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作品全称为科学幻想作品。“科幻小说”是科幻作品最早出现的形式，这一名词直到1930年才被首次正式提出。科幻作品伴随着工业革命、世界大战与冷战发展至今，形成了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科幻杂志、科幻插图作品与科幻电视五大类形式。在科幻作品诞生之前，武器制造就已显示出浓厚的幻想色彩。而随着近代战争的爆发，科幻与战争表现出了紧密的内在联系。科幻作品描绘出未来战争的作战图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军事技术的创新发展。

1.幻想是诸多武器装备发明的源头

自冷兵器时代以来，幻想是诸多武器装备发明的源头。列奥纳多·达·芬奇在其手稿中“设计”了大量未来武器，包括机器人、集束炸弹、投石车、大炮、轰炸机等，其简单的素描图纸在数百年后成为战场上的真实杀人工具。这些具有前瞻性的创造，来源于达·芬奇本人丰富的想象力，而后来的军事史也证明，上述武器装备的实际发明者的确借鉴了这些幻想成果，使得每个时代出现的新武器都具有人类幻想的色彩，飞机就是其中的典型。从伊卡洛斯开始，人类飞翔的梦想就不曾停止。罗杰·培根、达·芬奇等都对飞行器进行过改进，而他们改进的方式则是基于幻想，亦正因此，他们在被称为发明家的同时也拥有了另外的名字——“幻想家”。飞行的梦想在1783年由蒙哥尔菲耶兄弟变为现实，并使更多幻想家延伸构思出“空中飞船”“飞艇”等多种飞行器形态。随后在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一战时飞机投入使用，并由此发展出“空战”这一全新的作战样式，延续至今。

2019年3月22日，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西园路云宝凯无人超市，24小时值守超市的变形金刚机器人。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我国古代神话小说《封神榜》中黄帝使用的乾坤弓、震天箭，经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金箍棒、沙弥的招缴械等都体现出，古代作家早已将幻想元素融入对武器的描绘之中，且与实际的古代兵器相互映照，使之带有一定的幻想色彩。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兵器大多在内部构造、杀伤原理、运行方式上具有简单性，比如照妖镜、定风珠等，艺术创作者大多将武器装备称为“法宝”。因此，我国古代艺术创作中的幻想更多是将物件转化为法宝，转化过程具有简单性、神秘性与抽象性。反观西方的科幻作品，科幻创作者往往对武器装备进行细致描述，从外观材料到内部构造都详细阐述，如达·芬奇在其手稿中就完整地将飞行器描画出来。可见，大量武器装备始于幻想，与科幻作品关联紧密，武器制造则是将幻想转化为现实的过程。

科幻作品对未来军事技术表现出惊人的预见性，激发了军事发明家的科技创新。武器装备的实际应用与科幻作品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在武器装备应用于实战之前，创作者们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在当时人们看来离奇古怪的未来武器，如被人们称为“钢铁怪物”的坦克。在1903年的《陆战铁甲》与1908年的《空中大战》中，威尔斯都提出了对坦克的设想，以及建立并加强空中力量的重要性。德国的高层指挥部为此全力以赴。最终随着一战的到来，坦克为德军形成了非对称军事优势，而协约国则因此在坦克战场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科幻作品还指引着军事发明家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物理学家雷奥·斯里拉德在1932年读到威尔斯的《获得自由的世界》一书，次年来到英国。虽然当时的物理学家们嘲笑制造原子弹的想法，但斯里拉德始终无法忘却威尔斯的这部小说。1934年，斯里拉德计算出了可控链式反应的方程式，从而奠定了制造原子弹的理论基石。斯里拉德本人在日记中写道：“我读了威尔斯的《获得自由的世界》受到很大鼓舞，决定把爱因斯坦的理论公式应用于实际。”可见，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于无形之中对原子弹的诞生起了作用。一战前夕正值科幻小说的兴盛期，世界上首部科幻电影也在此时出现。在科幻与战争的时间重合点上，科幻作品对一战的军事技术与作战样式进行了精准预见，如巨炮、坦克与潜艇战、空战等。如今的隐形技术、激光武器、无线脑波控制、纳米技术，乃至人工智能、基因改造、虚拟现实等可用于军事领域的技术，都已出现于科幻作品之中。

我国首个临近空间太阳能无人机试飞成功。图为彩虹太阳能无人机试飞现场。新华社发

在布莱恩·阿什1977年出版的《科幻视觉百科全书》中，科幻文学的题材被划分为19个类型，在约翰·克卢特的《图解科幻百科》中，科幻主题被划分为17个部分，两者不谋而合标示出：战争是科幻的重要主题。战争伦理对战争的道德态度可分为现实主义、和平主义与正义战争论三大类。在对战争伦理进行深入探讨的科幻作品中，绝大多数创作者持和平主义思想。比如当一战爆发时，威尔斯创作了《结束战争的战争》一书，提出“一场规模足够大的战争会给予人们一些有益的教训。”而随后在二战中首次使用的原子弹则对科幻创作者内心产生了极大震撼，和平主义由此与对核伦理的探讨相结合，因此冷战时期的科幻作品大多以反对核武器威胁与冷战的其他严重后果为主题。科幻作品也是创作者们对战争进行的科学反思。正如著名科幻女作家比约德所说：“对预防战争的清晰思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呼之欲出，同时还急需头脑清晰地将所思所想著书立学传授于人。”科幻作品通过构成虚拟的语境，由此呈现或引发不同寻常的新思考。科幻创作者将科学、战争与社会相关联，使得对战争伦理的反思社会化、大众化，增强了军事科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社会对高杀伤武器的反馈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决策，并制约其发展，和平主义思潮得到进一步传播，为未来战争的伦理讨论奠定了社会基础。

