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16日，“亚洲文明论坛·青年学者论坛（2021年）”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本次论坛由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主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协办，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等科研院所的60余位学者与会。

两天的会议分成“传统亚洲的历史观”；“文本与图像中的丝绸之路”；“亚洲的地缘文明与地缘政治”；“亚洲移民与文化身份”；“前近代东亚文明间的交流碰撞”；“天下观与亚洲观：分流与独特性”；“东亚汉籍与亚洲文学的世界”；“后全球、数字化与亚洲命运共同体”八组专题进行，每组有5位学者报告。来自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国际政治等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亚洲文明的历史脉络和文明特性，交流互鉴，互通有无。澎湃新闻选取部分学者的报告略作介绍，以飨读者。

会议合影

葛觉智（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学会）的报告题为《论两河流域与古代中国历史想象的几个共同点》。先秦中国“书”类文献与两河流域的某些描述上古历史的文献，有几个尚未受到学界重视的共同点：1、历史文献不仅描述了过去，而且同时提供了类似于剧本的模仿范例，使当代的君王和社会精英重演文献中的行为模式；2、此类被认为从上古君王传下来的文献具有一种“皇家传家宝”的宝贵性和神圣性；3、文献中反映一种特殊的权威分配：君王与贤臣之间存在着不平等且互补的关系，而贤臣的智慧高于君王的智慧。在先秦中国，这类文献代表了精英群体通过历史重写得到更高、更稳定社会地位的尝试。在战国人的想象中，上古时代的每位成功的“圣王”不可或缺一位（或几位）“贤臣”。这种历史理想不仅加入了《史记》等文献，而且对汉代以后的官人文化和宗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吕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报告题为《的历史图景》。《梁四公记》是唐代的一篇传奇小说，看似荒诞不经的内容背后却包含着南朝梁武帝时期欧亚大陆各国交通往来的众多信息和历史记忆。传奇中广泛涉及扶南、盘盘、丹丹、高昌、于阗、高丽、扶桑、波斯、天竺、拂懔（东罗马）等地的情况，是珍贵的史料。结合《梁职贡图》《梁书·诸夷传》及相关考古材料，可以从《梁四公记》勾勒出一幅宏阔的欧亚大陆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图景。此外，《梁四公记》故事细节历史记忆的背后，是公元六世纪的以萧梁建康为中心的世界交流史。六世纪的建康不仅是欧亚大陆上的物质贸易中心，而且是欧亚大陆上华夏礼乐文明融入佛教新潮流的文化中心。

练春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报告题为《两汉时期中原文明与周边地区交流的特点》。汉王朝的建立，使古代中国的统一由形式走向实质，东亚地区的文明发展呈现了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辐射模式，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中原周边地区因它们与中原关系的紧密程度或对抗程度而反映出不同的特点，中原与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邻国之间的交流较为平等，而与东方的高句丽等国之间的交流则逐渐出现了迟滞的一面，对南方国家的影响则随着统一的完成逐渐由滞后转为同步。反映在观念上，中原文明与北方的草原文明之间存在更多的对话，但与其他地区则以单向输出为主。

昝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报告题为《土耳其与中东地缘政治》。对当代土耳其人来说，奥斯曼帝国既是历史，又是“记忆”。奥斯曼帝国及其遗产是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所共有的，但他们的视角和意见分歧很大。外人尤其是西方人常常把土耳其在外交、地缘政治或内政上的行为与姿态说成是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无论是在地中海油气资源问题、叙利亚问题上的争执，还是土耳其国内文化、政治上对奥斯曼帝国的种种怀念以及对土耳其的批评，都说明土耳其、希腊、阿拉伯国家以及西方国家都有着某种深刻的“奥斯曼帝国记忆”。尽管奥斯曼帝国已经灰飞烟灭，但人们对它却保留和延续着深刻的记忆，并影响到人们对现实的认知。

