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景象：兰克范式的科学历史学

撰文/徐波

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建制化并不仅仅关涉职业地位，而且涉及到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ethos），彼得·诺维克在其关于美国史学的著作中将其称之为追求客观性的理想。在1824年，兰克在他《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表达了后来职业历史家的信条。他抛弃了从前赋予历史写作的“判断过去，教育今人，嘉惠于未来”的功能，而坚持历史家的任务仅仅是“如实直书”。他本人相信，这只能依据原始材料，即回忆录、书信、日记、外交官报告和亲历者的叙述来达成。从这种观点来看，历史学的职业化是与其转变成为德语意义上的科学学科同时发生的。德语的科学定义比英美的定义更宽泛，英美的定义只涉及自然科学，追求的是抽象的公式和定律，科学研究的规范性。兰克及其以后的职业历史家所理解的历史学显然不是这样一种科学。兰克区分了两种获取关于人类事物的知识的途径，即对特殊事物的感知觉和抽象概念，“这两种知识之源是判然有别的”。后来的历史理论家，如德罗伊森、狄尔泰和马克斯·韦伯都这样来把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区别开来。历史学属于文化科学，其实需要考量人类事物中的意义和意图的研究方法，这是自然科学中所没有的。以兰克范式为代表的科学历史方法是伴随着许多新因素（如民族国家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社会秩序的确立，社会科学学科的产生，以及历史学的职业化，等等）产生而确立起来的，然而，兰克史学本质上是政治史学，具有浓厚的古典色彩，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面对民族国家的实际，开始的复兴古典古代史学，继而改造古代城邦公民政治史学成为民族国家公民史学这一过程的结果。因此，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是该过程的春天，那么，兰克史学则是秋天的景象，既硕果累累，也秋色斑斓。

一、科学历史方法的源流

兰克范式的科学历史学方法最早渊源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例如，瓦拉的所开创文献研究的语文学方法，16、17世纪西欧各国民族历史编纂的实践，包括英国的卡姆登、塞尔登；法国的德·图；德国的雷纳努斯、弗兰克，以及新教历史家斯莱丹，等等，他们在编写历史的过程中，对档案材料的处理和利用。当然，最直接的源则是18世纪的哥廷根学派。

德国哥廷根大学创建于1734年。哥廷根大学一度是“新史学”的中心之一，彼得·伯克在《失落的范式》一文中把哥廷根大学为中心的“新史学”描述为社会和文化史范式。伯克认为，社会文化史范式可概括为四个要点：首先，战争史（尤其是战役史）在这时候似乎逐渐受到质疑。其次，战役、战争和政治史被关注风俗习惯的历史，以及关注社会及其发展阶段的历史所取代。第三，社会文化史范式倾向于以关注文化史来补充对社会的关注。第四点是，这一新的社会文化史充分利用了各类文献资料，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利用了物质文化材料，对博学传统给予了充分重视，用类似于吉本的方法把它吸收进了历史叙述。

彼得·伯克认为，这一范式之所以会如此成功，是因为对风俗习惯史的兴趣的兴起显然与日益增长的关于欧洲以外世界的知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哲学家中关于文化差异的争论的兴起有关。我们所谓社会史的兴起的一个更加重要的条件是18世纪社会变迁的加速，这就使学者及其他们的读者越来越意识到他们业已失去的世界或他们正在丧失的世界。另外，在德国，社会史与资产阶级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相关，尤其与职业阶层相关，大多数历史家产生自这一阶层。

