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一次整合过程中，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权结构是具有同一性的。这说明朝代更替的起点是相似的。下面我将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与欧洲中世纪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绝大多数时期的土地所有制是“地主制”，只在某些个别时期和个别地区存在“领主制”，而欧洲传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主要是“领主制”。可见，早在战国末期开始允许土地买卖到后来逐渐形成“地主制”这一过程，似乎就已经预示着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传统社会的发展分道扬镳了。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地主制”在秦国确立，并得到了长足地发展，使得秦国成为了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为秦朝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可以说，秦朝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以至于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传统社会的发展之路更加不同。

首先，“地主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确立下来，并且在农业上呈现出小农家族经济的结构。尤其是“土地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以后，它就可以买卖，这就意味着土地所有权对土地的垄断、独占的权利可以转移，可以积聚……占有土地就能够获得地租收入。这样就产生了以追逐土地所有权目的的竞争与垄断”（《竞争与垄断——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殊性》，萧国亮，1991年）[2]，使得土地成为了获得社会财富的最重要的手段。在中国传统社会，“农业是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费用主要来自农业。由于历朝历代长期强化，农业交纳农业税成为天经地义，俗称其为‘皇粮国税’”[3]。可见，从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事实来看，土地成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整个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的运行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从土地。

其次，“在小农家族经济结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形成了其独特的政治结构。这一政治结构由三个要素组成，即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家长集权的专制主义家族以及沟通二者的官僚集团”（《竞争与垄断——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殊性》，萧国亮，1991年）[4]。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政体的核心特征。刘顺在《“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11-27）一文中谈到：所谓的“国家主义”，即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而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系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中国传统社会也正是在这种“君本主义”下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这一传统到汉武帝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从此，“大一统”的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

其三，“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的支持。在刘顺的《“国家主义”与重农抑商政策》（中国经济史论2003-11-27）一文中，作者着重分析了“大一统”的中国在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必然产生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他说，专制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不是纯粹的“君权神授”，还要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民意。君主一方面要维护“家天下”的权力，一方面要考虑民众可承受的压力。但前者是君主最先考虑的。为了维护集权统治，他必须确保社会上没有可以实际威胁中央集权的社会势力。“豪强地主”和“富商巨贾”无疑是威胁当政者的两大因素。“重农抑商”政策在解决上述因素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左右社会舆论的作用：“重农”一方面可以拉拢有担当精神的士大夫集团，另一方面又可以收拢天下的民心；而“重农”的过程自然而然就要抑制“兼并”，从而给了限制“豪强地主”一个合理性的要求。“抑商”无疑是对“富豪巨商”最直接的打击，打击手段有两种：一是在经济政策上将诸多商品收归官营，以断绝商人牟利的根源；二是在社会意识中努力形成一种以"商"为贱的风气。这样，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很缓慢，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人们竞争财富的最主要途径还是土地。

由于以上的三点原因，首先在政权结构上，每当前一次王朝覆灭后的传统社会整合过程中，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没有发展并形成，实力强大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基础雄厚的农业，而不可能是其他基础薄弱的经济如商业，这些社会阶层要建立的政权必然也是依附在土地上的；另一方面，“大一统”的思想深入人心，在没有新的思想的冲击下，建立君主专制国家成为必然选择。于是，政权结构并没有较前面的王朝有所改变，依然是君主专制统治。其次在经济结构上，由于商品经济受到抑制，争夺土地所有权仍然是获得社会财富的最主要手段，围绕着土地所有权展开的竞争与垄断，使得传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经济在传统社会长期延续下来。

以上的分析说明了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一次整合过程中，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权结构呈现出同一性的特点，从而导致了传统社会王朝重构的同一性特点。于是，大多数王朝建立以后，社会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几乎都有着相似的特点，这为中国古代王朝的更替呈现出循环的现象提供了起点方面的解释。对于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终点方面的解释，我将在下面“王朝衰落的必然性”中给出解释。

二、王朝衰落的必然性

新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以后，社会往往呈现出一种百废待兴的景象。首先，为了稳定社会、安抚民心、促进生产的发展，新的政权统治者往往会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打击“豪强地主”，将许多大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没收，然后分给建国有功的官员以及普通平民。这样，社会上的土地分配相对分散，自耕农的数目较多，地主阶级拥有的土地相对不那么集中，佃农的数目相对较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高，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其次，由于农业发展较快，自耕农数目多，国家的赋税收入来源充足，赋税收入稳定增长，用于农业生产如农田水利方面的投资较多，农业生产技术进步较快。再次，王朝政权刚刚建立，政府的管理并没有深入到每一个方面，官僚组织机构精简，运行成本低且效率高。第四，在大多数情况下，新王朝的帝王和贵族往往汲取前面王朝灭亡的教训，生活比较节俭，奢侈消费的欲望暂时得到压制。总的来说，王朝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很快，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然而，随着王朝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王朝衰落的因素逐渐滋长起来，并且这些因素的发展具有不可阻挡的内在趋势。最终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王朝衰落成为必然，既而走向覆亡。下面我就来具体分析这些因素的发展的内在趋势。

