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中国中古史专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鲁才全先生，于2020年1月30日下午5点50分在武汉家中因病（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辞世。

鲁才全先生1938年12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县，1956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攻读研究生，1964年毕业后，先后在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湖北省五七干校、武汉市教师进修学院等单位工作，1978年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历任副教授、教授，1999年退休。

鲁才全先生一生致力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发表《北朝的兵役、番兵和资绢》《汉唐之间的牛耕和犁耙耱耧》《唐崔泰之墓志探析》等数十篇学术论文，在北朝史、唐代馆驿制度、中古墓志研究诸领域皆有突出贡献。

本期公众号特推送鲁才全先生《汉唐之间的牛耕和犁耙耱耧》一文，以资悼念。

汉唐之间的牛耕和犁耙耱耧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我国古代有着素称发达的农业，在世界农业史上曾长期居于领先的地位。研究我国古代各个时期农业生产力的状况，弄清其发展脉络，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不拟涉及汉唐间农业生产力问题的各个方面，仅择取其中的牛耕方式和犁耙耱耧等几种主要畜力牵引农具试作初步探讨，以期能对当时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了解有所帮助。

一 、牛耕方式的演变

汉代是我国牛耕史的一个重要时期。西汉中期牛耕有了显著的发展，汉武帝末年任用 赵过为搜粟都尉，大力推广二牛三人式的耦犁。这种耦犁由二牛挽拉（即通常所说的“二牛抬扛”）、三人共同操作（即由一人在前牵二牛，一人于单长辕的一侧控制犁辕，一人在后扶犁）。由于这种牛耕方式占用人力畜力过多，在畜力缺乏的当时，要全面普及存在着实际上的困难。因此，在推广耦犁的同时，又见到有用人力挽犁的记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改进了耕犁的结构，发明了可以调节耕地深浅的活动式犁箭，取代了控制犁辕的掌辕人；随着使用耕牛技术的进步，从而又取消了专门的牵牛人。这就是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壁画汉墓牛耕图所表现出来的二牛一人的牛耕方式。据此，可以确信到西汉晚期，我国的牛耕便已开始进入到二牛一人式的发展阶段。东汉时，二牛一人的牛耕方式已定型化，成为了主要的基本的方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牛一人的耕作方式正式形成并得以发展。在此时期内，按照这种新的牛耕方式形成、发展和巩固来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东汉牛耕图画像石拓片，画像石藏于陕西省榆林市博物馆

（一）三国两晋十六国时期是一牛一人耕作方式的形成和发展阶段。

三国时期，南方的孙吴和北方的曹魏都还沿用着二牛一人的耕作方式。究竟一牛一人耕作方式出现于何时？《晋书·食货志》载杜预于咸宁三年(277年）上疏给晋武帝，建议将典虞右典牧种产牛四万五千头充分利用起来，变消费为生产。其疏语有云：

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今既坏陂，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当作二百斛）。是化无用之费，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此又数年后之益也。

其中尤可注意的是“头责二百斛”一语。以一头牛作为计算单位，似乎意味着在咸宁三年时，西晋已实行着一牛一人的牛耕方式了。可是这种看法尚需有其它材料的证明。

在属于西晋时期的嘉峪关市新城3号墓中，出土了一块被标定为“屯垦”的画像砖（编号25)。画砖的上部为一骑马武官率领两排持盾扛矛的兵士在列队行进，下部画有二人各扶一犁、各驱一牛在耕地。按该画像砖所绘耕犁为双长辕犁，由一牛挽拉。这个图象第一次为我们提供了一牛一人从事耕作的形象资料，是很可宝贵的。既然在边远的河西地区已采用一牛一人的方式在实行“屯垦”，那末，这种牛耕方式早已出现于内地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1963年底，在广东省连县附城公社龙口大队一座永嘉年间的西晋墓中，出土了黑色陶质犁田耙田模型一方。模型作长方形，长19、宽16.5 厘米，四角各有一漏斗状设施，中间纵贯一田埂将耕地分为两块，一块上有一人使牛犁田，另一块上有一人使牛耙田，挽犁曳耙都只使用一头耕牛。在墓葬的明器中既已反映出一牛一人的耕作方式，则这种牛耕方式早就在南方的水田地区实行着应当是无可怀疑的。

联系前引杜预的疏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至迟在西晋初年，一牛一人的耕作方式就正式出现并开始被普遍采用了。

（二）南北朝时期是一牛一人耕作方式的巩固阶段。

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南方的经济因历史条件的不同发展较快，北方则是经历了一个恢复时期以后才转向发展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农业生产中一牛一人耕作方式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乃是势所必然。《魏书·恭宗纪》有云：

