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龙

自治区党委提出打响“北疆文化”品牌，不仅会助力内蒙古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更是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把内蒙古壮美和美善美、可信可亲可爱的形象树起来的重要路径。

明晰“北疆”的概念及其范围

何谓“北疆”？从中国知网检索的数据看，“北疆”一词已经成为惯常使用的概念，研究涉及各个领域，相关论文4400余篇，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内蒙古、新疆和黑龙江等省区。可见，“北疆”一词已经成为指代我国北部边疆的重要概念，并为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实际上，“北疆”一词早已见诸史籍，汉代以来，“北疆”一词就是历代王朝疆域北部边疆的指称，主要区域即为蒙古高原。清代以后，“北疆”一词在各种官方文书和历史文献中均有出现，虽然多数是用来指称天山北部疆域，但“北疆”一词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北疆”一词用于指称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在内的整个中国北部边疆，成为了一般用法。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内部设置和北疆有关的研究室主要有东北边疆研究室、北疆研究室和新疆研究室。三个研究室研究地域的划分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划，即东北边疆研究室是以东三省为主，北疆研究室是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主，新疆研究室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主。对“北疆”的界定也基本契合了学界的一般认识。所谓“北疆”即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中心的区域。

确切地说，“北疆”一词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有着丰富历史和现实内涵的概念。在地理范围上涵盖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毗邻中亚、西伯利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中国的粮仓和矿库，也是重要的林牧业基地、煤炭产地、油气产地，有多种金属矿产等资源。在文化上，北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历史文化厚重，草原游牧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渔猎文化等争先竞辉，是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舞台。当前，作为北疆腹心的内蒙古提出打造“北疆文化”品牌，发掘北疆地区的自然和文化优势，由此来提升内蒙古正面形象，凝聚各民族人心和力量，展示文化自信，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正当其时的正确战略举措。

深入把握“北疆文化”的内涵

“文化”一词，古代典籍中即有相关表述，如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中即有“文化”一词出现。当今学界使用的“文化”一词使用更加灵活宽泛，一般来说，文化是指人类在生息繁衍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和生活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成就，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

实际上，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农耕族群最早在先秦时期就认识到了因自然环境不同而导致的不同地区在文化上的差异，并以此来区分人群。从《礼记·王制》的记载看，在中华文化的范畴内，区分不同族群是按照安居（居住方式）、和味（饮食方式）、宜服（服饰等）、利用（可利用的东西）、备器（工具）、言语（语言文字等）、方位等作为标准来判断的。这是中国传统的族群观，明显不同于近代以来传入的“民族”划分标准。内蒙古历史文化厚重，人文资源丰富，辽阔大地上多彩纷呈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层面看，“北疆文化”的定义恰当准确，且意义重大。一是能够涵盖内蒙古的所有文化，二是明确了“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可以回应西方学者的歪曲和误读，四是有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北疆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给出不同的分类。如果从生产方式切入，基本可以归纳为四大类型：一是以河套地区为主的农耕文化。早在前秦时期，内蒙古的红山文化、朱开沟遗址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原始农业文化遗址。秦汉时期，农耕区大幅北推，由河套地区、鄂尔多斯高原,一直延伸至阴山脚下，汉朝边疆出现了一批新的充足富饶的农业区, 特别是河套地区，新兴农业尤为繁荣, 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故而被称为“新秦中”。自此之后，河套平原农耕文化就成为内蒙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草原、戈壁等区域的游牧文化。蒙古高原是我国游牧文化起源的主要地区之一，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出现了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重要的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丘陵、山地和湖泊的渔猎文化。渔猎的生存方式，是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射猎文化不仅是游牧民族生存的重要技能，也是游牧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近代以来的工业文化等。内蒙古有我国第一条自筹资金、自主设计建设的京绥铁路，1933年兴办的绥远毛纺织厂是近代内蒙古轻工业的重要代表，为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纺织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59年“包钢”建成投产，目前已成为我国主要钢轨生产基地之一、品种规格较齐全的无缝钢管生产基地之一、西北地区最大的板材生产基地，是我国稀土工业的发端和最大的稀土科研、生产基地。“北疆文化”品牌的推出，有助于完整展示内蒙古文化的多样性构成。

科学认识“北疆文化”的特质

“北疆文化”内涵丰富，从不同角度可以归纳出不同的特质。

一是中华性或区域性。“北疆文化”的中华性或区域性是指其政治属性，即“北疆”虽然是一个地域概念，但其是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疆文化”自然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北疆文化”也是生息繁衍在北疆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属于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区域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推进治国理政实践中，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北疆文化”建设要在新时代文化建设基本要求的框架下开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二是多元性或多样性。“北疆文化”的多元性是明显的，可以从多方面体现出来。北疆地区自然地理多元，面积广阔，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就生产生活方式而言，“北疆文化”所含括的农耕、游牧、渔猎、近现代工业文化等是其多元构成的体现；从当今“北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来看，不同时期的“北疆文化”也呈现着不同的多元构成。而就“北疆文化”的建构者来看，其也是自古以来生息繁衍在北疆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共同创造的。费孝通先生用“多元一体格局”来概括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实际上用“多元一体”来定性“北疆文化”的构成也是恰当和准确的。

三是内向性或认同性。受到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制约，北疆和黄河流域的农耕地区很早就形成了制度上互鉴补益、文化上彼此兼容的密切关系。尽管“北疆文化”在不同区域和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却具有天然的内向性或认同性。“北疆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是一直存在的，并对以“大一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有着高度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生活在北疆地区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民族均有着“中国”认同，并不断继承和发展着“大一统”的实践，在中国传统国家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由“北疆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所决定的。

四是持续性或创新性。生息繁衍在北疆的众多族群是推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华文明发展一直没有中断，即是生息繁衍在北疆的众多族群及其所建立的政权对“大一统”政治文明的持续追求所致。匈奴先是统一草原，后在宣帝时期成为西汉王朝的“藩属”；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和契丹、女真建立的辽金先后统一中国北方，并名列“正史”；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实现了中华大地的“大一统”；清朝实现了多民族国家从传统王朝国家到近代主权国家的转变。北疆众多族群不仅持续推动了“大一统”的实践，而且在制度上对“大一统”的创新完善也功不可没，所谓“胡汉分治”“蕃汉分治”“行省制度”“盟旗制度”等均是对于中华文化的重要贡献。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为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北疆文化”的持续性和创新性更是得到了很好体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