会议现场

张传宇（苏州大学历史系）的报告题为《近代东亚-东南亚国际贸易秩序与日本：日本华商与日本贸易圈的形成》。1854年《日美和亲条约》签署后，日本开国，并迅速被纳入到陌生的世界市场之中。1859横滨开港，1868年神户开港，许多华商随欧美洋行而来，并参与日本的对外贸易。在此后的20余年间，华商凭借中国钱庄、银号提供的雄厚财力，以及中国腹地庞大的消费市场，充分利用日本物美价廉的初级工业品生产能力，通过大量订货，向日方提供了销售市场、生产资金、商品信息、生产技术等，正向刺激了日本的工业化发展，同时也将英国纺织品与中国生丝等物资对日倾销，清末的在日华商因而积累了大量财富。但自1880年代起，日本的工厂主与贸易商越发激烈地批判华商。此时日本工商界面对在日华商时弱势明显，前途晦暗不明，却开始把华商视为阻碍。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工商界开始获得与欧美列强类似的对华贸易特权，于是着手绕开华商独自开展对华贸易，这种努力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终于取得实效。同时在日华商受到日方的强力竞争与打压，在日本近代工业突飞猛进的历史背景下，不具备工业实力的在日华商逐步被边缘化，甲午战争前日本工商界所面临的严峻的国内华商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而自1914年起日本工商势力开始进入东南亚，开始面对数百万南洋华侨，其在此前约50年间与日本国内华商对抗的经验，此时无疑将是认识和应对东南亚华侨经贸势力的重要经验。如此，在对抗和克制东亚与东南亚的华商贸易网络过程中，近代日本的亚洲贸易圈逐渐形成，并对19世纪后期的东亚-东南亚国际贸易秩序发起了强力挑战。

喻显龙（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的报告题为《从小中华到大韩国——近代韩国传统历史观的嬗变》。朝鲜半岛自高丽时期便产生了“小中华”身份意识的建构，此后在朝鲜王朝时期不断对其加以丰富与巩固，形成了以“小中华”身份出发的主流传统历史观的视角，呈现出华夷有别、义理有存、道统有继的特点。将朝鲜半岛历史有机地融合在中国大历史的进程中的同时，也维持了朝鲜历史相对的自主性。然而，随着朝鲜半岛地缘政治剧烈变化和近代外来思潮观念的强烈冲击，朝鲜开始意识“小中华”身份的尴尬处境与传统历史观的不足，由此，一方面以统治层、儒生为代表的群体将目光投向复古思潮，企图以“朝鲜中华”的逻辑重塑身份，形成“中华=朝鲜”的二元身份架构，从而使传统历史观的叙事逻辑基本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开化人士则摈弃传统历史观，排除与中国历史相关的联结点，努力构建以韩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史观。近代韩国这两种传统历史观的嬗变路径对当今韩国历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报告题为《戊戌、庚子年间中日“联盟”论再析——以“还舰”之议为线索》。1899年6月10日，章太炎在日人馆森鸿、加藤雪窗的陪同下由基隆搭乘“横滨丸”，开启首次赴日之旅。关于此行，虽然章太炎方面相关史料较少，但馆森鸿作了详细的记录，取名《似而非笔》，连载于当年10月1日至11月10日的《台湾日日新报》“落叶笼”栏目，据此可知章太炎访日期间与20余位日本人士的交流内容。章太炎交往的日本人士多为文人学者，内容多为学问探讨，鲜少涉及政事。章太炎并非刻意回避，而是馆森鸿“因有所忌惮所以省略”。不过《似而非笔》中仍有两处关于时政的内容，一处是章太炎听闻日本政府将归还清政府甲午战中俘获战舰一事，于是向副岛种臣陈述意见。此论未见于全集，尚无从考证，而类似“还舰”的传闻确有由来，很大程度上基于戊戌、庚子年间中日“联盟”的舆论。围绕“还舰”传闻，中日间产生了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交集，这既是重新审视中日共有“幸福幻想”这一特定时期的线索，也是深入理解论述背后亚洲认识的途径。

论坛最后，浙江大学王勇教授和孙英刚教授分别做了总结发言。

王勇教授（右）和孙英刚教授（左）

王勇指出，亚洲研究不是中日韩等国别研究的物理叠加，如何将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需要不断推进的。他还强调，作为概念的“亚洲”“东亚”“远东”及其历史定位，都需要研究者反思，不能一直被西方学术理念束缚。“西方的亚洲研究是‘旁观者’的研究，而我们作为‘当事者’的研究，看到的东西肯定不一样。”应该立足于亚洲，而不拘泥于亚洲，用海纳百川的心态，从多学科视角去探寻亚洲“真正的样子”。

孙英刚表示，组织这次亚洲论坛的初衷是希望打破学科边界，促进知识的真正有效增长。另外，他也期待同仁们能从以欧洲为中心的“汉学”“东方学”以及美国主导的“东亚研究”等角度跳出来，构建新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