其后，余同元发明陈氏之说，认为《汉志》“三江”区域水系相通，源头皆系于皖南，而“中江”沿革表明太湖流域包括皖南。王建革则以太湖地区环境考古的研究成果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三江与太湖形成的关联问题，进而肯定了《汉志》“三江”即《禹贡》“三江”的准确性。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对于芜申运河环境考古的研究表明“中江”通道或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

早在1944年谭其骧《秦郡界址考》中业已指出《汉志》“庐江”即今青弋江，庐江郡以之得名。汉武帝时衡山国除，庐江郡得衡山之地，遂割其江南诸县以隶属鄣郡，鄣郡始改称丹杨，而庐江郡境全在江北，遂名不符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又为厘清“庐江”及庐江郡的学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索。1962年，谭其骧提出今庐江、桐城、枞阳三县境内的白兔河当是舟节之“泸江”，亦即秦末汉初庐江郡得名之处。他还敏锐地断定《汉志》庐江郡下“庐江水”的记载不类班固原文，“多半是传抄时窜入的后人旁注”。不久，他又改从古文字学界的意见，将“泸江”释为“浍江”，指出此乃桑钦“淮水”的今青弋江。同时，又以“爰、宛只是一声之转”为据，将舟节之“爰陵”改定为《汉志》丹杨郡治“宛陵”。周振鹤则认为《汉志》庐江郡下“庐江水”的记载乃班固为表明汉初庐江郡与庐江水渊源关系的违例之举，他进而对元狩二年（前121）以前庐江郡的隶属关系与辖境的变动予以梳理。

黄盛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发表的《再论鄂君启节交通路线复原与地理问题》一文中肯定了谭说，他还就“庐江”和“淮水”是青弋江在不同时代的名称、“庐江”之名的湮没与西汉庐江郡辖境变动有关等方面做了解说，唯“宛陵”地望与谭说稍有差异。近来，朱继平将《禹贡》导江之“汇”与舟节“泸江”、《汉志》“庐江”、桑钦“淮水”以及青弋江串联起来，挖掘出“庐江”沟通淮汉吴越的楚国水上交通线的战略意义。然而，关于似成定论的“‘庐江’青弋江说”，学界仍不乏分歧，如于省吾即将鄂君启节及《楚辞·招魂》之“庐江”比定为《水经注》所载的今赣北地区的“庐江水”。何慕由新出秦封泥推想出“庐山”——“庐江”——“庐江郡”这一秦庐江郡得名异说。陈怀荃则以今秋浦河为《山海经·海内东经》《汉志》之“庐江”，今青通河为桑钦“淮水”。

有关“东陵”地望的讨论，如顾颉刚引《汉志》《水经注·江水》指其在广济东北及黄梅县境，此为江北说之代表。又如陈怀荃则主张《汉志》“东陵乡”与《禹贡》“东陵”有关，但不能将二者混而为一。《禹贡》东陵，乃今池州境内以九华山为中心的低山丘陵地带的通称，此为江南说之代表。颜世铉还以《禹贡》“东陵”系之包山简“东陵连嚣”，推定其地在今贵池、青阳一带。

至于“鸠兹”“鹊岸”等地望问题，历代史家多从杜预之说定在江南。今人张敏更是认为“鸠兹”即吴国都城“句吴”的音译，而湾沚楚王城遗址乃西周—春秋时期吴国的鸠兹城故址。童书业是较早跳出杜注迷信、指出“鸠兹”地近淮水的现代学者。之后，张胜琳、徐少华在论及春秋吴楚淮域争夺时，也认为楚人不可能深入长江南岸的吴境，“鸠兹”或在淮河中游以南的今霍邱境内。陈立柱也主张霍邱之说，他以为西汉祝滋侯国与春秋“鸠兹”有承继关系，芜湖“鸠兹”当是南迁地名。此外，崔恒升、金家年等还对“鹊岸”地望做了一定的考述。

关于石城、金兰、泾县、陵阳、芜湖等皖南秦汉县名也有相关的讨论，如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安徽部分释文（1959）》、陈怀荃《〈汉志〉分江水考释》、陈怀荃《安徽地名发展概说》、何琳仪《隣阳壶考》、周宏伟《“三江”、“五湖”正义》、周运中《汉代县治考·江淮篇》等。

