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是否有一两个中世纪史学家无关紧要，问题在于这对当今的大学来说有什么意义。”

2003年4月8日，时任英国教育大臣查尔斯·克拉克在讨论国家应该如何向大学投入经费的公开讲话中发表了上述观点。同年5月16日，《泰晤士高等教育》刊载了这次讲话的摘要。英国利兹大学的中世纪史教授伊恩·伍德在2013年出版的《中世纪早期的现代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中对克拉克的言论进行了回应。在伍德看来，虽然克拉克早已不再是教育大臣，但当今英国政府在人文学科高等教育政策上的表现延续了克拉克任期内对人文学科的轻视态度，他的这番回应并未因距离克拉克的讲话时隔日久而失去意义。

传统人文学科地位的衰落是近几十年来欧美国家的普遍现象，不时有新闻报道英国、德国某些著名高校的古代和中世纪研究教职由于缺乏经费等原因陆续遭到撤销。在《起源》一书中，伍德将自己专长的中世纪早期(约公元4-8世纪)作为案例，追溯了18世纪以来该领域学术史的发展历程。他认为，中世纪早期研究源于近代以来人们对各自时代的现实关怀，因此总是与西欧近代历史上一些最紧迫的时代问题密切相关。现实关怀是中世纪早期研究的源泉，这正是《起源》书名的含义。

伍德的学术史始于18世纪法国知识界对罗马帝国衰亡和法兰克贵族制度的讨论，这是大革命前一场重要的思想论战。当时的法国贵族布拉维利耶通过对中世纪早期法兰克社会的研究来维护贵族的特权，他强调法兰克人的军事民主制特征，认为早期法兰克人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地位差别并不大。杜博长老则站在维护王权的立场上反驳了布拉维利耶的观点，他认为当时法兰克人中并不存在军事民主制，而是承袭了罗马帝国时期的社会等级制度。杜博还强调了王权统治的合理性，认为法兰克国王在高卢的统治是罗马帝国正式认可的。孟德斯鸠和马布里等启蒙思想家也参与了这场论战。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等著作中关于罗马帝国晚期制度的讨论其实是对当时法国政制的批判。马布里则认为法兰克人进入罗马帝国后放弃了原先崇尚自由的精神，权力集中到了国王和贵族们手中，因此和罗马人一样都是高卢人民的压迫者。这些学者们的观点为大革命的兴起及19世纪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历史论据。伍德在《起源》开篇的案例中便已表明，关于中世纪早期历史的学术讨论并非象牙塔中的考据，而有着充分的现实关怀，能够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产生各种影响。

拿破仑对欧洲的征服促进了西欧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在19世纪的意大利“复兴运动”中，意大利的知识分子试图利用中世纪早期的历史来表达自己渴望统一的政治诉求。威尔第的歌剧《阿提拉》和曼佐尼的悲剧《阿戴尔奇》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它们分别以匈奴王阿提拉和伦巴第王国末代王子为主角，5世纪的匈奴人和8世纪的伦巴第人成了意大利外国统治者的投影。

19世纪德意志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两场关键战争也和中世纪早期的历史密切相关。在1864年普丹战争爆发前，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历史问题就已引起了德国和丹麦学者的争论。双方就中世纪早期史诗《贝奥武夫》中描述的日德兰半岛古代民族和语言展开了激烈交锋。以雅各布·格林为代表的德国学者借助中世纪早期语言的研究为普鲁士政府辩护，强调古代日德兰人的语言中包含更多近代德语的元素，缺少丹麦语的元素。同时，他认为《贝奥武夫》中的情节表明丹麦人是古代日德兰半岛的入侵者，这一结论也为普鲁士政府之后的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将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作为论据的现象在1870年普法战争后同样存在。在德法两国学者围绕阿尔萨斯-洛林归属问题展开的争论中，罗马史学界的权威、《日耳曼历史文献集成》中世纪早期部分的主要校勘者蒙森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公开为普鲁士辩护。以蒙森为代表的德国学者认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具有悠久的日耳曼历史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宣扬日耳曼文化的优越性，认为日耳曼人推翻了衰败的罗马文明，是中世纪以降西欧文明的缔造者。

