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用范式理论观察和评估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的范式转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村落的社区研究到民族走廊研究再到流域研究的路线图。沿着费孝通从社区研究转向区域研究的脉络，当代学者把人类学的流域研究朝着流域人类学的方向建设，这既是对费孝通先生“民族走廊”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体现了当代人类学者构建人类学“中国话语”的理论自觉。

【关键词】范式；区域研究；村落；民族走廊；流域

现代语境下，推进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关键突破点之一应在于对研究范式的反思和探讨。托马斯·库恩用“范式”理论来阐释科学革命发生的内在规律和其动态发展的模式。与自然科学不同，人类学的发展也许并不具有典型的“范式革命”的特征，不可否认，具有典型性、可重复性和优先性特征的核心范例，成为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坐标和范式转换的标志。尽管自1960年代起，世界人类学进入了一个大理论范式缺位的发展期，但各国学者都未曾放弃过对一定论域或问题的研究范式的追寻。现代语境下，对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的范例进行观察和评估，可视为推进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种实践努力。在新技术革命和城市化背景下，将中国人类学传统的社区研究中的对象放到一个更为宽广、突破行政地理区域的概念图式中理解，才能增强人类学的阐释力。

一、村落：中国人类学社区研究的范式

村落，是中国人类学传统而经典的研究对象。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在其中国研究中构建起“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的西方式中国观。后来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通”，又在《中国人德行》（ChineseCharacteristics）一书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把村庄看作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单位”。进入20世纪后，荷兰人高延（J.J.M.de Groot）、美国人葛学溥（D.H.Kulp）等西方人类学者，也把村落作为理解中国的着眼点。随后，中国学者吴文藻吸纳了美国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理论和英国人类学结构—功能理论，开创了燕京学派，也倡导以社区作为基本的文化单位来观察中国。

此后，刚起步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以村落为切入点，展开的“社区”研究事实上主要是村落研究。作为吴文藻的弟子，费孝通的早期研究是从少数民族村落开始的。他和夫人王同惠深入广西大瑶山，历经生死，在对主要调查地六巷村的研究中，完成了《花篮瑶的社会组织》。也许是机缘巧合，痛失爱妻并身受重伤的费孝通因为回到家乡吴江县养病，顺势展开了对开弦弓村的调查，把研究对象转向了汉人社会。在开弦弓村调查的基础上，费孝通完成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从而悄然打开了中国人类学社区研究的路线图。同一时期，国内其他学者对于人类学中国化的尝试，也都把村落作为“乡土中国”的切入点和分析单位，例如林耀华对义序和黄村的研究，杨懋春对台头村的研究，许烺光对于喜洲的研究等。在中国人类学史上出现“江村”、“台头”、“义序”、“西镇”等具有国际影响的田野工作地点的同时，标志着以村落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的社区研究范式的形成。

关于社区研究的范式，特别要指出的是《江村经济》的范式意义和价值。众所周知，《江村经济》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为《江村经济》所作的序中，不吝赞道：“《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该书的某些段落的确可以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马林诺夫斯基用具有奠基意义和转折意味的词语，来称赞《江村经济》从对初民社会的研究中所提炼出来的民族志方法应用于中国村落研究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向。费孝通曾说，这是在当时英国人类学面临从研究野蛮人和野蛮社会转向研究文明人和文明社会背景下，R•Firth指导自己进行的“扭转方向盘的第一手”。费孝通这一“无心之作”反而在这一契机下成为世界人类学转折中的第一项标志性成果。

这样，费孝通以村落为单位运用田野调查法、类型比较法、功能分析法进行社区研究，成为以“小村落”反映“大社会”的范例，并发展成为中国人类学乡村研究的“社区范式”。人类学者并非研究村落，他们只是在村落中做研究。当被当成一种方法论的单位加以研究，“村落”就成为人类学者们借以窥视社会的“分立群域”。“社区范式”开启了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的第一个范式。

但这个研究范式很快就被质疑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村落”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被提出来。用“社区”这种起源于研究简单社会的方法来研究高度文明的社会有没有广泛的理论适用性？带着对社区研究方法的质疑与批评，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以宗族组织来研究中国东南沿海的农村，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待中国村落和社会。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在研究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

与此同时，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者也对村落研究进行反思，并且试图寻找新的分析单位和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社会。费孝通完成在英国的学业回国后，在反思《江村经济》得失的基础上，开始尝试将“江村”的农村社区研究拓展到更大范围的区域，《云南三村》即是其“走出江村”的努力。作为比较，《云南三村》首先是在以费孝通、张之毅为首的云南“魁阁”学术团队的有意识地组织下，进行跨村级社区的系列调查。其次，在费孝通的《禄村农田》一文中，已明显看到布朗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与社区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费孝通找到的是“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全体”的研究路径和发展方向。通过多点的民族志调查，把村落类型化、典型化，进而把握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格局乃至中国社会，是费孝通先生这个时期研究的初衷。