2.楚秦汉六朝江东政区地理

历史地理研究首重政区面貌的复原。从楚置江东郡始，至东晋南朝侨州郡县止，史籍错综且头绪纷繁，安徽南部早期政区地理的实相，可谓隐约难窥。

杨宽认为楚怀王灭越置江东郡，领有今皖东南、苏南及浙北地区。陈伟将楚置江东郡的时间系于怀王十七年（前312）至二十三年之间，但他认为此郡或在淮水下游南岸地区。李晓杰则强调“江东”应该还是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并就楚考烈王十二年（前251）至楚王负刍五年（前223）间江东郡的置废予以论述。周书灿完全否定了楚置江东郡之说，认为缺乏可靠的文献和考古证据。秦会稽郡乃江东地区文献可考的最早的行政建置。

至于秦九江郡、庐江郡、会稽郡的置年与领域的研究，则主要有以下成果。谭其骧《秦郡新考》与《秦郡界址考》、周振鹤《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两项较大修改的说明》、杨宽《战国史》、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上）、何慕《秦代政区研究》、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臧知非《秦置庐江郡释疑》、张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周运中《秦朝三十六郡再考》等，先后对若干江东秦郡问题做了不同程度的考述。岳麓秦简中还多次出现不见于传世文献的“江胡郡”之名。何慕以为“江胡郡”置于三江五湖的吴国故地，其郡境包括了今钱塘江以北的太湖流域，只是置年无从可考。陈伟认为“江胡”可能本来是太湖的又一异名，被借用为郡名，“江胡郡”似即会稽郡前身，属于“过渡性的郡名”。张莉从何说，并进而推想了“江胡郡”的置、并年代。

鄣郡的置年、郡名等问题，自清人以来就聚讼不已。1944年，谭其骧在《秦郡界址考》一文指出鄣郡乃秦末或楚汉间析自会稽，初非得全有《汉志》丹杨郡之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周振鹤就汉初鄣郡县目、郡境变动、《汉志》所记改名丹杨时间以及广陵国是否兼有鄣郡等系列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随后，周振鹤还指出鄣郡不仅为秦郡，且在项羽西楚国九郡之数。周氏之意见也为修订本《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相关图幅所采纳。辛德勇认为鄣郡虽不见于《汉志》本注，但在秦三十六郡之列。张莉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中还对鄣郡置年与领域做了猜想。周运中认为鄣郡之置或可源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徙越，或是在秦末战乱中自立为郡。但是，还应注意到，鄣郡为秦郡说依旧有不同的声音。如祝求是对《集解》“鄣郡在秦三十六郡之列说”进行了“知识考古”，他认为是汉末魏晋间误改“故鄣郡”为“秦鄣郡”，从而影响了后世秦郡研究者。整个长江中下游南岸地区在秦代只置会稽、长沙二郡。何慕也将鄣郡列为存疑之秦郡，她还推测“江胡郡”即鄣郡与吴郡之和，辖境为北至淮水、南至浙江。徐世权又进一步发展了祝说，强调了传世文献中并没有鄣郡为秦郡的最直接证据。

此外，辛德勇在《两汉州制新考》中提出广陵国应兼有江南的鄣郡。马孟龙在复原汉文帝十一年（前169）政区面貌时，将吴内史与鄣郡的分界划在《汉志》丹杨郡之丹阳、句容一线（鄣郡北界至“中江”），这一分界维持至元狩二年（前121）江都国除方有变动，此时庐江郡北部地、江都国江南地并入鄣郡，而之后分封的广陵国也不兼有江南地。他还注意到周振鹤观点过于绝对，认为《汉志》所记改名丹杨时间不误，元封二年（前109）鄣郡改名丹杨，应与郡治变迁有关。

至于鄣郡名称的争论，除早年蒙文通、陈怀荃等略有述及之外，又有以下专论。如辛德勇以为将治所设置在故鄣县的秦郡，理应名作“故鄣郡”，而不会是我们所习称的“鄣郡”，他考订此系班固《汉志》的模糊记载以及裴骃误记所致。赵志强同样认为秦之鄣郡当正作“故鄣郡”。李昊林则指出了辛氏的论证过程缺环，他认为没有充分史料证据论证秦鄣郡名为“故鄣郡”。

全洪还对西汉早期南海王的世系及封地等问题进行考析，指出南海王织封于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封地在靠近闽越、东越的淮南国庐江郡的南部，即《汉志》丹杨郡的西部及豫章郡的北部，今皖南、赣东北、浙西一带。其后，周运中逐条否定了全说，他认为南海国当在岭南无疑，其国境大致不出韩江流域上游，核心在梅江流域的今梅州市。李晓杰在《东汉政区地理》中论述了东汉丹杨郡（含新都、临川二郡）的沿革。陈健梅自《景定建康志》中钩稽出《三国志》失载的孙吴废古鄣郡，并对其辖境与属县予以推论。她在随后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又辟专节探讨了皖南的开发及孙吴新都郡的析置。