2.当代科幻与军事呈现出相互激荡的关系

当代科幻与军事的联姻与互动，以多种方式显示出两者相互激荡的关系。在为劳伦斯·M·克劳斯的科普著作《星际迷航里的物理学》写序时，物理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曾指出：“科幻不仅有趣也会启发人类的想象力……科幻和科学之间是双向交易。”科幻创作者不仅将科学知识体现在作品中，还积极投身科学活动，部分科幻作家成为科学学科的引路人。“科幻之父”威尔斯曾倡导英国科幻作家创办杂志《明天：未来杂志》。1938年，主持研制“喉”式单翼无人机的科学家A·M·洛教授在该杂志春季号上呼吁英国成立“未来部”，搜集全世界数据。虽然该设想在二战后没有实现，但世界多国军方，大量投资研究未来，刺激了未来学的发展，并促成了一系列重要战略机构的诞生。如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正是在二战后未来学的兴起中建立起来的。当兰德公司还附属于美国空军道格拉斯公司时，美国空军司令阿诺尔德就要求科学家冯·卡门预测军方感兴趣的技术在未来的潜在能力。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未来学已发展成为覆盖包括军事在内的多领域综合性学科，被称为人类探索未来发展的“望远镜”。著名科幻作家，包括凡尔纳、威尔斯、阿西莫夫、克拉克及奥尔迪斯等人已成为公认的未来学家。

随着科幻对科学技术推动作用的不断显现，科幻创作者们开始从作品背后走向现实，逐渐受到科学界的接纳以及军方的重视。1999年，《自然》杂志为科幻作品设立专栏《未来》，此后一直受到美国科幻界的广泛欢迎。在意识到科幻对科技的作用后，美国军方在与科学界合作的同时还邀请科幻创作者参与到军事技术研发的讨论中来。一些科技公司还直接聘用科幻小说家开发最先进技术，在其看来，这些技术都具有广阔的军事应用前景。许多美国的军事科幻片在剧本形成之前，剧组主创人员非常注重了解军方正在研制的武器以及当下的作战理念。可见，科幻界对军事领域的涉足，增强了科幻作品用于军事领域研究的价值。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未来评估部（MCFAD）和大西洋理事会于2015年协调组织了为期1天的科幻写作研讨班，从74名军事作家申请者中甄选出了18名，其目标是再现《海军陆战队安全评估环境猜测（MCSEF）：2030-2045》中描述的三种可能的未来世界。2017年1月11日，一个专门小组在大西洋理事会专题讨论了他们的作品。大西洋理事会研究防务挑战问题的专家史蒂文·格伦德曼指出了训练科幻写作的价值：“假如我们思索和书写未来，我们就更可能精准地把握现在。”除美国海军外，美国陆军于2016年秋天启动了首届“疯狂科学家科幻写作比赛”，呼吁军人就“2030-2050年的战役”进行创作。主办方要求想参赛的军人思考科技、社会、全球经济和其他方面可能泛起的各种趋势，以及这些趋势将如何影响陆军在未来冲突中的运作方式。美国军事战略学家约翰·科林斯对此次活动评价道：“从科幻眺望未来战争，非常有战斗想象力。”在练兵备战过程中，科幻作品是军队想定未来战争的有效方式，无论是科幻作家的加入，还是培养军人的科幻写作能力，科幻作品对研究未来战争都具有实际意义。

3.科幻是培养战斗想象力的重要途径

军事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在研究历史上的战略大师后得出结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富有战斗想象力”。在未来瞬息万变的战场上，科幻所蕴含的想象力是指挥员战斗力的重要来源。克劳塞维茨曾形象地概括了战争的真实面貌：“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3/4好像隐蔽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在未来智能化战争中，战场在自然空间、技术空间、认知空间与社会空间全方位、全天候展开，战场风险高、节奏快、干扰多，指挥员进行正确指挥与决策的难度增加。面对纷繁复杂的战场环境，固有的战法、原则与策略往往难以奏效，指挥员一旦受困于旧章法就极易陷入无计可施、画地为牢的困境，只有充分开掘战斗想象力才能出奇制胜。战斗想象力非一日形成，需要长期的培养与锻造，而科幻则是培养战斗想象力的重要途径。

“制空权”之父杜黑曾言：“胜利只向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是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微笑。”如今，伴随着前沿科技的不断发展，战争形态正在从信息化战争向智能化战争演进，这也是大量科幻电影的主题。关于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科幻电影深入探讨了人机关系、机器的角色定位以及对机器的风险控制等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从美军邀请科幻作家参与未来战争讨论可见，科幻作品中展现出的未来战争图景不仅是娱乐性的幻想，更蕴含着对未来战争的预见性，因此，从科幻视角研究未来战争，能激发适用于未来战场的新技术新战法新思想涌现，有助于从战略上获得竞争主动权。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16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