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大连人在北京人、西安人面前是不敢谈及自己的城市历史的，大连人总以自己的城市缺乏历史而感到底气不足。随着近年来古遗址的频频被发掘、“再现“的历史充分证明——大连，不缺历史，早在6000年前，大连地区就有人类在此生产、生活。

如果有人进一步告诉你，大连还是一座“文物大市”，你会相信吗？

大连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吴青云告诉记者，近年来，在大连境内发掘了千余座历代遗址，数量之多居东北前列。

为了解大连的历史，记者来到营城子汉墓考古工作站。为了研究大连的远古历史，大连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吴青云，这个少言寡语的考古专家竟长期住到了临时在路边搭建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营城子汉墓考古工作站，整天面对着那些“碎石”、“瓦片”，努力为我们梳理着一条完整的远古时代大连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

吴青云用历史告诉我们，远古时代的大连曾人烟稠密、经济繁荣。大连在2000多年前曾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只是考古专家目前尚不能确定的是，应该把大连地区出现“城”和“市”这一现象放在东汉时期，还是西汉时期？但这不影响考古专家作出定论：远古时代的大连地区同中原地区一样，这里有生产、有战争，还有自己的文化，在奴隶制度产生以前，这里经历过数万年的原始时代……

在这里，就让我们沿着吴青云等考古工作者讲述，探寻大连历史的碎片……

营城子汉墓考古工作站

原始时代的大连

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瓦房店市北部的古龙山坡发现了一处洞穴类型的遗址。这是迄今为止，在大连地区发现的具有代表性的最早的原始人类活动遗址。

吴青云说，在这处距今约17000年以上的遗址内，虽未发现人骨化石，但在其内发掘出土的数万件鸟类、马类脊骨化石、一批具有人工打击痕迹的骨片和部分石器足够让考古工作者断定——古龙山遗址系一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遗址。

随后，大连的考古工作者又在大连地区旅顺、长海、庄河等地沿海的丘陵坡地和岛屿上陆续发掘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墓葬达数十处。这说明，新石器时代大连地区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类活动地域的广泛。考古上的这一重大发现，为我们找到了大连的城市起源，也坚定了文物考古工作者让深埋地下的历史“再现”的信念。

“新石器时代的大连以在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最具代表性。南起旅顺郭家屯村遗址、北至庄河北吴屯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依其文化性质和内涵，归属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的小珠山文化。”吴青云告诉记者，小珠山文化时期的先民已开始了较为稳固的定居生活。粟类是当时人们种植的农作物之一。狗和猪在当时已成了人们普遍饲养的主要家畜。当时的渔业生产也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聪明勇敢的先人在当时就可以捕捉到鲨鱼、鲸鱼。

你能想象到吗？纺织和缝纫成为当时的先人们一种较为普遍的手工业活动。在郭家村遗址中发现的数百件纺织缝纫工具，证明了这一点。考古工作者推测，当时的先人们用石或陶制的纺轮纺线织布，原料可能是某种野生的植物纤维。先人们用骨针和骨锥缝纫衣物，原料可能是粗布和兽皮。

至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我们的先人就和山东半岛及其周围就有了渊源。两地文化互相渗透。

考古专家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发现，当时的大连在保持自身文化传统发展的基础上，还不断接受着来自山东半岛及周围地区传入的先进文化，并与自己的文化融为一体。至在小珠山文化中期，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已通过庙山群岛进行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为大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关于这一点，考古工作者从两地的遗址遗物中寻求到了证明。

在小珠山文化中期的一些遗址中，存在有山东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某些器类。郭家村、吴家村遗址出土的盆形鼎、实足鬻、觚形杯以及涡纹、几何纹彩陶等，与山东半岛的同期遗址出土的器物几乎无异。至小珠山文化晚期，山东半岛文化对大连一些地区的影响尤为强烈。郭家村遗址上文化层出土的袋足鬻、扁凿足鼎、环足器和蛋壳黑陶等，与山东半岛龙山文化的风格接近。

大连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对山东半岛的原始文化亦有一定的影响。小珠山文化中的各种纹饰的“筒形罐”在山东长岛等地陆续被发现。但是，从目前来看，以“筒形罐”为特点的小珠山文化对山东的影响，还仅限于渤海岛屿及其沿岸地区。

吕鼎（西周）

兽面纹方鼎（商）

青铜时代至战国时代的大连

《大连史纲》（作者 吴青云）记载，大连地区的青铜时代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夏商时期，其下限时代至春秋战国之际。今天的考古证明，大连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并不晚于中原地区。战国晚期，大连地区属燕国之辽东郡。随着燕国对辽东的开发和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大连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现已发现的属于青铜时代的人类居住的遗址和墓葬等各类遗迹数百处，遗迹遍布于大连所属各区、市、县。关于这段历史，吴青云告诉记者，可用以双砣子遗址命名的“双砣子文化”为代表来做具体的分析和说明。

双坨子遗址位于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后牧城驿村濒临渤海的两座并呈砣形的丘阜之上。

双砣子遗址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依其地层分为下、中、上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其文化依次称之为一、二、三期文化。一、二期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和公元前1500年左右，相当于我国的夏商时期，三期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相当于我国的西周时期。