淮南与皖南沿江地带在东晋南朝时期侨设了众多州郡县，形成安徽历史政区地理研究中繁复且关键的另一环。1982年，万绳楠据《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详考安徽境内的实土郡县，勾勒出晋宋侨郡县置废的脉络。此后，胡嘏系统爬梳了自《晋书·地理志》至《隋书·地理志》的5部正史地理志，考述了皖境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及地域分布特征。夏日新还就东晋侨州郡县的设置地点、形式、性质及其演变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李国平、吴榕青梳理了南朝东扬州的置废情况，其中涉及皖南丘陵山地统县政区的变迁。近年出版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对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予以考证、分析、复原，实三国两晋南朝政区地理研究之集大成。

另外，陈刚从郡治迁移、辖县分布、郡县析置、户口增减、侨置郡县分布与设置等方面着眼，逐次考察了丹杨郡在两汉六朝的数百年间逐步成为南方区域发展中心的历史进程。曹建刚以汉晋皖南政区设置为主线，分析了皖南沿江平原与南部丘陵山区发展契机的差异。许倬云对东吴新增县邑做了量化统计研究，指出了吴郡、会稽、丹杨新设县邑的特殊性以及东吴政权与这一地区地方势力的特殊关系。方诗铭认为占有丹杨的兵源和物资是平定江东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赵小勇探讨了东吴长江防线的形成与崩溃。陈健梅也关注到孙吴下游沿江政区建置与军事方略。以上单篇论文则为深化六朝江东政治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3.山越、移民与皖南人口地理

散居于“丹杨山险”之地的山越与立国江东的孙吴政权相始终。早在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山越条》及近人叶国庆《三国时山越分布之区域》、井上晃《三国时代の山越に就て》、吕思勉《读史札记·山越条》中，即对此有所涉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唐长孺指出山越多是逃避赋役与避罪入山的人民，其组织称为“宗部”，更说明他们实际上是汉末以宗党为主的自保组织。陈可畏也认为山越不完全是越人后裔，其中部分是逃避政府压迫入山的汉人。川胜义雄则对唐长孺的意见有所保留，他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否定山越具有的蛮夷性质。桑秀云虽强调山越与“宗部”的关系，但她却认为“宗部”之“宗”为“賨”，山越可能是“宗（賨）人”迁徙之余绪。还应注意的是，以胡守为、施光明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山越与“宗部”是截然不同的两股势力，并依此主张山越确为越人后裔，其他如“宗部”等汉人豪强，虽与山越密切相关，但不是山越。吕春盛强调不论山越的族群内涵为何，山越在当时是具有蛮夷或异族形象的。罗新也指出了吕思勉、唐长孺高估南方民族融合程度的风险性。他同意前揭川胜义雄之见，认为山越问题的核心，仍是江南族群的多样与孙吴政权对财源兵源的渴求之间的矛盾。

近年，吕春盛《族群关系与孙吴政权的成立》与陈弱水《早期中国东南原住人群——以山越和姓氏为例的探讨》二文是关于山越问题的重要成果。前者揭示出孙权时代以淮泗集团结合江东大族打击山越的族群政治格局。后者更关注山越作为华夏“他者”的人群性质，探讨了其族群色彩以及与国家和主流社会的多重关系。

地处大江以南的丹杨郡是汉六朝时代吸纳移民的主要地区之一。葛剑雄曾考察了秦汉会稽、丹杨地区的人口地理问题，他指出该地区的人口处于缓慢的自然增长状态，内部流动很少，人口分布变化不大，基本没有接纳外来人口，尽管经过三百多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密度还是全国最低的地区。1934年，谭其骧排比《宋志》《南齐志》《晋志》所载侨州郡县史料，分省域考证了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据谭先生研究，安徽地区南渡人口约在17万，侨居皖南者聚集于芜湖附近一隅。谭先生开创的由《宋志》所载侨州郡县与户口资料复原侨流人口输入的方法在新世纪初又得到了一些回应。胡阿祥以安徽省域为例，综考侨流人口的来源、进入时间、人口数量、分布态势及影响。同时，他也注意到东晋南朝境内侨流人口与侨州郡县之间存在着空间分布上的细部差异以及侨州郡县材料在十六国北朝侨流人口研究中的局限。

