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译学新芽”栏目与大家分享的是重庆交通大学罗天教授对军事翻译史的研究历程。

非常荣幸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翻译史研究”公众号编辑部发来的邀请，要我谈谈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体会。刚开始我想到自己学术研究尚无建树，人微言轻，不免有些踌躇，后来又想：一方面我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反思一下自己在翻译研究方面走过的历程；另一方面，我在翻译史研究方面的些微发展，得益于众多专家教授、同窗好友所提供的鼓励、帮助和支持，可借机表示感谢。于是，我鼓起勇气，写下了这篇短文。

我的翻译研究起步较晚，2008年之前，我忙于生计和教学，尚未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对翻译研究的了解比较肤浅。当我获知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所主办的“书写中国翻译史”第三届中国译学新芽研讨会的征文启示时，怦然心动了。这个会议对青年参会者的待遇太好了，会议主办方报销来回机票，会议期间的饮食住宿全包，而且我当时还没有去过香港，这个大好机会我要力争得到。当然，这样的想法现在看来未免幼稚。

为了拿到会议的入场券，我需要找到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写出论文。为此，我购买了马祖毅主编的全套《中国翻译通史》，通读之后，感觉文学、宗教、科学、政治等方面研究者众多，成果丰富，我如果再跟进，短时间内无法达到相应水平。那我能否试试一些比较新鲜的课题呢？为此，我开始浏览一些史料方面的刊物。在《近代史资料（总109号）》上看到了何宇所撰《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记——1944届从军学生的译员生涯》一文，发现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有400多学生担任盟军的军事译员，可是尚无翻译学者系统考察这一事件。通过进一步查证资料，发现抗战时期盟军译员的数量居然多达3000人以上。对这一规模庞大的军事翻译活动，翻译史的著述尚未提及。为此，我竭尽全力收集到了30多篇当年译员的回忆录以及美军报刊对这些译员的新闻报道，以此为基础写出了一篇1万多字的论文，递交了上去。没有想到的是，我从此踏上了军事翻译史研究的征途。

非常荣幸的是，会务组接受了我的论文。2008年12月，我参加了“书写中国翻译史”第三届中国译学新芽研讨会，并宣读了论文。会议规模不大，只有12位年轻学者宣读了翻译史研究的论文。尤为重要的是会议邀请了王克非、朱志瑜、黄克武、查明建、关诗珮等一批知名专家教授为年轻学者点评，提供修改意见。这些学识渊博、见解精到的教授们，整整两天坐在会场，认真负责、一针见血、毫无保留地提出宝贵的意见，为我这样的年轻学者开阔了眼界，训练了研究方法。王宏志老师主持了对我论文的点评，他和其他教授睿智、直接、详细而中肯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后来在发给参会青年学者的电邮中，王宏志老师总结到：“有些批评是尖锐的，甚至是严苛的，但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同学能把课题和论文做好，能把学术水平提升”。这次会议，以青年学者为中心，关爱译学界未来发展，让我深受鼓励，对军事翻译史的研究兴趣愈发浓厚起来。这是我学术生涯的真正起点。

作者先后参加“第三届中国译学新芽研讨会”与“第一届中国翻译史暑期班”留影（照片先后摄于2008年与2009年）

2009年6月，我又报名参加了翻译研究中心主办的“阅读中国翻译史：第一届中国翻译史研究暑期班”，聆听了王宏志、邹振环、胡志德、沈国威、黄克武等教授的授课，这些学识渊博的讲座，让我体会到了翻译史研究的乐趣。

2010年，我有幸参与了四川外国语大学廖七一教授申报的重庆社科研究项目《重庆抗战翻译文化研究》，负责其中重庆的军事翻译部分，并继续拓展范围，收集整理军事翻译史料。廖老师是一位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一位不遗余力地支持青年学者发展的和蔼可亲的导师。他循循善诱，让我得到了翻译学术的熏陶，给予我巨大学术支持。两年之后，这个研究项目顺利完成。我在研究中得到的历练也为后来《抗战时期的军事翻译史》的写作出版奠定了基础。由此六年之后，我又有幸加入了廖老师一个国家社科项目的研究团队。

