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特别强调从问题出发，引导被采访者进入述说历史的情境，以其切身感受追忆亲历的历史，这是口述史成为当今史学界关注焦点的重要原因，并以此展现出不一样的史述，进而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补充。从传播学角度来说，口述史已不仅是研究的需要，更是一种呈现方式的需要，其价值就在于追忆经历过的可感历史，是不一样的史述。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以书面记载为主的口述史，依然需要通过繁琐的求证过程方可获得承认，即作为“说”史的组成部分，口述史不仅需要趋于“现场感”的呈现，以“直接”“直观”，甚至是“讲述”的特别形式来实现，而且更需要注重记忆历史中产生的史料是否可比、可证。当然，这一切呈现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不能为“讲述”而“讲述”，出现类似“编导”的主张，口述史不能成为误导没有史学背景的大众的“伪历史”。

将口述史纳入史学体系，尤其是大众史学体系加以研究，是近年来伴随着史学研究日益多元化而形成的态势，其主要原因源于三个方面：其一，史学知识的普及，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有了新的诉求，口述史是对文字记载缺失或难以呈现的史述细节的一种补充；其二，自从传播学兴起以来，口述史的范围拓展到了新媒体领域，产生了许多别样的史述成果，构成了有别于传统文献再现的史述，打破了现实生活与文献“历史”，抑或文本“历史”的诸多隔阂，成为具有双向互动的、可以体现历史情感的一种新的述史方式；其三，近年来口述史通过不断实践，其性质与意义日益清晰起来，如果说传统史学，特别是文献史学，是一种有组织、有选择、有立意的史学研究，代表着官方或者（有话语权的）史家立场的“本位史学”的话，那么口述史则显示出一种以“人”为本位的史述记载，参与者更多，史学探究也更加广泛且自由，让史学研究真正成为具有大众特性的学问。如此说来，口述史的确是不一样的史述。

口述史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各自的缘起。比如，先秦时，周代是一个史官文化极其发达的时代，当时便设有“书记员”一职，专门为史官收集大众言谈，也就是《史记》中所载的“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再者，我国的口述史缘起于典籍是有历史依据的。如古代留存的文献史料中，司马迁的《史记》便是系统“讲述”夏、商、周等上古王朝及之前的“口述”传闻之作。另外，作为记载古代王者言论之作的《尚书》中有尧以后的历史，还有《春秋》及国别史《国语》等史书中“五帝德”“帝系姓”等记载，有许多都是来源于“口述”。

需要明晰的是，口述不是“讲”和“记”，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列为口述史的样本（对象）或受访者。并且，记述者需要经过学术专业训练的学者来做。更为重要的是，口述史收集整理不能只考虑大众喜欢什么，历史长河中有价值的人和事才是选择的对象。

口述史研究不存在对象上的差异，不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都可以作为对象。口述史彰显出特别的作用，具有直接叙述生活经历和直观描述历史呈现等特点，从而帮助大众了解和认识更多赋有情感的史述“真相”。

（《社会科学报》2.18夏燕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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