初，恭宗监国（世祖征凉州，诏恭宗监国。事在太延五年，即439年），曾令曰：

……其制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殖锄耨。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当作“一牛”)种田二十二亩，偿以私（当作“耘”)锄功七亩，如是为差，至与小、老无牛家种田七亩，小老偿以锄功二亩。……

此所谓“人牛力相贸”，是一种以牛力换入工的办法。即有牛家出牛一头，为无牛家耕种二十二亩；无牛家出人，为有牛家耘锄七亩以作报偿。这种办法包含有互助的性质，但实行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换工的比例大致是三与一之比。这是畿内地区通行着一牛一人耕作方式的明证。畿外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魏孝文帝时的一道诏书中有明确的回答。《魏书·高祖纪》载延兴三年(473年）二月癸丑诏云：

牧守令长，勤率百姓，无令失时。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之内终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

值得注意的是“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这句话。所谓“兼牛”，当是指一家有两头以上的耕牛。这句话应解释为：一家之内如有两头耕牛以上的，除留一头供自家使用外，其余的通统要借给无牛家使用。这道要求甚严的诏书是向北魏全境发布的，可见北魏境内通行的是一牛一人的耕作方式。后来，孝文帝在太和九年(485年）颁布了均田令。令文规定，“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并规定丁牛也要输纳一定数额的租调。这种法令条文，正是一牛一人耕作方式早已广泛使用并业已固定化之后的一种必然的反映。

从以上我们对汉唐之间牛耕方式的初步考察，可以看出其间经过了由二牛三人方式到二牛一人方式，又由二牛一人方式到一牛一人方式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对于生产关系的变化是不无影响的。

曲辕犁模型，图源网络

二 、主要畜力牵引农具犁耙耱耧的发展

我国自牛耕推广以来，畜力农具的种类逐渐增多，形制不断改进，用途更加广泛。这里只就汉唐间由牛力牵引的几种主要耕作农具略加探讨，借以说明随着牛耕方式的演变，这几种农具都相应地有了发展。

（一）双辕犁的出现及其改进

汉代的耕犁，基本上是二牛抬扛式的单长辕犁。汉武帝时的耦犁“尚较原始，经过改进，出现了有着犁箭、犁评和犁壁的耕犁。这种进步的、适用于二牛一人耕作的单长辕犁，从西汉晚期出现后就成为汉代耕犁的基本形制。但在东汉时，却又开始出现了双长辕犁，这就是山东滕县宏道院画像石牛耕图上所见到的耕犁。

到了西晋初期，适宜于一牛一人耕作方式的双辕犁被普遍用于农耕。但由于双辕犁仍是长辕、直辕，因此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如同单长辕犁的一些缺点。如犁架笨重，回头转弯不易，畜力、人力消耗过大以及不便于在小块土地上实施耕作等等。在《齐民要术》中看到“蔚犁“和有关耕作技术具体要求的记载，才使我们能对双长辕犁改进的大致结果作出合乎历史发展的一些推测。《齐民要术·耕田篇》有云：

今自济州已西，犹用长辕犁，两脚耧。长辕，耕平地尚可，于山涧之间则不任用。且回转至难，费力。未若齐人蔚犁之柔便也。

蔚犁从何发展而来？它的形制怎样？表现出了何种进步性？似乎均难以判明。但我们从《齐民要术》的有关记载里仍可以窥见一个大概。首先，蔚犁最初使用于山东地区，而山东省的滕县恰巧又是东汉时期双辕犁牛耕图的出土地点。看来这并非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应是一种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表现，其间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新的发展。蔚犁很可能就是由山东滕县东汉双辕犁及其以后的一牛一人式的双辕犁逐步改进而来的。其次，蔚犁既然与同时存在并使用于济州以西的长辕犁（按此时的长辕犁当为一牛牵引的双长辕犁）对称，显见是一种改进了结构、减轻了重量的短辕犁。第三，蔚犁的先进性在于操作灵便、用途广泛，对耕地的选择性小、适应性强。

既然蔚犁有着上述优良的性能和广泛的用途，是一种有别于双长辕犁的轻便短辕犁。我们还可以想见正式出现于唐初的曲辕犁不大可能脱离蔚犁所已奠定的基础，两者之间可能有着一定的历史联系，或许唐代的曲辕犁就是由蔚犁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也未可知。

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彩绘砖双辕犁图，图源见水印

（二）牛拉耙的产生和发展

耙是一种整地农具，具有碎土、平地、除草等功用。牛拉耙是从人力耙发展而来的，它是牛耕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