1．土地不断集中的趋势

中国传统社会土地的集中趋势是历史事实，如“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乡曲”反映了汉代文景时期土地的集中趋势。萧国亮教授在《竞争与垄断——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一文谈到了集中的原因：“新王朝通过短暂的恢复时期以后，经济有了发展，与此同时土地所有权的竞争开始趋于激烈，自耕农的数量逐渐减少，他们出现了分化，少数上升为地主，多数沦为佃农……”。他认为对土地所有权的竞争与垄断将会导致土地的集中。这种竞争与垄断的形式表现在各个社会阶层都在极力购买土地。如“今富商大贾，多放田货”（《后汉书集解》，卷28上，第3页）[5]，“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史记会注考证》，卷81，第16—18页）[6]，反映了商人和富豪贵族购买土地的情形；“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住户而去”（《五峰集》卷二）[7]，“累其盈余，益市田数亩”（张屡祥：《补农书》附录四，《生计》）[8]，反映了佃农和自耕农对土地的追求。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土地的买卖是土地集中的一个原因。不过单纯的土地买卖还不足以导致土地不断的集中趋势。细想下来，自耕农的土地基本能够维持生计，那他们为什么要把土地出卖呢？他们难道愿意拿着卖掉土地的钱去当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吗？事实上，自耕农之所以会破产而变卖土地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天然的依赖性，决定了只要有自然灾害发生年份，自耕农便不能自给自足、维持基本的生计；其次，自耕农在农业上的经营不善也会导致自耕农的破产；再次，政治特权等其他因素也可能迫使自耕农将土地出卖；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不断增加的赋税使得自耕农破产。对于最后这一点，我在后面分析“赋税增加的必然趋势”的时候还会具体阐述。

2．官僚组织机构的扩张

对于官僚组织机构扩张的原因，由于不属于纯经济学范畴，我只是借用别人的分析结果来说明，并且在后面的经济学分析中将其视为给定的。于友法在《中国封建官僚机构膨胀成因分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第18卷第2期）一文中给出了三个原因：其一，管理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政府管理技术的落后性之间的矛盾导致官僚机构的设置趋于膨胀；其二，君主专制集权必然导致部分分权，官僚机构臃肿重叠；其三，君主专制在人事制度上的政治恩赐与竞争机制导致冗员的增加。从现代官僚行政组织的研究理论来看，“帕金森定律”描述了官僚组织机构易于发生而又极难改进的近似病态的多种现象，其中就有一条“冗员增加原理”[9]。这说明，官僚组织机构的膨胀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对于古代王朝来说，尤其如此。

3．统治者消费扩张天性

“统治者既然以天下四海为自己的私产、以国民为‘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那么竭天下之财以厌一己之私就是这种权力制度与生俱来的本性——这在统一的皇权国家建立伊始即秦始皇时就充分显露了出来，即班固所说：‘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10] 这种本性使得帝王与贵族们的消费有一种天然扩张的趋势。当然，统治者消费欲望在一定时期会有所压制。在王朝建立初期，政权需要巩固，个人权利需要加强，统治者大多会抑制自己的欲望，勤俭节约。如历史上的“文景之治”，明朝的朱元章等。但是，一旦政权得到巩固，社会安定，个人权利基础牢固，统治者的消费欲望便没有了其他约束。没有约束的欲望必然导致消费的扩张。历史上的朝代往往到中期以后，统治者的欲望就会突显出来而一发不可收拾。

4．赋税增加的必然趋势

随着王朝周期性始末兴亡的变化，赋税制度必然相应地一次又一次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转向诛求无度，直到最后因“民力殚残”而重蹈王朝崩解的覆辙。那么，这种赋税增加的必然趋势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从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央集权国家财政支出增加的内在趋势。第一，当官僚组织机构膨胀以后，官僚组织的运行成本增加。而巨大的行政组织的运行是要靠国家财政来维持的。这样，中央集权国家为了维护行政组织的运行，财政支出需要增加。第二，靠国家赋税供养的统治者的消费扩张趋势也会使得财政支出具有扩张趋势。除开上面的两点主要原因外，“随着统治者集权统治的深入，也会使他们要承担更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和边疆战争上”[11]，这也会导致财政支出的增加，从而中央集权国家有加大赋税的倾向。但要注意的是，在财政支出的增加的过程中，消费支出的比例是在不断加大的，社会投资支出如农田水利的投资比例往往有下降的趋势。其次，土地所有权由于内在经济因素而导致一定程度的土地集中趋势，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地主拥有的土地增加。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大部分赋税都是由自耕农承担的，大多数地主阶级凭借其财力与统治者以及官僚勾结，交纳的赋税水平低于自耕农，这样，赋税转嫁到了自耕农的头上，自耕农成为君主专制国家财政收入最大的来源。这样，土地集中带来的自耕农的减少，使得君主专制国家的税源出现不足，但是财政支出的日益扩大必然会导致自耕农赋税负担加重，从而更多的自耕农在原来的土地上无法维持生计而破产，成为佃农，土地集中进一步加剧，自耕农进一步减少，税源进一步减少，于是赋税的增加出现恶性循环的情形。事实上，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也注意到了这种恶性循环的恶果，当他们的财政支出需要增加时，便会寻求其他税源来充实税收。最常见的办法是将赋税扩大到商业，加大商业的赋税力度。而在商业方面，赋税的重要来源通常是一些政府专卖产品如盐和铁，但这些商品的需求弹性很小，是每一个家庭都很需要的商品。因此，转向商业的税收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自耕农的税收负担。而且，各种税收名目的增加，使得各级官吏非法征收赋税变得更加容易。于是，赋税形式从单纯的农业税转变成名目繁多的其他赋税形式，实际上变相增加了农民的税收负担。