正因为此，这个“社区范式”对中国人类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再次掀起了村落社区研究的高潮。问题是，无论“江村”还是“三村”的研究，都无法摆脱“以点代面”和“以偏概全”的质疑。以利奇为代表的西方人类学者也提出了质疑费孝通的“利奇之惑”：“虽然费孝通将他的书冠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但他并没有证明他所描述的社会系统在整个国家中具有代表性”。随着自身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对中国研究范围的扩大，费孝通也进一步反思区域研究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费先生先后20多次到开弦弓村调查，关注的重点是村落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城镇的联系。他主要研究了吴江县5种不同类型的小城镇，研究视野从一村一厂扩展到小城镇再到更广阔的区域，更从单一区域跨越到多个区域，最终构建起“全国一盘棋”。在一定意义上，他的小城镇调查研究可以说是江村调查的延伸、扩大，是农村调查的新开拓、新高度。1983年，费孝通在《小城镇·再探索》中概括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经济发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区域论。经济区域论中的“区域发展”、“经济区域”概念的使用与实际分析更加注重整体性，探索不同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开展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这是费孝通小城镇研究工作的深化与延伸。并针对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提出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还曾提出建设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以及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问题，表明费孝通的经济区域理论在不断地深化与发展。

归结而言，中国本土的人类学在发展阶段，主要任务是寻找适合中国社会研究的分析单位和理论模型。在“宗族”、“市场”、“国家—社会史”这三个西方学者创立的研究范式下，中国人类学者只有找到适用性更强、代表性更强、解释力更强的分析单位与框架才能完成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提升。当时适逢西方人类学的“现代社会研究”转型，因此，梳理这段历史，使我们不仅能回望之前人类学野蛮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还能观察西方的人类学理论体系如何逐渐浸润于重大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实践当中。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类学的区域研究转变成为必然趋势。

二、民族走廊：中国人类学民族历史的“区域”范式

以村落为对象的社区范式，对于区域研究来说，毕竟范围太小，“一滴水”虽能照到“太阳”，但“一滴水”并不等于江湖河流，更不等于大海。这恐怕是费孝通先生曾反思、也必然会反思的问题。于是，在区域研究的探索中有了费孝通对民族走廊范式的建构。

中国多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现实给了费孝通灵感和智慧。在区域研究上，如果说经济区域论侧重于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考量，那么与之对应，“民族走廊”则是费孝通在“文化区域”方面的探索与归纳。前者强调生产资源在一定空间（区域）内的优化配置和组合，是人类学对区位—空间经济的观照；后者则明显受到了“文化区域”和“文化圈”理论的影响，关注人的迁徙和文化的传播扩散。“民族走廊”的提出，一般来说，既是对区域研究新的探索和创新，也是在回答“何为中国”的宏观整体视野下对中华民族格局构建的思考。

其实，费孝通对民族走廊范式的思考源于1939年，其在驳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认为“顾先生虽然论证了中华民族的一体，但是仅有一个混元的一体而不考虑多元是不够的”。但那时由于特殊的抗日背景，费孝通不便将这一“多元一体”的格局进一步阐释，否则有“分裂中华”之嫌。而且当时没有找到有效的分析单位来论证“多元”与“一体”的关系。直到1978年费孝通在政协委员会民族组会议的发言中首次提出“民族走廊”的概念，1981年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所座谈会上提出“六板块三走廊”说。在此基础上，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Tanner讲座上提出了“中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顾氏出于政治目的和历史理论的“中华民族一个论”不同，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主张宽容的民族多元化政策，是在长期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学术实践中，基于广袤的中国领土范围内，生存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和族群的不同情况，做出的合理的解释与科学的判断。在“全国一盘棋”格局的宏大视野下，费孝通用“六大板块”来描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图景。“六大板块”在充分考虑差异基础上对区域进行了合理地划分，而“民族走廊”则有力地解释了板块格局分布的特殊情况。费孝通虽然大体描绘了“民族走廊”的分布与走向，但是并未对概念本身进行专门论述。后来李绍明先生在实地调查基础上，不断总结、提炼，认为“民族走廊”是“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民族走廊概念的提出，为跨民族分布地带的跨区域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分析单位与研究视角。

在人类学区域研究的视角下，“民族走廊”的核心问题是把自然空间转化为文化与民族的空间，目的是为了完全打破省区界限，形成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概念。从“民族走廊”到“多元一体”，费孝通完成了他从微观的个案社区研究到宏观的区域研究的转换，形成了包括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三大走廊的“民族走廊”人类学区域研究的新范式——民族走廊。李绍明先生在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成立时所说：“要做好中国的民族研究，像西南这个区域，要尽快先联系起来，然后再做更大范围的区域研究’”。这正是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民族走廊范式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民族走廊研究终成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园地中的一朵盛开的鲜花。