对此最有力的回应来自法国学者古朗士，他曾在古代希腊罗马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后来投身于中世纪早期的研究，成为索邦大学的第一任中世纪史教授。古朗士在6卷本《法兰西早期的政治制度》中揭示了日耳曼民族对西欧文明的贡献并非如德国学者宣扬的那样重要，日耳曼人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并不是旧世界的颠覆者和新世界的创造者，将历史上日耳曼蛮族的征服、迁徙和定居作为吞并他国领土的论据，其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无视此后历史发展状况的危险倾向。在伍德看来，古朗士是19世纪中世纪早期研究领域中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观点在亨利·皮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皮朗在代表作《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中认为，日耳曼蛮族并没有打破由罗马帝国所统一起来的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但伊斯兰文明的兴起打破了这一格局。这促使西欧在加洛林时代发展出了融合古典、日耳曼和基督教这三大文化传统的中世纪文明。除皮朗外，马克·布洛赫、斐迪南·洛等20世纪的著名中世纪学者都从古朗士的研究中受到了启发。这些学者都亲身经历过战争，他们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与经历过普法战争的古朗士一脉相承。

伍德在《起源》中指出，他之所以回应克拉克的一个原因还在于“中世纪早期的历史经常被人们错误地使用，而作为历史学家不应对此保持沉默”。伍德不赞成将中世纪早期的历史当作对外扩张的论据，但他也不反对人们在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中寻找先例和经验，为当今世界多民族多文化国家和地区的和平繁荣作出贡献。例如，1965年欧洲委员会在德国亚琛举办的查理大帝展中，查理大帝被视作历史上首位希望欧洲统一的政治领袖，成为当时欧洲一体化宣传的象征。1992年由欧洲科学基金会人文社科部设立的“罗马世界的转型”研究项目则集结了欧洲各国的学者，致力于通过对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世界的研究来展现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流融合的欧洲共同体。

《起源》并不限于论述中世纪早期史在近代欧洲政治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还试图展现中世纪早期学者现实关怀的多样性。19世纪的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西斯蒙第通过分析罗马帝国的衰亡和蛮族的作用来反思当时西欧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出身工人阶级的奥古斯丁·梯叶里在有关墨洛温王朝的研究中强调民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他们对中世纪早期历史的解读直接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爱德华·汤普逊、圣·克鲁瓦等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观点。20世纪初，英国历史学家巴格纳·布里对罗马帝国晚期的关注不仅源于他对大英帝国命运的思考，也与其对故乡爱尔兰的历史文化情结有关，因为罗马帝国衰亡后爱尔兰保留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对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文明有着重要贡献。20世纪上半叶，克里斯托弗·道森和亨利-伊雷内·马鲁等天主教学者将中世纪早期看作罗马帝国衰亡和蛮族入侵灾难之后基督教文明在欧洲冉冉升起的时代，他们的观点中也蕴含着对自身所处的战乱年代的忧虑。布里的爱尔兰情结、皮朗的史学理论和马鲁的基督教视野都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彼得·布朗的古代晚期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伍德通过《起源》告诉读者，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今天对中世纪早期历史的诸多观点本身就来自近代，这些观点是历史环境和个人立场共同作用的产物。只有了解这些观点的起源，才能更好地反思我们对过去和现在的认知。而如果不假思索地接受它们，则可能重蹈前人的覆辙。人们应该如何借鉴中世纪早期的历史来应对时代的挑战？历史学家应该如何引导人们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避免因错误地解读历史而引发灾难？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行动，或许才是中世纪历史研究的意义，也是中世纪早期历史学家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