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百慧教授近些年的主要著作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其影响已经超出单纯的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受到冷战史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等诸多交叉学科的重视。

究其原因，除命题新颖和历史文献格外丰富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作者近些年来将研究重点倾注在对外国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上，并将其系统化，成为极具操作性的历史研究的工具书。

姚百慧教授主编的《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是这一研究路径的又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这部著作之于学术界，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集合当前中外历史学、冷战史界最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之力，选取了当今主要大国和热点地区（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俄国、法国、德国、日本、中国大陆及其台湾地区、澳大利亚、东南亚地区等）的解密档案，从档案的分类、来源、组织架构、管理方式、特别汇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系统的介绍。

其门类之详细、涵盖之全面，当属学界之首创，同类之罕有。

尽可能多地占有和利用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与起点。任何一位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面前，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疏漏之处。而相对陌生的外国解密档案体系及其相应的管理规范，更会进一步限制档案收集的全面性。尤其对刚入行的研究生或年轻学者而言，研究者所收集的档案是否全面，既影响他们的研究进度和成本，也从根本上影响他们所还原的史实是否全面、乃至真实。

只有彻底了解掌握了各国档案收藏的工作原则和流程，才能真正理解档案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

例如，美国“国家档案馆接收的文件必须是形成期满 30年，由国家档案与文件署鉴定具有永久或历史价值的文件，这类文件数量很少，约占总量的 3%，其余的则被‘销毁’或‘处理’。”尽管根据这一原则仍会保存下绝对数量庞大的文件，但从 3%的比例数字来看，能供学者们使用的档案，只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档案中极小一部分。

换言之，学者们所能接触、利用的这些政府档案，实际上只是代表了历史的诸多细小碎片。

这给我们在认识论上带来了警示性的提示：借助档案史料反推、还原出的历史面貌，本质上只是某个时空的片段。因此，历史的研究绝不可仅仅停留在清晰和准确的叙事这个层次，还需要研究者根据当时所能达到的认知能力，以相对合理、可以自洽的逻辑，排布这些历史片段，使之形成有内在逻辑的因果关系。甚至在史料欠缺的情况下，需要在方法论维度上做出更多的新探索，忍痛放弃构建因果关系的表述，而更多地尝试、使用相关性表述。

当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档案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兼具基础性和有限性的双重特性。这也决定了，优质的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广泛收集和考据各类基础史料，如传记、回忆录、录音、访谈口述等多种形式的史料，以裨补档案在还原历史面貌时存在的有限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在介绍各国档案时不厌细琐、但求全面，正是为了保证档案搜集的尽量全面，展现档案在史学研究中真实的作用。

该书作为史学研究，尤其是冷战史研究的工具书，无论是在研究生教学的维度，还是在学者学术研究的维度，都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发挥着指引性的作用，将为研究者在史料收集环节省大量的时间。

该书的出版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作者们扎实的史学功底、老道的档案收集经验。将庞杂、细碎的档案体系用清晰的门类、条块展现出来，考较着他们行文措辞、表情达意的综合功力，更重要的则是源于这批优秀学者长年的辛劳。无论在异国他乡的奔波，还是在国外各大档案馆阅览室的伏案苦读，都留下了他们坚守学术的身影。

其次，系统探索和研究外国档案，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为推进学术研究而做出的无奈但有效的尝试。它从根本上代表和反映了中国档案材料极度匮乏的现状。极度依赖基础史料的历史学科，其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繁荣程度更是首先取决于史料的丰富程度。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冷战史学者尝试大量使用前苏东国家和英美等国的解密档案，开启了档案、史料来源国际化、多元化的研究路径，间接但极为有效地推进了中国的历史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

以沈志华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冷战史学者，依据国内出版的档案和文献，结合国外的解密档案，突破了旧的政治叙事话语或宣传的逻辑框架，贡献了大量的新事实和新解释，纠正了因缺乏史料而造成的误读和误判，形成了“新档案派”的学术风格。

随着国内档案解密进程的持续放缓，外国解密档案的史料价值将进一步凸显。在此背景下，美国等国家较为成熟和及时的档案解密，对于推动冷战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