5．人口增加的自然趋势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大统一时期，人口通常都是呈现出稳定增长趋势的。人口的自然增长趋势可以用生物学上的生物自然繁衍、增长的规律解释：在适宜的条件和环境能够承载的情况下，生物种群的数量呈现出J型增长态势。当然，人类不同于一般的生物，人口的增长不仅受自然环境和食物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但中国的文化向来是鼓励人口增长的，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社会的小农家族结构也倾向于人口的增加。于是，在传统社会和平时期，人口呈现出稳定趋势。如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总人口7055万人，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达到了1.9亿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0.5%。[12]

6．各个因素的综合机制

以上几个因素都是王朝发展过程的内在趋势。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王朝衰落的必然性。那么，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王朝衰落并最终走向灭亡的机制是什么呢？下面我将具体阐述这一机制。首先，对土地所有权的竞争以及其他因素如自然灾害、经营不善以及强权政治等导致了土地的初步集中，自耕农的数量减少，佃农的数量增加，地主的土地占有量增加。一方面，自耕农的减少使得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财政税收的纳税人减少；另一方面，大多地主阶级凭借财力与官僚勾结，规避赋税。于是，国家财政收入紧张。其次，官僚组织的膨胀和统治者消费的增加导致国家财政消费支出增加，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需要增加财政收入满足消费支出的增加。再次，财政收入紧张和财政收入增加的要求使得统治者提高赋税水平。赋税的提高加剧了土地兼并和更多的自耕农破产，于是纳税人进一步减少，财政收入更加艰难，必然又导致赋税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形成恶性循环。第四，财政收入艰难以及财政消费收入支出的增加，必然导致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对社会公共设施如农田水利的投资减少，从而社会生产的技术进步缓慢甚至停滞。第五，地主土地的增加导致土地不断集中，社会资源的配置越来越不合理，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第六，一方面，社会技术进步缓慢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导致社会总产出的增长缓慢甚至是下降，而人口呈现自然的增长趋势，于是社会人均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土地集中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均，引起了收入分配不均。于是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说，社会呈现出既不公平又没效率的局面，社会出现不稳定，矛盾激化，最终王朝走向衰落直到灭亡。

三、王朝更替的循环性

通过前面“王朝重构的同一性”和“王朝衰落的必然性”的分析，我们已经分别给出朝代更替的起点和终点的解释。由于王朝建立是起点的相似性，加上王朝走向终点的必然性，于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王朝更替的循环性。而且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似乎始终不能跳出这种王朝更替循环的局面。可以想象，要是清朝末期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可能还将继续走传统社会王朝更替的循环之路，传统社会的持续时间可能更长。不像欧洲那样，当传统社会晚期出现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发展起来，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并没有出现朝代更替循环的现象，而是被资本主义革命所推翻，最终步入资本主义社会。

第三部分 结语

通过第二部分的具体分析与阐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朝代更替的现象是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内在的、稳定的机制，在这个机制的作用下，传统社会的朝代更替出现循环。当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因素无疑是机制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硬要说经济因素到底具有多大的决定作用、哪种经济因素是最根本的话，我可以给出一个比较宏观的概括：中国传统社会朝代循环更替，根本的经济原因在于传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依附于传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君主专制国家无疑具有相似的运作特点和内在变化趋势。君主专制国家机器的经济支持来源于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经济，而这个依附于土地上的国家机器，其运行的内在趋势必然加剧传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下土地所有权内在的变化趋势。这种土地所有权的变化趋势，既不利于对君主专制集权的国家机器的经济支持，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国家机器运行出现困难，社会经济发展不利出现社会动荡。从而，在不利的社会环境中生存的、运行困难的君主专制集权国家最终走向覆亡。但社会的经济根源即传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没有发生更本性的改变，同样运行特点和内在变化趋势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机器又重新出现，并开始着另一轮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