三、流域：探索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新方向

“民族走廊”的这一研究范式，在新时期焕发出新的活力。从很多学者的研究实绩可以看到，“民族走廊”不仅是文化走廊，而且是经济走廊、生态走廊。但是，人类学关注的对象越复杂，对分析单位和理论框架的要求就越高。任何理论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就“民族走廊”来说，其概念相对不清晰，“三大民族走廊”界定区域尚存争论，而且费孝通所言及的跨区域研究更多是从“行政区划”到“历史文化区域”的一种转变，而非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对“历史文化区域”的超越，这些都制约着其解释效力和适用度等问题。

王铭铭在谈到“藏彝走廊”时就说过：“在这块区域里，可以对藏彝走廊这一特殊地区开展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地区性，这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而不是一个个单一民族居住区域的复合或叠加”。很显然，“民族走廊”的提出是基于民族关系，在学界还难以达成共识，还不具备跨学科研究的强大引领能力。当然，无论是沿着费孝通的道路将“乡村建设”、“民族走廊”、“多元一体”等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深化，还是对“人类生态”、“中心-边缘”、“城市民族”等全新领域的研究和探讨，都在当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国人类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在“后费孝通时代”，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有必要尝试建构新的理论范式。

纵观国际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对区域尤其是与世界文明起源息息相关流域的研究在不断拓宽，向纵深发展。例如，对于两河流域，德裔美籍汉学家劳费尔发表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鸵鸟蛋壳杯和鸵鸟的文章；威尔金森和他的同事通过对叙利亚、伊拉克和土耳其的调查数据综合研究该流域旱耕国家结构及动态；麦克利斯顿通过研究纺织业的生产阐释其社会阶层和经济变迁。而今，地中海流域研究包括基因流动的生物研究，地貌生态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气候变化的社会现象及行动研究。多流域、跨学科、广视角的人类学研究已在国际学术界悄然兴起。

中国人类学的区域研究要在国际学术前沿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发生学的方法，以现实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探讨特定历史形态和地理形态中文化发生的根源与基础、发生的过程与规律、发展的环境和走向，就必须避免各学科、学派之间的“自说自话”或“各说各话”，需要一些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引领能力的分析单位和框架。区域作为人类学解读人类文化的方式，是人类学的重点研究范畴之一。鉴于人类学兼具包容性、开放性、跨学科的独特气质，人类学者希望从特定区域的研究出发，把相关学科（包括某些自然科学学科）的学者集合在一起，跨越学科界限而形成一个多学科协同研究领域。

当前，在“问题导向、需求牵引、应用为上”引导下的跨学科研究、多学科合作、跨界行动方兴未艾，区域研究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类学重要的发展方向。其中，值得重视的是人类学视阈中的流域研究正在兴起，其张力和价值逐渐显现。流域是以河流为中心的人-地-水相互作用的自然-社会综合体，是群集单元。从文化的发生角度看来，流域就是一条条的文化赖以起源、演化、传播、交融与发展的时空通道；从整体观的视角看，流域还是一个体系架构，由大大小小的流域线条网络形成一个个的区域扇面；就社会内涵而言，流域是一个问题域，集结了诸如生态、人口、资源、民族、族群关系等各方面的问题；从方法论角度讲，流域是一种认知范式。人类学的流域研究在经历着从单纯的“地理概念”向“文化空间”的转变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使命。主要表现在三维度：研究视角上，流域研究体现人类学的整体观；研究方法上，流域研究体现系统论；研究范式上，流域研究由历史的、封闭的、静态的社区研究向现实的、开放的、运动的区域研究转换。

首先，流域研究体现为系统的多学科观照。流域既是自然资源、人类群体聚散认同、人地关系行为、文化多样性和历史记忆的群集单元，也是物质及能量流动、人口迁移和文化传布的廊道线路，更是人—地—水交叉互动的复合系统，具有面上的区域性、整体性、层次性、复杂性和协同演化特征。流域作为人、地、水互动的复杂系统，从中可以分成很多子系统，流域系统集群具有区域性、集体性的特征。正因为流域是一个中层问题集群，所以可以在这个系统层面发现很多现实问题，诸如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传统知识的传承保护的问题等。鉴于流域的区域性、整体性、层次性、复杂性和协同演化特征，要把整个流域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综合研究，运用整体性思维对流域系统内的历史环境与人文政治、社会经济以及生物多样性等要素进行统筹综合分析，以便为流域的开发、管理、协调和治理等提供理论基础。而采用多学科合作与跨学科视野以及多样性的研究方法，则是人类学的整体观和流域研究的系统性、复杂性双重决定的结果。

