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以来，关于“中国哲学”概念的讨论，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通常认为，“中国哲学”应西方哲学话语机制而生，具有强烈的历史断裂感。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开门见山：“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这样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将中国古代思想依附于西方哲学体系，来呈现其脉络、体系、意义与价值。

但问题是，中国哲学一直以来都自有其概念体系与问题关怀，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为范型来研究中国哲学，也就一直受到质疑。这背后折射的，除了哲学自身的学科问题外，还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文化发展问题。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崛起，如何重新思考中国文明的走向，以及在这一进程中如何处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正成为我们时代核心关注之一。

在此大背景下，重新讨论“中国哲学”的概念，什么样的语词能够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怎样才能充分运用古今中西的话语资源融建当下中国哲学的概念体系，以及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哲学能否既保持自身特色、又与西方哲学形成有效对话等问题，就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基于此，杭州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于2017年5月6—7日在杭师大仓前校区举行了“中国哲学的概念与方法论”学术研讨会，来自两岸三地以及新加坡的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讨论。

“中国哲学”何以可能？

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李贤中教授。

为期两天的讨论从“概念”本身讲起。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李贤中教授在主旨演讲《论“概念”载递哲学思想的作用与限制》中，直接从概念的形成、分类、作用、限制，以及概念、概念群、第一义概念、概念体系、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分辨入手。在他的理解中，“所谓概念群是指：以几个重要概念为主导而尚未系统化的思想元素所构成的群体；而第一义概念则是诠释者重构文本的理论核心概念，基于此第一义概念统括了各概念间的关系，进而联系起一系统思想，使概念群转化为概念体系”；“范畴是某一意义系统中的各个格局概念”。比如道家，“道”为第一义概念，“有无”、“本末”、“始终”等为范畴，以“道”为统摄，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体系。概念体系的建构，有助于我们整体把握各派的哲学思想。但由于概念的多义与多元功能，我们必须从不同脉络中确认概念的所属位置。由此，李贤中构想出了“思想单位”的说法。他认为思想单位是哲学理论的意义单元，通过概念与思想单位的关系，可以使我们了解概念如何构成哲学理论。思想单位形同骨架，各层次概念类似血肉，构成中国哲学史的有机整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贤中通过指出概念具有的六大性质，即指涉性、约定性、界定性、互动性、增长性、含糊性，强调了概念在其使用过程中作用与局限并存。概念的作用在于代表事物、承载意义、传递意义、运作思维、沟通论辩等，但概念也具有以下方面的局限：其一，“名”具有切分性，认知主体对“名”的把握是局部的，因此会导致概念形成的片段性；其二，形上意义难以用“名”完全表达出来；其三，概念无法同步于合理性标准的提升。从这些认识出发，他认为，概念必须搭配其他研究方法才能发挥载递哲学思想的作用，进而构成可研究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

从“概念”本身的界定出发，与会学者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展开了讨论。首先，“西方哲学”是否是代表哲学的唯一范式？香港教育大学教授郑吉雄认为，哲学具有普遍性，无所谓中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林安梧则认为，虽然就其根源来说，哲学是相通的，但并不代表只有一种通则。哲学既是世界的，同时也是地域的，由于文化系统、思维模式、现实问题不同，哲学呈现出不同面貌。也就是说，西方哲学并不是唯一的哲学形态，中国哲学代表了另一种样式，具有独特性与存在的合法性。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林安梧。

由此，与会学者讨论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在林安梧看来，从整体形态而言，中国文化主德，西方文化主智；中国重视的是“天地人交与参赞而成的总体”，强调“生命与价值的一致性”，西方重视人的理性，强调“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从思维模式上看，西方哲学重视逻辑性、精确性，中国哲学强调体悟。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何俊教授在讨论马一浮的哲学思想时指出，在马一浮看来，中国哲学不完全是一个知识系统，更重要的是一个思想系统。在知识系统里，知识可以是无目的性的，而在思想系统里，知识必须合乎人的目的性。他认为，中国哲学不在于求智，而在于求德，这与林安梧教授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若晖在讨论中国道家思想时指出，中国强调的是“道物不二”，道存在于日用伦常中；而西方强调的是道超越于物，道物相对。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杨祖汉也谈到，中国哲学道器不离，形上与形下合一，而西方哲学重思辨，形上与性下相分离。因此，基于中西哲学异趣，以“西方哲学”来统摄所有哲学，显然并不合理。