在旅顺口区于家村遗址下文化层、甘井子区大嘴子遗址下文化层、金州区望海埚遗址、普兰店市单砣子遗址和长海县高丽城山遗址中，考古工作者有了新的发现，这一时期人们所居住的房屋有了单室、双室之分，双室还是椭圆形半地穴式的。

在属于大连青铜时代晚期的旅顺口区于家村遗址上文化层、羊头洼遗址，甘井子区大嘴子遗址中，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以石砌筑四壁留有台阶式门道的石筑房屋。

“说青铜时代的历史不能不提‘青铜短剑’文化。”吴青云这样告诉记者，西周、春秋时期，大连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晚期。在这个时期中，盛行一种特殊的葬俗，以死者墓中随葬一种名为“青铜短剑”的青铜兵器为主要特点，因此，称之为“青铜短剑”文化。在大连地区，青铜短剑文化一直延续至战国时期。

（上图:春秋晚期的青铜短剑）

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较早的青铜短剑是出土于普兰店市安波镇双房石棚和石盖石棺墓地。

考古专家还在大嘴子遗址的一座房址里出土了一批已炭化的粮谷，至少有粳稻和高粱两个种属。粳稻的发现， 让考古专家又有了新的定论——大连地区是我国古代东北最早的水稻栽培地区之一。

考古专家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总结出，青铜时代早期，大连地区处于原始社会制度的解体阶段；青铜时代晚期，亦即商、周之际，大连地区开始进入阶级社会。

《大连史纲》中记载：在坐落于大连湾岸边的大嘴子遗址中发现了青铜戈、铜镞和大量磨制精细的石戈、石矛、石钺等器形较为先进的兵器。可以断定，遗址中的石筑围墙，在当时应主要作为一种军事防御设施，用于抵御外来势力的侵扰，因而具有后来所谓“城”的意义，这表明大嘴子遗址是一座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和政治单位性质的部族村落遗址；遗址中大量兵器的出土，表明当时有着一定规模的战争，阶级、阶级斗争已经存在。

秦汉时期的大连

为了采写这篇稿子，记者先后3次采访了大连文物管理处处长吴青云，在反复的交流和对话中，记者对脚下这片土地以及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又有了更深层意义上的了解。

考古资料显示，秦对大连地区的政治统治，是战国时期燕国对大连地区政治统治的延续和发展。但代表秦代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以及政治制度，在大连地区却没有形成大的影响。

研究这一时期大连的历史，营城子汉墓的大量被发掘功不可没。

营城子汉墓自1931年以来，不断有零星发现。营城子是大连市文物保护最多的镇，可以说，几乎营城子镇的每一次动土施工，都会伴有遗迹、遗物出土。

吴青云讲述了这样一则小故事：1999年春天，农科院工作人员在科研菜园子里浇菜的时候，发现水流到一块菜地后，直接就渗下去了，每次都是这样。农科院工作人员觉得挺奇怪的，他们猜测这里的地下可能有东西。闻讯赶来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保存相对完整、形制规模上都比较大的西汉末期的单室砖墓。

2003年9月11日，营城子镇在工业园区的建设施工过程中又发现汉代贝墓和砖墓。随后的一年多时间，考古专家集中对营城子汉墓展开了两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共发掘汉代墓葬180余座，出土了2000多件文物。这次考古上的新发现再次有力印证了大连有着渊远流长的历史。

营城子汉墓出土的金“十龙”带扣

营城子汉墓出土的铜熊

共厨鼎（汉）

据史载：辽东郡始置于燕秦。至汉武帝统治时期，辽东郡制始得以确立。依据地下考古发掘，汉代辽东郡的沓、文两县所辖县境，分别为今大连地区的普兰店一带及其以南区域和瓦房店一带及其以北区域。其中，沓县县城即今普兰市的花儿山“张店汉城”，文县故址为今瓦房店市太阳升乡“陈屯城址”。“张店汉城”南北长340米，东西宽300米，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此城原以夯土筑成，现城址上仍可见微微隆起于地表的西墙和北墙，墙体夯层清晰可见。在城内出土的战国、汉魏以及辽金时期的陶片、货币等遗物，说明了自战国至汉魏、至辽金时期，这里一直是辽南地区重要的城邑之一。也是具有军事性质的城邑。

从史籍记载来看，汉时，沓氏县与周边郡县的海上交通，多以政治和军事活动为目的，在这些沓津、沓渚及其附近地区，一般建筑含有舟楫往来性质的关城和具有军事攻防性质的城堡。在这些关城和城堡的周围逐步产生了适应于社会生产生活需要的城邑。现存的较为重要的沓津城址有旅顺铁山镇的牧羊城、金州大顾家乡的大岭底城址。

据考古调查，除庄河市外，两汉时期的遗址广布于大连地区南部、中西部和北部，其区域分别以当时的沓氏、文县、以及沿海“沓津”、“沓渚”城邑为中心。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大连地区的沓、文两县约有6200余户，3000万余人。东汉中期，在中原战乱不断、汉廷势力日见衰弱的历史背景下，一批批汉人徙居辽东以避“祸乱”。史载：“时避难者多居郡南。”