二、科学历史方法的历史背景

所谓兰克科学历史学是三种发展趋势的共同结果：浪漫主义运动的出现、西欧各民族国家证明其存在理由的需要，以及一个重视受教育程度的中产阶级的兴起。相信理性能够确保社会不断完善的启蒙运动导致了一种批判性研究过去的方法的产生。研究历史被认为是为了揭露和谴责那些根植于过去社会中的不利于理性胜利的障碍。辨别过去的腐败之物是为了最终将其清除出去。然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及其之后的时期，理性的胜利似乎只是导致了恐怖、战争、异化和社会混乱，于是，过去对于浪漫想象来说似乎是一个安全港和或者一种灵感启示。为启蒙思想家所指控的习惯和传统现在通过“同情理解”来接近和颂扬。在启蒙运动看到普遍的、超历史的、自然的法则的地方，历史家却在寻求个性、特殊性和偶然性。这种新的方法包含在兰克关于历史研究意图的纲领性陈述中，他认为历史研究是要恢复和理解，尤其是要如实地叙述过去。过去的政治事件，及其参与者和制度要根据其当时的条件和具体语境来理解。这就是所谓历史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然而，矛盾的是历史主义的产生也表明了浪漫主义诉求的局限，以及它真正受惠于启蒙运动的地方，启蒙思想家为之辩护的东西被抛弃了不少，但启蒙运动的影响依然存在。

三、兰克与科学历史研究范式

兰克一生的研究主要是利用维也纳、意大利、普鲁士、巴黎和伦敦的档案资料来进行的。与传统的传达知识信息的讲授相比，他所主持的讨论会聚集了一拨经过挑选的学生，组成一个研究小组。这拨人通常在兰克家中，在他的指导下对原始资料进行批判性研究。从1837年起，他的学生开始出版《萨克森王朝时期的帝国编年史》。

赋予历史学以及别的文化科学以科学性的是它们对严格的方法的要求。在这种意义上，音乐学、艺术和文学研究、语言学、宗教学都能被认为是科学。兰克坚持，历史学（这也适用于别的文化科学）不应该被看作为是一个“巨大的事实积累”，而“最好的历史科学应该通过研究和思考特殊事物来达致关于历史事件的普遍观点，以及对历史事件之间既有的客观关系的认识。”

兰克沿着尼布尔开辟道路，借鉴圣经批判研究、语文学和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原始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考证方法，因为他的研究工作依靠都是维也纳、意大利、普鲁士、巴黎和伦敦的档案。我们之所以说兰克是科学历史研究范式的创立者，是因为：1）他通过借鉴成功而富有成效的，具有理论基础的圣经批判学、古典语文学以及比较语言学来创立科学历史学，他所依靠的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有广泛而异质的群体的认同。2）在这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他及其追随者发现了重建历史的新证据（档案资料），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效。3）虽然有记载表明兰克讲课很糟，不过他通过举办研讨会，从而形成了一个科学历史家群体，后来他的这些追随者又将这一研究范式传播到世界各地。

考虑到兰克对科学历史方法的特殊贡献，我们可以用兰克来命名这一不同于18世纪社会文化史范式的新的历史研究范式。然而，使用“兰克范式”这一术语还应该考虑如下一些因素，首先，对历史资料的批判性研究并不开始于兰克。早在17世纪比利时耶稣会士和法国玻兰达斯修会和摩尔修会的僧侣就开始了对资料的批判性研究，他们用这一方法来考证圣徒传记。卢多维科·穆拉托里在18世纪开始出版中世纪意大利文献，后来有1819开始的《日耳曼历史文献汇编》、基佐于1833年发起的《法国历史文献汇编》、1860年代开始的《英国历史文献集成》，以及别的类似文献集成。其次，在兰克任教柏林大学之前，研讨会方法就已经运用于古典语文学教学中了。到19世纪世纪中期，实际上所有的大学，首先是在新教大学，随后在德语世界的天主教地区都采用了柏林大学的教学方式。因此，兰克个人对科学历史方法的贡献应该充分肯定，但不应过度宣扬兰克使历史学确立为一个专业学科。