汉代的耙，在考古材料中见到的有三齿形和八齿形的两种，都是人力耙。由于牛耕的推广、耕犁的改进，耕田效率不断提高，三齿耙、八齿耙已不再能够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于是牛拉耙便被创造出来。它的出现，又推动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畜力耙最初是由二牛挽拉的。嘉峪关新城魏晋画像砖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上，绘有二牛一人耙地的图象。图中的耙为长条形，耙梃上装有八根粗长的耙齿，一农夫立于耙上驱赶着两头耕牛在耙地。随着牛耕方式的演变，到西晋时，无论是旱地耙还是水田耙，都进到了一牛牵引的阶段。

北朝时期，被称为“铁齿楱”的畜力耙普遍使用于农业生产。从《齐民要术》的记载中可以明确看出这种“铁齿楱”具有多种用途和广泛的适用性。就其用途来分：有用于荒地开垦中的整地（“耕荒毕，以铁齿楱，再遍杷之。”)；有用于因湿耕了土地而采取的补救措施(“湿耕者，白背速楱之，亦无伤，否则大恶也。”)；也有使用于作物苗叶期的松土除草的。就其对于土地的适用性来分：它既可用于生荒地，又可使用于熟地和高下田。就其使用方法而言，有纵耙和横耙之分，也有耙上载人与不载人之别。这些情况表明，北朝时期的牛拉耙已较先进，整地技术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十六国耙地壁画（甘肃酒泉十六国墓地出土）

（三）从单辕耱到双辕耱

耱是无齿耙，也是一种重要的整地农具。它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地区，计分别有过：耱、磨。盖、盖磨、劳等名称。和耙同样，耱也是由手工农具发展而来的。

牛拉耱产生于何时，未能详考，但最迟也不会晚于曹魏时期。耱和犁、耙一样，最初也是用二牛挽拉的。考古材料表明，曹魏时二牛一人的单辕耱就在农业生产上使用着。在前述嘉峪关新城1号墓中出土的一块写有“耕种”二字的画像砖上，清晰的绘有两组犁地、播 种、耱地连续作业的图象。图中的耱为长条形，在耱的中央与单长辕相接；两个耱地人各自尾随着前面的播种者，驱赶着两头耕牛前行耱地。这是以耱用于播种后覆土压实的例子。在嘉峪关市牌坊梁壁画砖墓中，也有二牛耱地图画像砖的出土，该墓前室右壁第三层画砖上就有一块绘着“一男驱赶双套牛耱地，后随一女播种”的图象。这却是将耕过的土地耱平整细便于播种的例证。

西晋时，牛拉耱已由二牛单辕耱进至了一牛双辕耱的阶段。甘肃省酒泉县石庙子滩壁画墓所出耱地图提供了一牛一人耱地的形象资料。图中所绘一牛系黄牛，牛肩着曲轭，轭连双辕，双辕分别接于长条形耱的两端；一男子立于耱上驱牛前行耱地。耱由二牛挽拉进至一牛牵引，由单辕而至于双辕，可见它也是随着牛耕方式的演变而变化着的，二者有着大抵一致的发展过程。

（四）耧的种类增多

耧是播种农具。西汉武帝时赵过已发明了一牛一人式的三脚耧并大力予以推广。无论是从各地出土的汉代铁耧足，还是见诸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壁画墓所出耧播图等考古材料中；抑或是从东汉崔寔《政论》、晋代葛洪《抱朴子·诘鲍篇》等文献记载中，都可证实赵过发明的三脚耧在汉代曾被普遍使用。

曹魏嘉平年间(249-254年），皇甫隆曾在边远的敦煌地区“教作耧犁”，使耧播技术继续得以推广，致使该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发展，产量有所提高。

北朝时期，在继续沿用西汉中期以来三脚耧的基础上，又创制出了两脚耧和一脚耧。《齐民要术·耕田篇》载：

案：三犁共一牛，若今三脚耧矣；未知耕法如何？今自济州已西，犹用长辕犁，两脚耧。……两两脚耧种垅，概，亦不如一脚耧之得中也。

从贾思勰所加的这段按语中可知北魏时耧的种类已明显增多，用途更加广泛，能适应不同地区和不同要求下的播种需要。

《齐民要术》所反映的情况表明，当时三种耧都在使用，且各有优点，能满足多种需要，显示出耧播技术的进步。

唐代，一牛一人的耧播方式继续沿用。陕西三原唐初李寿墓出土的壁画中有一幅耧播图，图中的形象清楚地告诉我们，北朝时期所创制的两脚楼被沿用下来。

耧

通过以上初步探讨，可以看到汉唐之间一牛一人的耕作方式已经定型和普及，畜力农具种类增多，形制改善，土地的耕整和播种技术有明显进步。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力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基于以上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是我国牛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而且也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上承两汉、下启隋唐，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唐代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大唐帝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选摘自《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