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代中国来说，“兵事”占有独特的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称为社会变革与转型的“发动机”“着力点”。因此，兵学史理应是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视角。较之以往，当前该领域的研究已日益走向深入，但既有成果仍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或缺乏对史料的细致爬梳而使人略感模糊空泛；或偏荣偏枯忽略对军队训练方式和战术战法等“硬核”问题的具体分析；又或就兵谈兵缺少对“兵事”背后思想动机的寻觅叩问。 李元鹏著《中国兵学通史·近代卷》（岳麓书社2022年2月出版）则称得上是近代兵学史研究转型的一次有益尝试，全书试图跳出既往以兵书为核心研究对象的固有范式，让“兵学”研究回归“兵事”与“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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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学通史》，岳麓书社出版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揭示不同历史阶段军事思想的特点及其演变趋势，是兵学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与最终归宿。但其前提条件，是对不同阶段的军史，尤其是战争史、战略战术史、军队建设史等方面已作较为充分的挖掘与细致的考究。若剥离这些具体内容来谈兵学思想，则不啻为“空中楼阁”。 本书的一大优长就在于回归军史，使兵学思想的梳理与解析能够论从史出。例如书中第二章第二节，通过详细分析历时近两年之久的安庆围困战，清晰展现了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如何将“围城打援”思想运用于实战之中并将其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些湘军儒将的军事思想，并非只是照搬古代兵书或者前人经验，而是经过实战获取的有得之言。这不仅为理解湘军何以战胜太平军提供了切实的军事视角，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知其在中国近代兵学史上的影响与地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元鹏的研究初步实现了兵学史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不再如以往那样仅就言论或者兵书来谈，而是注重研究战史、战法与思想之间的因应互动。或许正因如此，他才能深入关注到湘淮军重要人物在战法、阵法、训练、后勤及其对于传统兵学进行实践化解读等以往为学界容易忽略的问题。又如第三章第一节，便基于丰富史料，借助具体战例，大致还原出了湘军的各种战术队形，并较为细致地评析各种阵型的样式、功能及其优缺利弊。这就为我们从专业军事角度来了解、认知并评判这支武装力量提供了重要的战术史依据，弥补了该方面研究的缺失。

让兵学回归军史，有赖李元鹏在史学与兵学研究方法融合上的游刃有余。 正如全书总序所言，当前兵学史研究中存在“懂历史的不太熟悉军事，谙军事的在历史学基本训练方面偏弱”的问题。但该书非但没有这种兵史“两张皮”的现象，反而既能运用史学考据方法来探究兵事，同时又能以兵学专业知识来分析军史，实现史学与兵学的相得益彰。以第三章第三节为例，这一部分主要探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对传统兵学中诸如主客、奇正、虚实等范畴的重新解读。李元鹏于此展现出相当扎实的史学功夫，不仅基本上把星散于湘军诸统帅奏稿、书信、日记等文献中的史料一一梳理、归纳了出来，而且还加以细致的考证与阐释。

正因如此针对史料的“深耕细作”，李元鹏的一些新观点颇具启发性。书中指出：曾国藩等人虽然仍在使用这些传统兵学范畴，但实战的需要使其不可能如以往那般对之进行纯粹文字上的思辨或者演绎；反之，他们在亲身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以正为奇”——即将踏实做好军队管理、军事训练、后勤运输等基础工作也视为一种“奇谋”这样颇具现实色彩与时代特征的新思想；他们还将“奇正指代明确化”，使之由军事哲学思辨降格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战术手段，进而使思想真正服务于实战。通过这种细节层面的深度挖掘，李元鹏认为，湘军人物虽不出传统兵学之框架，但却以如何使之回归实战为出发点加以补充、发展与改造，这种努力实为中国传统兵学向近代军事科学转型的重要前提。这番分析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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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学通史》，岳麓书社出版

兵学虽是一个较为特殊的领域，但同样受时代变迁影响而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样貌。尤其是在近代，几乎无一重大历史事件不与兵事相关。这就使近代兵学的演变与各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更为密切。李元鹏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故而没有将兵学从近代史语境中剥离出来，而是在研究中拓展观察视野，从具体的历史场域和条件出发去把握近代兵学的脉动，进而较为准确地抓住了各时期的个性风貌。例如，书中一方面通过解读清政府内忧外患、权力下移、经费支绌等社会政治背景，抓住了晚清军事改革的被动性这一重要特征；继而通过对这种被动性的分析，逐渐揭示出兵学近代转型过程中较强的实用功利性与显著的外源性这些更深层次的特点。

另一方面，基于对晚清学术及社会思想流变的梳理，书中也展现了其与近代兵学之间的因应互动：从朴学到经世学，从中体西用到中西兼用，晚清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次次递嬗更迭也使兵学逐渐开始了由虚向实、由经验转向科学、由参用西法到全面仿效的新陈代谢。因此，李元鹏较为精准地总结出了兵学在近代史“力场”中受多方合力作用而产生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演变趋势：湘军主导时期以“援实入兵”为主，淮军主导时期则侧重“援西入兵”，甲午战后的新军编练时期转而“仿西练兵”。与此同时，传统兵学也随之经历了回归实用、走向科学的近代化转型。这种清晰的洞见正是作者“由史识兵”的产物。

反之，我们还能“借兵鉴史”，即通过兵学这个独特的角度去对中国近代史做一番另类观察与思考。比如书中指出，由于晚清军事改革的被动性、功利性，淮军主导时期虽然侧重于“援西入兵”，但更关注的是武器装备、队列训练等有形却皮毛之物，对于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理论、组织制度等看起来“无用”的东西少有兴趣，这是甲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军事改革是洋务运动的重头戏，所以我们同样可以借此来思考整个洋务运动为何功败垂成。

本书也有白玉微瑕之处，主要体现在缺乏纵向延伸与横向对比这两个方面。首先从书名来看，本书以近代兵学史为研究对象，故包括民国时期本是应有之义，但书中研究却止于清末，关于民国时期兵学的研究基本付之阙如，且并未作出相应的解释说明。再者，本书几乎未从横向上就近代中西军事发展史进行对比分析，中国传统兵学近代转型所面临的困难、所呈现的样态，何者是人类军事领域发展的共性，何者又是中华民族自身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制度所导致的个性？ 可惜的是这些问题暂未得到讨论与解答。

李元鹏凭借这部著作超越了以往“从兵书到兵书”“就思想谈思想”的模式，他所取得的突破与进展说明：近代兵学史仍是一块值得细细发掘与琢磨的“和氏璧”，这种“由史识兵”“借兵鉴史”的研究视阈具有广阔的借鉴意义与高远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