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篇文章，将就着看：

“历史学”（History）一词来自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写作ἱστορία，意为探究。目前一般认为，现代史学则是在德国史学家兰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至目前为止，历史学已经有两层含义，一是广义的历史学，或称历史科学，即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另一是狭义的历史学，指依靠文献资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讨论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时所讲的历史学，可以是指前者即广义史学，也可以是指后者即狭义史学。

在考古学与广义史学的关系方面，我国一般将考古学视作是广义历史学的组成部分，而由于学术背景的不同，考古学在北美被当作是人类学的一部分。实际上，不论在哪一地区，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在本质上都是通过研究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遗存，来研究古代社会和当时人类的社会行为，因此，即使是美洲考古学，因为它本身以古代印第安人的历史与文化为研究对象，实际上也可以归入广义历史学的范畴。因此，对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科学关系的传统定位，似不必因为考古学在其它国家的归属有别而产生怀疑。目前，在中国主张考古学应脱离广义历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学者，另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即认为现代考古学在研究范畴、方法与技术手段上都超出了历史学本身。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类广泛运用其它学科研究手段（如天文学、环境学、地理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的大型综合研究中，其研究目的依然是为了阐释历史，最终落脚点还是在历史研究之上。因此，考古学似乎并没有也无必要一定要“走出”历史科学，亦即广义的历史学。

考古学与狭义史学的关系，则是在中国考古学中聚讼已久的老问题。在近年来非常兴盛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中，一些学者简单地将并不充足的考古材料与文献所载古族、古都、古国相联系，如在缺乏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将属史前考古的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遗存与文献记载中的尧、舜、禹，甚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挂钩；又如仅据年代与地望的接近，即将一些遗址尤其是城址定为文献记载中的夏商王朝的都城。类似情况使一些考古学家尤其是中青年考古学家感到不满，促使他们提出“应当适当强调考古学研究的一定的独立性”，以强调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区别。实际上，在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应当尽量审慎地对待文献记载；而在历史考古学中，文献是考古学研究必然要借助的工具。

目前争论较大的是如何看待原史时代考古学中考古学遗存与文献记载的关系问题，如对二里头文化的狭义族属或王朝的归属问题、中原地区发现的一系列商代城址（如郑州、偃师商城）与狭义都城的归属问题，就是这一问题的反应。实际上，作为原史考古学的一种探索，将相对可信性的文献史料同考古资料相结合，得出带有探索性质的学术见解，应该是可行的。除此之外，在原史时代考古学研究中秉持去文献化的倾向来维持“考古学的纯洁性”，本身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中国原史考古学研究似乎不必为了追求“纯洁”与独立的地位而刻意造成一种绝缘于丰富历史文献的现象，融会贯通才是当代学人应该有的学术诉求。

张光直先生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那种考古归考古，历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有的奇怪现象，说明了认识观的落后”。张先生的话反映出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隔阂，不过，在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实践中，这种倾向并不明显，已经在最近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例如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与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国遗址、晋侯墓地的发现，引发了考古与历史学界对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召公封燕与叔虞封于唐及西周晋国诸侯世系等有关记载的重视，并力求结合这些珍贵记录，对若干重要考古遗存做出合理的解释。类似的重要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界对西周封建制度及整个西周历史的认识。

历史是考古学研究的本体，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狭义史学面前适当强调考古学的独立性也是必要的，但切不可矫枉过正。从学术发展趋势的角度看，在考古学的研究范式(Paradigm)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法国汉学的研究倾向，其以整个社会科学为研究范式，并不预设某门科学的绝对优先性。更进一步，考古学对历史的研究甚至应当以整个科学（Wissenchafte）为研究范式，海纳百川，广泛接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手段和方法，不将狭义史学视为唯一的、绝对优先的解释范式，也不因个别的研究而否认狭义史学的价值。这对一个青年考古学学习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