另外，万绳楠还曾就江东侨郡县的设置、江东政权对待侨民的政策、侨民在江东经济开发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予以论述，他指出江东政权对待流人的优待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沿江地区的经济开发。

4.“丹阳铜”与皖南矿业地理

汉代铜镜中常见“汉有善铜出丹阳”之类的铭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丹阳铜”开始受到陈直、王仲殊等学者的关注。裘忱耀认为宣城无出铜之山，故而主张“丹阳铜”产地当涂说。魏嵩山则认为西汉丹杨郡产铜不止限于今宣城、当涂二县，而是普遍产于该郡所属今苏浙皖交错的茅山、天目及九华山区。孔祥星指出“善铜”铭属“尚方”铭类系统，流行于王莽及东汉前期，同时他还断定存在“善铜”铭铜镜原料出自丹杨之外的情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皖南境内陆续发现了一批古矿冶遗址，裘士京进而指出丹杨境内产铜之地甚多，主要集中在今南陵、铜陵、泾县、繁昌、贵池、当涂一带，非专指一山一地。近年，徐东升提出异说，他认为“丹阳铜”是指现代地质学上的自然铜，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等地，从而对“丹阳铜”为丹杨郡所产之铜的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

1980年贵池秋浦河渡口出土的半两铜钱范，蒋若是、汪本初等均将其断为秦物。而杨立新则将之定在汉初，以为吴王刘濞“即山铸钱”活动的见证。裘士京、张卫东亦就刘濞开发皖南铜山铸钱兴利等问题进行了综合考察。另外，朱津对丹杨郡铜官的设置时间与背景予以考察，然多出揣测。裘士京还对南朝“梅根冶”地望诸说逐一辨析，指出其故址在今贵池东北梅龙镇附近，且铜源来自周边的铜陵、南陵地区，绝非采自一县一山。

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总体来看，前辈学者多从大范围（如纳入丹杨郡、江东乃至整个东南地区）、长时段（如汉晋、秦汉六朝）对各类资料取长补短，互相参证。除了政区地理、上古水道以及山越诸多专题的研究较为深入外，关于“丹阳铜”与皖南矿业地理的研究方法、力度尚有待推进。因此，全面梳理已有的文献史料和考古材料，仍然是当前安徽南部早期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一项艰巨任务。

诚如周振鹤先生所言：“历史经济地理、文化地理、民族地理等学科也要在历史政区的研究基础上才能取得更圆满的成绩。”具体到皖南西汉政区地理的研究也并非题无剩意。《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云：建元三年（前138）“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又《史记·东越列传》记：建元三年“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如此，至迟建元三年时庐江郡已由江南移至江北，周振鹤先生所主的元狩二年（前121）撤江南前庐江郡、置江北新庐江郡之说，似乎仍值得商榷。

另据谭其骧先生考证，元狩初年以前，鄣郡未全部领有《汉志》丹杨郡之地，其西以今青弋江为界。周振鹤认为刘濞吴国即领有包括此鄣郡在内的三郡之地，而《史记·吴王濞列传》所载的“吴有豫章郡铜山”当是“吴有鄣郡铜山”之误。笔者试以考古材料做一验证：三十余年来，长江下游地区矿冶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皖南沿江的繁昌、南陵、铜陵、池州一带在周秦汉时代采铜、冶铜的活动持续不断，且最为密集连片，环视周边亦无出其右者，因此极有可能是刘濞吴国“铜山”之所在。然而，如果按照谭其骧、周振鹤两位先生对鄣郡界址的复原意见，皖南铜矿资源均在青弋江以西的庐江郡境内，不属吴国，而吴国鄣郡所及之皖东南地区恰恰又无铜可采。由上可见，似成定论的“‘庐江’青弋江说”还有再行检讨的必要。

运用文物考古资料亦可深化历史矿业地理（矿业的开采、运销及影响）的研究。试举一例，前揭徐东升《“丹阳铜”论略》一文，综合现代地质学和古代医学文献，似有“新知”，实则不合汉镜铭文纪地之通例。笔者认为不妨引入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考察“丹阳”铭文镜的分布与流通，或许能使“丹阳铜”与皖南早期铜工业的低层次研究现状得以改观。

总之，要重返历史现场，最基础的工作还是要全面收集与整理皖南先秦秦汉六朝文献记载和已发表的各类考古学、历史学研究成果。利用GIS软件和图像处理软件，建立基于较精准时空关系的皖南早期历史与考古数据库，构建安徽南部早期考古学地理信息系统。运用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历史政区地理学等学科方法，将皖南置于变化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下，复原出安徽南部早期社会进程的若干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