从营城子镇发掘的汉代墓葬的分布、数量以及出土文物看，此区域是两汉时期沓氏县、文县，是辽东地区人烟稠密的地区之一，特别是沓氏县城周边的沓津、沓渚地区即今旅顺口区、甘井子区、金州区环渤海沿岸以及部分黄海沿岸地区，至东汉时期，出现了城邑相望、村落密集的景象。在东汉时期特别是东汉晚期，地处东北边郡的辽东郡及其南部的大连地区，成为自战国以来我国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

两汉时期，大连地区铁制农具使用相当普遍。吴青云介绍，在出土的汉代遗址中，铁犁铧的发现证明了当时大连地区已有牲畜拉引的犁耕技术。

汉代时盐被称之为“食肴之将”，大连及整个辽东地区的盐业生产自战国以来久负盛名。吴青云告诉记者，海盐源于海水，其或经煎煮、或辟盐田经日曝晒而成。

大连的考古专家在考古过程中发现，两汉时期大连地区有了以个体民营手工业生产为主的私营作坊家庭个体生产者，主要是加工各类陶器。陶土的遴选、陶质的胎体制作加工、入窑烧造的火侯及制作工艺过程是相当讲究的。在旅顺李家沟的一座属于西汉晚期的贝墓中所发现的陶质彩绘节颈上，书写有“孙家”二字，吴青云告诉记者，这种刻文字的陶制品，虽可能与墓主人有关，但也有可能是陶器制作者以此标明其产品作坊的印记。

考古资料显示，秦汉之后，特别是西汉中晚期以后，大连地区的文化始终与中原文化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性，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大连地区作为汉王朝东北地区最南部的文化经济发达地区，自然而然地起着两汉时期先进文化向其周边及其海外传播的桥梁与纽带的作用。

两汉时期。我们的先人有了制造砖、瓦等工艺。真是令人难以相信，随着经济水平、功能要求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为了扩大建筑平面和空间，当时的先人们还建造了多层的楼房。可见当时的建筑业已具备了一定的水准。

吴青云介绍，“考古资料表明，两汉时期，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大连地区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商业和货币交换活动日趋频繁。

1983年出土于普兰店花儿山乡“沓氏城址”东南海滩的两件“骊蹄金”含金量均为98%，重量分别为260.45、259.45克。据史载，我国汉代时期除铜钱外，兼以黄金作为特殊货币，并沿秦制将其列为上币。

吴青云说，从现今考古发现来看，能够充分反映两汉时期大连地区商贸经济发展的实物资料很多，在汉墓中出土的大量漆器足以证明这点。“漆器是我国古代传统的手工艺品，多产于盛产漆器原料的长沙、成都以及中原地区。在大连地区出土大批两汉时期各种漆器，表明当时的沓氏、文县与上述各地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贸易和文化联系。另外，出土的珍罕物品玉器、玻璃品也是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产物。”

考古证明，当时大连地区商业贸易之所以有了空前的发展，是与当时四通八达的海陆通路线是分不开的。

陆路：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汉时期大连地区的陆路交通分别以沓氏县、文县为中心，北经“平郭”、“安市”（今营口）、“新昌”（今鞍山市境）直达辽东郡治襄平（辽阳城）。这条交通干线全长近400公里，被称之为“沓氏——襄平” 路。这一交通干线周边地区城邑、人口集中。相反，偏离沓芪、文县城较远的今大连地区东北部的庄河一带，当时却人烟稀少、田野荒凉。

海路：两汉时期有关大连地区的海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自沓氏县环黄海、渤海沿岸之渚“沓津”南下至山东半岛之“东莱郡”或“齐郡”。另一条海路则沿黄海海岸东北行至鸭绿江口。

吴青云告诉记者，依据现存的文献记载分析，儒学思想是大连地区两汉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这与先后任职辽东的各级官吏以及士子有关。这些大多来自中原的官司吏精于儒学经典。谶纬神学思想在西汉哀、平两帝时盛行于辽东地区。在丧葬习俗上，追求常生不死、死而不朽及由此产生的厚葬思想，风行于两汉时期的大连地区。

据载，东汉王朝至安帝时，政治愈加黑暗。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大连地区沓、文两县的饥民在张伯路的率领下，参加了纵横驰骋于辽东、山东沿海郡县的“赤帻军”农民起义。永初四年，不肯归降的张伯路乘船浮退至辽东，驻大连沿海岛上。永初五年，重返辽东的张伯路被杀。“赤帻军”起义结束。这是有史以来有关大连地区首次农民大起义。

东汉灵、献帝后，东汉王朝即将走向尽头，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大连地区所在的辽东郡以公孙氏为首的辽东豪强势力乘机迅速崛起，并称王辽东近半个世纪。

西汉初年，大连地区为诸侯割据。吴青云告诉记者，“随着封建诸侯势力的削弱和辽东郡县的确立，促进了两汉王朝对大连地区进一步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开发。”两汉时期，大连地区的封建经济和文化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