彼得·伯克认为，要使用“兰克范式”这一短语，我们显然有必要对其加以界定。首先，在狭义上或准确的意义上来说，这一短语或许指兰克的自觉的追随者的研究方法，他们称为“新兰克学派”。其次，在广义上来理解这一术语，我们可以将许多没有受教于他，或与他没有直接联系的学者都可以因为尊崇兰克和兰克方法而被认为属于兰克学派。兰克范式因而可以非常广义地描述为有条理的所谓“客观”历史观点，并与这样一种认识相联系，即认为历史的真正主题必定是民族国家的政治。

为了使这一关于兰克范式的描述更具体，伯克用四个相互关联的假设来概括它：首先，历史写作能够而且应该是无偏见的，甚至是客观的。第二，这种历史写作被认为是基于档案材料的。换言之，这就意味着兰克学派的历史著作是以官方材料为基础写成的。第三，这种新史学被认为是批判性的，不仅是对以前历史家的批判，而且是对其史料的批判。最后，历史的主题主要是政治的，即民族国家的历史，是从政治家、外交官和官员的视角来看的历史，国家档案馆中这些人留下的文字最多。

根据兰克范式写作的历史著作被认为是“科学的”。赫伯特·亚当斯称兰克为“历史科学之父”，虽然“科学”这一术语在此语境中语义模糊，它常常被用来指有条理的知识，以及声称或者试图遵循或借鉴自然科学方法的人文研究，但是，它既不同于同时代自然科学的科学概念，也不同于后来马克斯·韦伯等人的历史社会学的科学概念。然而，当时人们往往把兰克的历史科学方法与同样语义不清的是“实证主义”一词相混淆，即所谓“历史实证主义”。这些术语常常被用来指经验主义，即对“历史事实”的追求，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所谓历史和文明发展的“法则”的归纳。

四、兰克范式的科学历史学的古典色彩

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一般说来，我们从三个方面把知识加以区分和划定界限：在学术上分为学科，在组织上分为学术团体，而在文化上分为共享某些基本前提的学界。19世纪的历史学界共享基本前提如下：历史事实的实在性、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历史知识的个别描述性以及历史著作的民族叙事性等。这些基本前提为现代大多数历史家所吸收消化，而且大体上作为公认的前提在起作用。正是基于这些假设，历史学才成其为独立的学术学科，区别于其他相邻学科，如文学、修辞学、政治学等。这就是西方的“历史学文化”，是19世纪历史学的基本遗产。这些遗产源远流长，既有力也脆弱，从其产生之初批评之声就不曾停息，而且，历史学也并不因为拥有这些假设就完全捋清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达到了真正的客观性。所谓兰克史学其实具有浓厚的古典色彩。

首先，兰克早就认识到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作为艺术它必须要“诗意地再现主题，不是要发明新东西，而是要反映其真实特性。”然而，他坚持认为，学术的或科学的历史学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界限一定要严格维护。历史家一定要公正无私，即不加价值判断，如实地观察过去。他相信，存在着精神或道德特性的客观因素在历史中起作用。在历史的多样性之上，存在着“上帝之手”。因此，我们很难将兰克归入“兰克学派”，而且，历史学专业文化应有之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分离从来没有完成。自早期19世纪以来专业历史家的伟大著作都把学术与文学结合起来。

其次，除了历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外，在19世纪的职业化过程中各国的历史研究表现出越来越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趋势。职业学术的兴起以及由此引起的新的科学历史学的兴起与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紧密相关。兰克把民族主义看作19世纪欧洲的驱动因素，使其形成一种欧洲强国体制，该体制的出现是兰克历史著作关注的中心。对欧洲和北美的民族国家的过去的巨大兴趣大大促进了现代学术的确立，如开始搜集汇编中世纪原始资料；由于新开放的档案材料引发档案研究的高涨，以及大量民族历史著作的大量涌现。这一运动不局限于德国，而是世界范围的运动。朱尔·米什勒的职业生涯是档案研究与民族神话构想相互融合的具体实例。各地的档案研究都与政治议程携手并进，把民族主义目的与维护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结合起来。