然而，在由“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进入到“中国哲学”的概念建构问题时，学者们的意见相对分歧。对于是否有必要建构自己的概念，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蔡志栋认为，“概念还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工具”，中国哲学研究需要借助概念，关键在于哪些语词能够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林安梧指出，中国哲学首先要有一套自身的话语体系，才能够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他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提炼出“道”、“意”、“象”、“构”、“言”五个概念作为中国诠释学的基本层面。他将文化上的“话语”比作经济上的“货币”，正如一个货币区代表一个经济势力范围，一个话语系统也代表着一个文化势力范围，要实现货币的等价交换，首先需要掌握货币区的主导权，同样，要想实现文化上的平等对话，也要掌握话语的主导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建构“中国哲学”自身的概念体系极为必要。郑吉雄教授则指出，同一概念在不同学派的哲学思想中具有不同内涵。他认为“概念”一词出自西学，译成中文后脱离了原本的语义范围，并不适用。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概念”只能体现其“抽象之义”（义）的部分，而无法表达其“结构之义”（形音）。他提出用“key notions（观念字）”来代替“概念”。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劳悦强认为，当下而言，我们首先是要去实践，要试着让中国哲学的概念更清晰，至于“有没有必要”，需待效果验证，由后人评判。

中国哲学具有体系性吗？

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杨祖汉。

与西方哲学的思辨性、系统性相比，中国哲学零碎、多元。那么，中国哲学具有体系性吗？

杨祖汉认为，中国哲学传统本来就有一套概念，有其自身的话语模式。他在报告中引入康德对哲学特质的分析，与中国哲学相对照，证明中国哲学具有哲学的核心要素。康德认为哲学是“思辨的知性使用”，与“普通的知性使用”不同，即哲学具有思辨性；再者，“抽象普遍的知识是思辨的知识；具体普遍的知识是普通的知识”，即哲学具有抽象性，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活动就是思辨的活动。以此作为判定标准，康德认为哲学始于古希腊，而中国虽然有对终极问题的关怀，却没有把“思辨的知性使用”与“普遍的知性使用”相区分，没有把具体的理性使用与抽象的理性使用相区分，即不具有思辨性，因而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但杨祖汉教授通过考察“二程”的思想，发现中国并不缺少思辨。他认为，以程明道为代表的“圆融式分解”代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辨形态，在程明道这里，虽然道与生活圆融，但形上形下并不是无所区分，与其说他没有思辨，毋宁说是对思辨的超越，由形上形下之分进而达到“彻上彻下”的圆融之境。与程明道的思辨不同，程伊川代表的是“分辨式分解”，强调格物穷理的言说方式。总之，无论是程明道还是程伊川，都具有思辨性。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苑举正。

对此，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补充指出，我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方式使中国哲学概念的本然面目显现出来，而不是拿一个不相干的系统套上去。他强调了对话的重要性。通过对斯多葛哲学的研究，苑举正描述了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差异：古代哲学以对话为表现方式，现代哲学以掌握文本意义为核心。现代哲学以系统性与结构解释性见长，古代哲学则成为零碎、混乱的表述。

但他认为古代哲学恰恰是由于其对话性、零碎性，反而更能展示日常生活实践，体现对生命价值的感悟，这正是哲学的意义所在。哲学不是一个名词式的存在，而是一个动词式的存在。建构中国哲学的概念不是从外部机械地附上一个系统，而是要通过对话恢复它的内在生命力。由于对话的不确定性，苑举正认为清楚明确并非概念建构的目标，清楚明确是从个人角度而言，但对哲学来说，更重要的是理解的智慧。与此不同，李贤中认为要使中国哲学为西方人所接受，首先需要使之清楚明白，让人看懂，但这只是阶段性任务。