2011年，王宏志老师主编的《翻译史研究》（第一辑）出版，我经过三年时间撰写、长达3万多字的文章《滇缅战役中的军事翻译》也有幸得以收录。在审改过程中，匿名外审给我论文提出的长达两页的详细周到的审稿意见以及终审阶段王宏志老师提出的精辟修改意见，让我的论文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我不再单纯地铺陈史料，而是结合军事学的相关知识，从制空权、军事情报、武器装备、协同作战等方面深入揭示译员在滇缅战役胜利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篇论文的初稿、修改和发表过程中，我收获颇丰。我在军事翻译史研究方面能够起步，得益于王宏志老师所主持的翻译史研究的各项会议和主办的刊物，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翻译史研究年轻学者快速茁壮成长的摇篮。我从中学到了如何收集、考证、整理翻译史料，如何从史料中提炼观点，如何根据史料撰写论文等方法和技巧，也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翻译史研究（2011）》书样及文章首页

在学习翻译史研究的过程，我发现自己还有一个显著的弱点，那就是缺乏文本（语篇）分析的训练，无法把宏观的历史事件与微观的翻译文本相结合，导致有些研究无法深入下去；同时为了系统地学习翻译理论知识，我也需要继续深造，那就意味着年近40时攻读博士学位。2012年9月，我有幸成为澳门大学张美芳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张老师给予我巨大的学术支持，她认可我拓展研究领域及方法，弥补自己在语篇分析方面短板的想法，细致入微地指导着我的学习、研究。她渊博的学识，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优雅睿智的学者风范，让我获益良多。在澳大的四年多，她带领我们深入翻译与语篇分析领域，参与国际研究项目“翻译中的关键文本”，参加多次国际翻译会议，组建研究小组，开展系统科学的学术研究，她以身作则地教育我们如何管理时间，如何系统有效地学习，如何确定研究主题、方法，如何团队协作等等。她的学术热诚，对学生的平等相待和温暖关照，对学术研究的精心指导和论文写作修改意见已经成为我从事翻译研究的指路明灯。

澳门大学期间，我继续进行军事翻译史的研究。2014年，在广泛收集整理各种书目、史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抗战时期的军事翻译史》一书由外文出版社刊行。张美芳、廖七一老师又欣然为该书作序，让我的小书陡然增色。这本书采用了文献法、档案研究法、历史比较分析法等方法，比较全面清晰地描绘了抗战时期（1937-1945年）的军事翻译史的面貌。以定性研究为主，也有少量定量统计分析，详细陈述了抗战时期我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当时各个战区的军事翻译活动及其特点、军事译员的征调与管理、战区译员的培训、军事翻译出版机构等等，附录还提供了680本军事翻译的书目和出版的详细资料。

抗战时期的翻译官离职证明

这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历史资料、尤其是军事活动的资料罗列较多，对翻译（口译和笔译）在当时的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译者和译文如何起作用等问题探讨还不够深入。因此，我在《滇缅战役中的军事翻译》基础上，继续深入挖掘，结合军事学有关有形战斗力和无形战斗力的理论，探讨军事翻译在增强军队战斗力方面的作用。撰写的文章Augmenting Combat Power: Military Translation in China-Burma-India Theater于2016年发表在SSCI刊物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ew Series – Them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上。为了继续从跨学科的视角讨论军事翻译，我于2016年成功申报了教育部的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跨学科视角的抗战时期军事翻译研究”，并于两年后结项。

《抗战时期的军事翻译史》书影

在澳大期间，我的研究兴趣开始拓展到军事典籍翻译。我选择了中国军事典籍《孙子兵法》作为切入口。《孙子兵法》在全球已翻译成30多种语言，其中英语中就有60多个译者。为了研究《孙子兵法》在西方的翻译与接受情况，我收集了60多个英文版本，建立了英汉对比语料库；收集了上百篇研究孙子兵法翻译的文献；收集整理了300多篇引用孙子的期刊和专著，建立了700多万字的语料库；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撰写博士论文和其他论文。

2015年，为了回顾孙子翻译研究半个世纪以来的得与失，我和张美芳老师合作，撰写了《〈孙子兵法〉》翻译研究五十年：回顾与展望》，发表在《翻译季刊》上。我还和张老师合作，撰写了论文Reconstructingculturalidentity viaparatexts: A case study on Lionel Giles’translation ofThe Art of War，后来于2018年发表在A& HCI期刊Perspectives上。这篇论文的通过微观的文本分析和宏观的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孙子兵法》英语翻译副文本的文化身份建构问题。