职业化绝不能取消政治义务。正如兰克的学生聚贝尔那样的历史家们公开承认的，所有历史都具有研究和写作历史的历史家们政治观点的色彩。聚贝尔，以及德罗伊森、特赖奇克所归属的所谓普鲁士学派历史家自称是职业历史家，然而他们又公开宣称，他们的学术服务于政治目的，追求一个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历史似乎很难摆脱与政治的关系，因为它似乎必须是“我们的”历史，一部无人认领的历史是无意义的，同时，一部“有温度”的历史很难做到价值中立，科学客观。这可能就是现今作为社会科学学科的历史学所面临的困境。

虽然兰克范式的史学标榜科学，实际上其与之后出现的是实证主义史学，以及现代西方作为社会科学学科的历史学是截然不同的。斯图尔特·休斯（Stuart Hughes）将兰克史学归入旧唯心主义史学（相对于狄尔泰和克罗齐等人的唯心主义）。他指出：“旧唯心主义立场意味着一种‘对过去的各种独创性东西的非常同情、非常灵活、非常虔诚的态度’。它意味着想通过‘直觉接近’的方法来寻求‘上帝之手’。对于兰克及其门徒，研究历史完全不是分析，而是沉思，是‘不可言说的甜蜜和生命之源’。认知和崇拜是一回事，是同样的经历。”

实际上，兰克史学带有浓厚的古典哲学和古典史学的色彩。如果说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开始复兴了古希腊、罗马城邦公民史学，那么，在16世纪后半期的法国，随着历史学方法思考的深入，历史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发展，民族历史观的日益成熟，民族历史的写作提上了日程。当时法国人文主义者突破传统人文主义李维-布鲁尼城邦政治史范式，逐渐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将城邦公民的历史转变为法兰西民族的历史，将城邦的历史转变为国家的历史，将表现城邦爱国主义和公民共和美德（virtu）的历史转变为表现民族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历史。换言之，历史写作的主题改变了，历史写作的范围扩大了，然而，传统政治史维持不变。兰克史学是文艺复兴以来，经过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的洗礼，在新的语境之下复兴古希腊、罗马公民政治史学，创立民族国家公民史学的集大成，本质上与古典古代史学一样，是政治史学。正如施特劳斯所指出的：“政治史学的主题是重大公共性主题。政治史学要求这一重大的公共性主题唤起一种重大的公共性回应。政治史学属于一种许多人参与其中的政治生活。”因此，古典古代史学的主题是城邦政体，兰克范式的科学史学的主题是民族国家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其本质上是政治史学来说，它的出现是秋天的景象，既是之前一个漫长史学发展过程的集大成，也区别于20世纪初以来逐渐成形，以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为主题，作为社会科学学科的西方现当代历史学。

至于兰克范式在当今的命运，我从来不认为它已经为西方现代历史学所取代，不复存在了，而是要重申我一贯的观点：在人文学科中，一个范式的兴起，另一个范式的衰落，并非是一个消灭另一个，另一个不复存在，而是一个取代另一个中心位置，另一个被边缘化。我们可以根据沃尔夫冈·伊瑟尔观点，区分自然科学的硬理论和人文学科的软理论，按照这一理路来看待兰克范式的消长。

伊瑟尔认为，在自然科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理论，依据它们对自然现象进行预测中取得的成就来对它们进行评判；而在人文科学中，我们拥有一群理论，每个理论都试图把握或开发人文学科不可穷尽的潜力。因而，在人文学科中没有必要对理论进行“重新改进”，因为人文学科意在把对象概念化，其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理论多重化。因此，“失败之后改进工具与众多工具相互竞争——这种对立再一次标志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差异。”一句话，自然科学理论如果不再能够经受住检验，就会被抛弃；而人文科学理论的消长则是兴趣变更所致。

参考文献：

1.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ed.）,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Blackwell Publishers,2002.

2.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出版，2002。

3. 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华夏出版社于2011年。

4. 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