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的传统：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新论》，陈侃理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

政治文化史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国内历史学界兴起，逐渐成为众多学者共享的研究视角。但其是否具有聚焦的对象，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力求解决哪些问题，取得怎样的研究成果，政治文化史研究在不同代际的学者间是否存在差异等等。这些问题仍然需要不断反思与探究。

陈侃理主编的《变动的传统：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新论》一书，于202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中国古代史领域的八位中青年学者，力求跃出藩篱，融合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科技史、宗教史、史学史的视野，围绕”祭祀”“历法”“灾异”“佛教”“华夷”“修史”“典志”“谱学”等主题，重新观察、论述与中国古代政治相关的种种惯习、心态及其变迁。

2023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借举办“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之机，邀集作者与出版人、研究同行一起回顾《变动的传统》的编撰过程，畅谈各自专题的写作思路，交流从事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收获与感想，也讨论了对政治文化史研究议题和发展方向的看法。

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胡文波主持座谈。他说，此书早在六七年前就开始动议，准备相当充分。书出版后，即得到出版界和学界的重视，已有不少积极反馈。各位研究者不仅在书中浓缩了近来研究的精华，也注入了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新思考，因而也有必要再聚起来重新交流，推动政治文化史研究走向深入。

第一位引言人是本书《佛教》章的作者陈志远（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他首先点明，不同于至今仍与政治体紧密结合的南传佛教，中古时期北传佛教的政治文化研究面临着三大障碍：其一，汉地佛教的源头是犍陀罗佛教，但是后者材料极度零散，无法构成连贯图景；其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已形成发达的华夏政教传统，这一固有传统既构成了输入域外文化的抗力，又决定了接受域外文化的“底层逻辑”，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其三，史料经过层层改写，史家对于中古思想形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就最后一点而言，宋代新儒学没有深入考察佛教如何走向兴盛，夸大儒学的衰落程度，错失了三教相互辅翼的局面，误解了思想对垒的阵营，遮蔽了儒学联道攻佛的格局，没有考虑三教的动态演变。由此，陈志远揭举“度越宋学”的口号，主张现代学术应超越“宋学”奠定的认知框架，而非仅反转其价值观。

接下来，陈志远结合《佛教》章的思路方法，阐述了关于政治文化史的理论思考。他认为，佛教史料的存世本身就有政治文化意义。考察教史文献独立于朝廷推力而得以编撰、流传的动力，可以反思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六朝僧诤也体现了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其间的思想分歧可能重合于政治分裂，彼此“共振”、激化矛盾，但也可能表现为同一政治阵营内部的学理讨论，或者同一思想脉络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政治文化史研究应体察各个文化门类的自身逻辑，由此丰富或修正对政治的理解，避免将现成的政治史逻辑复制到其他门类上。此外，陈志远介绍了晋宋之际寺院生活的建立、十六国北朝佛教造像碑铭、道宣借用居士佛教实践建立僧人自律性等尚待展开的研究主题。最后，陈志远还谈到几点个人的问题意识：佛教传入中国作为古代文明交融案例的价值，中古佛教所代表的“自律性”之于近代转向的意义，以及佛教作为世界宗教的传播力和灵活性。这些关切最终都指向一个问题：出世的佛教生活如何牵引此世的政治生活。

《变动的传统》主编陈侃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进一步讨论了如何处理政治与文化关系的问题。他指出，前辈历史学者对“政治文化”的定义做出创造性发挥，淡化了概念的政治学属性，不过具体研究的核心关怀仍在政治而非文化。而陈志远站在文化史、佛教史立场上看政治，体现出新一代学者不再倾向于将政治作为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唯一中心。与此同时，研究有无焦点、是否需要焦点、共同话题何在，就成为了值得讨论的话题。

第二位引言人郭津嵩（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撰写了《历法》一章。他接续知识与权力、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话题，反思了中国古代历法被国家垄断、被皇权控制的常见表述。郭津嵩指出，如果深入天文历法领域的史料证据，可以看到政治固然构成知识发展的某种外在环境，但知识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权力的工具。这种庸俗化理解，反过来又会限制政治史自身的发展。作为“空间”的政治本来就容纳了各种复杂的群体、观念、制度，不应被想象成具有单一意志的主体。

郭津嵩介绍，为了论述历法与政治的关系，《历法》章考察了三个主题。首先，汉唐时期颁朔制度的局限以及历朔安排主体的多样化表明，历法塑造时间秩序的实践存在许多局部差异，共同的历法也可能是国家和民间协同的结果。其次，面对历法知识的竞争，政权不能也不愿进入知识内部，而是允许不同历家在朝堂上公开辩论，并引入天象观测以供校验评判，反映出知识与权力的相互塑造，知识的发展能够塑造权力管理知识的方式。第三，借助改历的象征性和仪式性，历家积极参与王朝礼乐运动，主动扮演了政治文化塑造者的角色，可谓皇权与历家相互“利用”。郭津嵩强调，有关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思考才刚刚开始，仍有继续推进的广阔空间。