《孙子兵法》的翻译给全球（特别是美国）的军事战略思想带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引起美国战略文化的重大变化。在这些英语翻译中，英国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在1910年所出版的The Art of War: The Oldest Military Treatise in the World又是最受欢迎的版本之一。该版本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丰富多样的副文本：序、长长的引言、注释等等。那么这些副文本发挥了什么要的作用呢？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翟译本中的副文本以译者注释最多，达580多条4万多单词。这些注释可以分为三类：(1)有400多条对中国各代军事文化知识进行补充，重点是中国古代将领、战例等; (2)有50多条引用了西方军事文化中的名人名言、军事著作、著名战例，形成与东方军事文化的对比；(3)有20多条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译者对于孙子的态度和评价，其中绝大多数是积极正面的。翟林奈通过这些副文本建构了一个久经时间检验、睿智、爱好和平、值得尊崇的中国战略文化的形象，从而促进了该译本的广泛接受。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进一步考察发现，翟林奈这种翻译选择的背后是他对东方文化的迷恋，对西方种族中心论的积极抵制，特别是对“黄祸论”的批判。

文章认为，在采用适当的文本翻译策略的基础上，副文本中所建构的文化身份至关重要，它会左右译文读者对源语文化的认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跨文化交际的成功与否。在副文本中，译者可以通过至少三种策略来建构文化身份：一是supplementation,对源语文化进行信息的补充，二是comparison,将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进行对比，三是evaluation,对源语文化进行评价，表明译者的观点态度。我们的这项研究进一步加深了对于翻译副文本的认识，同时也强调译者应保持非种族中心论的态度。唯有如此，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源语文化。

1910年出版社翟林奈译《孙子兵法》

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比较积极的反响。2019年获得重庆翻译学会第五次优秀科研成果“特等奖”。论文已经被国际期刊论文引用多次；其中一篇是有关副文本翻译The use of footnotes in the Malay translation of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另一篇为有关军事战略The idea of genius in Clausewitz and Sun Tzu。本文还被收入2019年Routledge出版的论文集：Topics and Concept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接着，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讨论《孙子兵法》多模态英译本中修辞格的符际翻译问题，为此撰写的论文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of rhetorical figures: A case study of the multimodal translation ofThe Art of War于2021年收为Routledge出版的编著Multimodal Approaches to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第三章。此外，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品Translation, Reception and Canonization ofThe Art of War: Reviving Ancient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已经得到Routledge出版社的认可，签订了出版合同，近期即将推出。

在研究《孙子兵法》外译的同时，我开始关注到了西方军事经典的译入。著名海军理论家马汉的《海权论》就是一部影响世界海军战略的经典之作。为此，我成功申报了2017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汉《海权论》在我国百年翻译与接受研究（1900-2016）”。

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及其《海权论》

2019年，我在职称上有了提升，在军事翻译方面继续努力。2020年，文章《抗日战争中的红色翻译》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2021年，论文Be or not to Be Loyal: Loyalty of Military InterpretersServing Japanese Army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收入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的Palgrave Studies in Languages at War系列丛书之一Interpreting Conflict: AComparative Framework第三章。现在，我也开始带领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一起开展军事翻译研究。2021年，我和硕士生唐女杰合作的论文《传播学视角下抗日战争时期〈时与潮〉军事翻译研究》发表在CSSCI刊物《上海翻译》上。此外，我还带领学生先后三次前往档案馆，查证录入了20多万字的有关抗战译员的原始档案资料，准备择机编辑出版。

Interpreting Conflict: AComparative Framework书影

至今我已年届中年，在学术研究上远未达到所期待的状态。但是，我一直在不懈地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种动力来源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等机构以及众多专家教授所给予的帮扶。学术研究是一条非常艰辛漫长的道路，没有外部支撑，年轻学术“青椒”们往往举步维艰。非常欣慰的是，中国目前的学术环境已经日渐改善。不过，我仍想大声呼吁，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越来越多的机构脚踏实地关爱年轻学者，为他们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如此坚持下去，中国的翻译学术必将后继有人，大有可为。

罗天，男，1972年3月生，重庆交通大学教授、翻译学术硕士导师，重庆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外聘MTI导师。澳门大学英语语言学博士（2017年毕业）。重庆翻译学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军事翻译史、语篇翻译、语料库翻译与多模态翻译。已在Perspectives，LANS-TTS, Babel,《上海翻译》《外国语文》《翻译季刊》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其中SSCI、A&HCI和CSSCI收录论文5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译著2部；主编、副主编教材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马汉《海权论》在我国百年翻译与接受研究,编号17BYY200），已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跨学科视角的抗战时期军事翻译研究, 编号16YJA740025）、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1项及其他省级科研项目2项。作为主研人参与国家社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