其次，流域研究在方法论上体现为点、线、面的呈现。如何在流域研究中把点、线、面三个层次上的研究融为一体，这就需要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从点到线，流域研究为区域研究提供了一条线索。因为河流是线性的，不同的文化区域就如同五颜六色的珠子，被一条线穿到了一起，形成了珠链。而在不同的文化区域流淌着的河流起着勾连、贯通的作用，成为民族迁徙、文化交融的通道，这些线又交织型塑了一片区域范围的面貌。我们可以对流域内上下游、左右岸、不同段的区域进行多点民族志的研究，通过对比，发现其共性与差别，从而找到民族迁徙、文化传播的脉络。从静态的分布与呈现，到动态的流动与脉络，人类学试图从点、线、面的结合中找到呈现流域文明的方式，这势必要对传统的社区研究方法提出挑战。因此，相对于传统的个人研究，“集体调查”和“集合研究”应是展开流域研究更行之有效的方法。

再次，流域研究是一种现实的、开放的、运动的区域研究。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以历史研究见长，偏重于探寻与解答流域民族群体来自哪里的问题。流域作为天然通道是不同民族生活于其间并且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因而确实有作为费孝通提出的“民族走廊”的一面：不同的民族、民族群体在流域内流动汇聚，频繁交流互动，因而保留了民族群体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积淀。流域人类学为更好地解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独特的流域视角。但流域研究的意义不至于此。尽管地理环境对民族关系仍然起到一定的影响，但是现代交通网络使得人口、资源与文化等要素的流动轻易就能突破地理的局限。民族群体的交往与融合，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频繁、更深入。因此，人类学研究已经从简单的、静止的、结构性的文化、社会研究转换为将文化、社会视为一种运动和过程的研究。

当今的人类学越来越关注现实问题，不仅研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且更多关注到人与制度的关系问题。就流域而言，人类的生活、生产活动对水体和流域生态的影响越来越大，“河长制”、治水管理模式、跨流域调水、水利工程建设、水污染、水权分配和生态补偿等问题，都是当前社会的热点和焦点。人类对流域的开发和生态的保护问题归根到底是处理好人——水——地三者关系的问题。人类学的介入，能为社会治理、生态调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同时，作为流域地理节点的城市具有人口资源集散、商品生产、交通枢纽与物流中转或者区域性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等功能，其间的城市民族关系、人口流动及民族社区等问题也必然要成为流域研究的关注点。

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流域研究可以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供一种新的认知视阈。文明转型与发展走向问题是世界各个文明体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尽管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呈现出复兴的态势，但是往往以一种碎片化的、符号化的、模糊化的方式呈现给世界，文明的特质越来越空泛。就像我们的母亲河长江、黄河一样，其背后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流域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又是什么？哪些地方经验具有人类的普世价值？这些命题看上去有些宏大，但决定着民族的身份认同与价值传播。流域让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群体有着共同的物质家园，但是如果在现代化大潮中找不到共同的精神家园，流域文明也无从谈起。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对凝聚力起支配作用的文明形态进行宏观的把握，阐述流域文明在地方社会形成中的支配地位。因此，流域研究虽然是中观研究，但是也应该把流域文化的模式、文化的特征和特质、文化的边界作为研究对象，在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切正是我们探索流域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动力。

结语：构建人类学“中国话语”的理论自觉

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范式转变的路线图呈现了中国人类学家的理论自觉。众所周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又称《中国农民的生活》，其副标题为“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在成书之初，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费孝通就已经将“流域”一词作为地理范围提了出来。在其学术研究后期，他曾提到在“江村”研究中，过于集中关注“村”，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江”。可见费孝通也意识到流域研究的重要性，但由于时间、精力和研究视野所限，不及进一步开拓。从村落、城镇到经济区域、“民族走廊”再到“多元一体”，费孝通无疑是运用多种分析单位研究复杂社会的集大成者。沿着费孝通从社区研究转向区域研究的脉络，当代学者把人类学的流域研究朝着流域人类学的方向建设，给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再添一朵鲜花，这既是对费孝通先生“民族走廊”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体现了当代人类学者构建人类学“中国话语”的理论自觉。

注释：

[1]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载《走出江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398页。

[2]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3]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4]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页。

[5]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36页。

[6]区域社会史研究取向以美国学者黄宗智、马若孟、杜赞奇等人为代表，他们利用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村庄调查

[7]资料进行研究，关注国家与村落关系和历史变迁过程的研究范式。

[8]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86页

[9]李绍明口述，伍婷婷等记录整理：《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242页。

[10]曹大明：《论民族走廊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1]王铭铭：《藏彝走廊——多学科区域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2]曾江：《作为方法的流域：中国人类学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月8日。

[13]王剑：《聚落、廊道、立面：西南区域研究的流域人类学视野》，《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