第三位引言人胡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是《华夷》章的作者。他回顾写作缘起，指出每位作者撰写的部分都在各自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随后阐述了自己对“政治文化”的理解。他认为，政治文化位于知识、观念与制度、实践之间的结合点上；政治文化史研究可以偏向知识、观念，也可以偏向制度、实践，更可以触及它们真正的结合点；同时应防止概念的泛用。面对当今公众对于历史上“华夷秩序”的认识偏差，胡鸿希望进行一定程度的“祛魅”，指出“华夷秩序”更多地只是一种话语甚至“自说自话”，并非真正落实的国际秩序。胡鸿指出，华夷秩序的核心要点是建立有中心边缘、有高低差序的世界图景，背后则隐藏着普世皇权观念的必要“补丁”，回避了“夷狄”不服管治的现实所造成的挑战。

接下来，胡鸿概述了《华夷》章的主要论点。观念上的华夷秩序存在“畿服圈层”与“四夷五方”两种结构，分别代表两种建构方向，同时还以“用夏变夷”设定了流动与开放的可能性。而在实践层面，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华夷秩序话语内部显示了诸多可供选择的表达和理念。随着极具扩张性的“王者无外”说法难以维持，西汉后期确立了夷狄有限服从与配合的“施德行礼”模式。王莽改制将“百蛮率服”作为致太平的终极指标，而改制运动破产后，东汉转向现实主义态度，不再积极追求夷狄朝贡或献地。由此，胡鸿提示了以下研究视角：观察政治观念如何约束政治实践的具体行动，而实际政治环境的限制又如何促成话语的修改和选择；某一时期政治所关注的议题就构成一种政治文化，议题内部的多种选项潜藏着组合成不同样式话语的可能性。“华夷”话语先是遭到佛教世界观的有力冲击，唐宋以降更是愈发难以成立。基于上述演变，胡鸿指出，从自我中心到各美其美，正是文明发展和成熟的表现。

第四位引言人黄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撰写了《典志》一章。他回顾博士论文写作，结合具体研究经验，指出可以从三个方面切入某种官制文献的政治文化。第一，将“著作”理解为动词，看成作者基于某种立场和需求，遵照一定的叙述规范，搜集、积累、加工材料而生产的文本，往往以阅读为目标并因此影响写作。第二，作为朝廷制度建设的参考，官制文献具有现实功用和社会效应，学术和政治由此连接。第三，制度书写背后是知识的学习、流动和生产，涉及作者的官场经历、人际网络、政治立场等现实因素。通过考虑官制知识被阅读和接受的实际效果，黄桢认为唐修《晋书》之所以杜撰出西晋的“五辂制”，正是要为唐代礼制建设提供“软环境”支持，该案例能够反映制度生发和延续所依赖的文化土壤。黄桢指出，政治文化视角务在打破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局限，在具体实践中展现复杂和丰富的面貌。政治文化史研究应揭示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活如何互动，不仅是泛泛而谈某种文化氛围的存在。人是文化和政治实践的主体，不同的人各有不同个性、行动和影响，造成了同一时点上政治文化的多元及交互、竞争，从而构成“变动”的动力。

在座的与谈人顾江龙认为，政治文化史研究在概念和研究路径上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方法论，政治仍然是需要相对侧重的主体。孙正军则指出，目前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很难概括出明确的类型、角度和层次，归纳共性的工作仍有待来日。他还提示了政治文化史研究可能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注重政治与文化的实质贴合，深入历史细节具体观察，避免肤浅、宽泛、笼统之论；重视文化自身的脉络，厘清文化“内史”有助于反思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同一政治行为也可能包含多元的政治文化，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可能互相交涉，必须仔细辨析；将较少从政治文化角度讨论的历法、宗教等领域纳入研究视野，丰富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内涵。

在座谈中，陈侃理回顾了“变动的传统”书名拟定的经过及其内涵。他指出，过去学者倾向于描述固化的“传统”，将之作为“现代”的对立面加以批判，而在“现代性”本身已成为批判对象的今天，揭示传统的变迁与流动变得更有意义。历史学强调呈现变化，揭示复杂性，但复杂的表述却往往不像简单的论断那样有力。研究者面临着多重的矛盾：如何平衡结构与历史，如何兼顾复杂与明晰。他希望，通过《变动的传统》一书的写作及后续讨论，将更明确地揭示出上述矛盾，并且促使我们不断重新思考“传统”，思考如何面对“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