从冷战史研究形成的学术风格、成果和经验来看，继续利用和深入发掘外国解密档案，无疑是推进冷战史、国际关系史、外交史乃至地区国别研究的最主要突破点和增长点。

所以，“新档案派”学者在研究中展现的学术风格、理论与方法技巧，具有教科书式的示范意义。

这些高质量的研究关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毕竟中国与世界相处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尤其是中国人与世界相处时所持有的情感、精神面貌，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由我们所阅读的中外关系的历史，由我们所理解的外部世界决定的。

总之，面对世界或外部议题时，历史成果或知识的质量将从根本上决定着我们进行思考的水平。

对历史事实尽可能准确、清晰地叙述，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也为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任何学术知识的生产过程，其本质都是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上，形成有内在逻辑的分析框架，并由此衍生和提炼出各个社会学科的理论或规律。

换言之，在当下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体系中，唯有历史学的研究可以提供过硬的事实与案例，它们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学科的新事实与新视角、乃至于最终的新理论。

所以，作为一手史料的代表，档案的丰裕度和考据效果，在根本上决定着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进度。因此，《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所代表的研究取向，将成为推进中国历史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动力。

当然，社会科学的研究近年来也存在着危险的取向，以国际问题领域为代表的研究，大量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由此产生了两个相伴而生的问题。

一个是将学科理论的建构推向极端：在没有吸收史学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单纯或凭空构筑理论。所以诸多新兴的交叉学科，其研究成果要么使用科普类别的案例，要么彻底摒除任何史学标准的案例，使用信息源驳杂不明的新闻报道，导致学术研究或知识生产的过程缺乏可靠证据的支撑，违背了基本的学术方法论要求。

另一个是，诸多学科在研究过程中借鉴的自然科学理论过于陈旧，大多停留在 17、18 世纪的科学方法，尚未重视和吸纳当代的自然科学理论所包含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偶然性等要素。由此导致学科方法认识现实的效果并不优于历史学等传统理论或方法。

无论是证据、素材上的薄弱，还是认知方法上的谬误，都会使还原出的研究对象与真相失之千里。

这既是因为证据发掘与考据本身意味着巨额的工作量，会使研究者产生畏难、犯懒的情绪，同时也是因为研究者在方法论层次上失去了学术规范的钳制，忽视证据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关键作用，从而在认识论上走向了傲慢。希望《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的出版以及由此在档案收集上带来的便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学者们对一手证据的疏远与抗拒。

档案等基础史料在学术研究中的关键性作用，凸显了学术界对史料汇编、档案研习类著作的强烈需求，但相对于研究类著作而言，史料类著作在当前学术界又是极度匮乏的。

这从根本上是由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导致的。学者的贡献主要被学术发表的形式所垄断，这就意味着学者学术成果的评价是由学术平台的旨趣来把握的。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史料类的著作相对于研究类著作会处于劣势，这在相当程度上挫败了学者们汇编史料的积极性。

在此背景下，姚百慧教授等作者依然积极编著、出版《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充分体现了历史学者们不计个人得失，为夯实学术基础、推进学术研究而甘心奉献的高尚情怀。

《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向我们展现了当前环境下学术研究的新增长点和新路径，也具体地指出了多国档案的发掘渠道。

越来越多的史学研究已经证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中外关系互动的具体情况，包括基于地区国别研究所形成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仍存在着严重的扭曲和刻板认知。而这些来自国外的档案，则是从根本上矫正认知偏差的有效路径。

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学者愿意加入利用外国档案的行列，用扎实的证据来认识这个复杂的世界。愿我们的学术研究日益重视基础素材和基础研究，积跬步方能至千里。（注释略）

*樊超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目 录

第二版前言

初版前言

第一章 美国档案

一、国家档案馆的档案

二、总统图书馆的档案

三、辑录自各馆藏的综合档案

本章附录

第二章 英国档案

一、英国外交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档案

二、英国内阁文件

三、首相办公室档案

四、其他

第三章 俄国档案

一、俄国的冷战时期档案资源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