再者，在概念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应如何看待古今中西的话语资源？何俊通过探讨马一浮的哲学思想，提供了一种方式。马一浮在对“国学”做界定时，借用佛学用语“楷定”一词予以说明。他认为，马一浮对概念的运用持三个基本立场：首先要有所承，这可以不限于儒学、佛学、西学等，但不能凭空自创；其次可以保持自己的一家之言（坚持自己所用的概念），但必须承认多元性的存在；最后，概念的使用必须与自身对对象的体会完全吻合，要有定见。马一浮的个案折射出概念的使用要有传统性、独特性与坚定性，以此为前提，古今中西的话语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教授詹康则借用佛学理论的“无为法”来理解庄子的“德”，同样可作为这种概念运用方式的注脚。但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强调了概念的借用需要谨慎。劳悦强在其报告《庄子的逍遥义诠释》中表示，用西方的“自由”概念对应庄子的“逍遥”，并不可取。他认为，在概念的运用中，我们首先需要还原概念的原初语境，弄清概念本义，来判定概念的使用是否合适。比如关于“自由”，西方自由传统有“freedom”与“liberty”的差异，译成中文，抹煞了两者之间的差别。由于中西哲学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做概念研究，首先需要充分了解不同脉络的文化语境。

香港教育大学教授郑吉雄。

此外，对概念的理解还涉及义理与训诂的方法问题。詹康指出理解概念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从字典意义上分析，二是从义理层面阐释。郑吉雄从文字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义理与训诂没有先后之分，汉字由形音义构成，有的需先析其形再辨其义，有的需先明其义再辨其音。他指出，在概念理解中，义理与训诂并重。苑举正认为义理是先在理解，训诂是论证，对概念的诠释既要有充足的文献材料作为支撑，同时也要做出辨析。义理与训诂作为研究方法，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同时也不可过度倚赖。

“学”与“时”

学术的发展从来不能脱离当时社会具体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主任陈逢源教授在探讨朱熹的“道统观”时指出，朱熹重建“道统”，带有强烈的现实意识。朱熹追寻“二程”，标举孟子，确认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圣圣相传谱系，上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历史情境中激化圣人想象，以义理辩证建构“道统”，确立了一个新的时代。何俊谈到马一浮的“国学”观时，同样指出其现实针对性。马一浮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六经该摄一切学术，他一方面针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以吏为师说”，强调学术的独立性；另一方面针对章太炎的训诂小学研究，认为其未抓住学术研究正道。在当下中国，重新讨论“中国哲学”的概念问题，其背后无可否认地也隐埋着我们自己的时代问题：东西方学术的碰撞、交流与走向，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

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何俊教授。

中国哲学如何发展？如何应对西方话语的挑战？苑举正认为，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哲学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污染”，思想的“污染”会导致各种扭曲、误解与变形，但这些变异不一定是负面性的，新理念也由此而生。“错误的诠释与哲学的创造性，经常是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创造性错误”是中国哲学的生命活力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诠释具有相对性，苑举正强调“错误”是有创造性的，即具有形成一个传统的可能，比如在基督教经典释疑的传统中，将柏拉图的“善”与基督教中的“基督”视为同义字，这对柏拉图来说无疑是一种误解，但它有助于开创基督教哲学宣教的面向，因而属于“创造性错误”。概念的交融是不可规避的，并且，规避也是不必要的，关键在于如何恰到好处地使之结合、融通、更生。

会议接近尾声，与会学者还就“方法与目的”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李贤中指出方法只是一个手段、工具，能达到目的的方法才是好方法，我们在探讨概念建构的方法时，需要思考我们的目的何在。郑吉雄认为时常检查自己所用的方法很重要，比如开一辆车，除了要看路、看方向，还要检查一下车子的零件、构造，看看会不会出问题。概念建构一面要有目的性，另一面也要强调基本功。杨祖汉指出中国哲学的概念研究，第一层基本功是要明其字典意义，第二层是要了解文脉，把握义理，第三层要懂哲学，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模式，第四层是要把握各派哲学思想的基本主题、主旋律，比如道家核心是“无为”，佛家要解决的是“解脱”，儒家讲的是成德之教。由此可见，目的与方法相辅相成，概念建构有益于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国哲学的时代任务反过来也会促成研究方法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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