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道路是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中国道路是让中国走向发展和富强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

建国70年，中国在双重转型、新型城镇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民营企业发展、蓝领中产阶级崛起与成长、政府职能转变与简政放权、农民工创业等方面探索出一条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中国道路”。进一步增强了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建国70年，中国道路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必然伴随着各种问题，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相信任何教条，用自己的眼光来进行判断和取舍，不回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来自内外的多重挑战。《中国道路与中国经济发展70年》一书主要围绕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展开，突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道。其主要从以下方面对中国道路进行探索和总结：

第一，在新城镇化方面，我们认为传统城市化模式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迄今为止中国的城镇化率略高于50%。但据研究中国城镇化专家的意见，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还不到50%，理由是，中国至今仍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城镇中一些农民工虽然在城镇中已是常住人口，但农民户籍未变，身份仍是“农民”，不能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所以城镇化率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仍有意义，这反映了城乡一体化程度的不足。从另一角度看，如果中国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即90%以上的人口集中于城市，那么城市居住条件必定恶化，居民生活质量必定下降。即使城市会因人口的增加而新增不少服务业就业岗位，但就业机会依然满足不了涌入城市的农民们的要求。因此，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即中国城镇化分三部分：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而且，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恰恰体现了双重转型的特征。中国的双重转型是指：这种转型既是“发展转型”，又是“体制转型”。“发展转型”意味着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体制转型”意味着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自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转型在中国是重叠的。所以中国的城镇化完成之日，正是上述双重转型成功之时。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可能是双重转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段。中国城镇化唯有走适合国情的道路，才能实现城乡居民无身份差距和权利平等的目标。

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

第二，在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包括了三个“陷阱”：“发展的制度陷阱”要靠深化改革来避免，这里包括对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从制度上消除各种歧视；“社会危机陷阱”要靠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社会管理创新来避免；“技术陷阱”要靠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创新来解决。在经济发展的任何收入阶段，都会有门槛，都会有“收入陷阱”。能不能闯过去，要看有没有适当的制度调整，有没有社会的安定，有没有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密切结合。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并不久。在中等收入阶段继续前进时，中国会不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而深深地落入其中，这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将会落入这一“陷阱”，这是唱衰中国经济的人们的意见，甚至是他们的愿望。中国完全可以绕开或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应当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为以后绕开或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早做准备。

中国完全可以绕开或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之路，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支持并鼓励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重大创新。建立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现实意义为：有利于消除各方阻力，确定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盘活资本，将国有资源开发和使用列入规划，纳入中国经济建设中。建立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四个途径包括：其一，鼓励现有的国有企业走向混合所有制。鼓励现有的国有企业走向混合所有制，包括容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由国有全资转为多种所有制合营。其二，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方面，应采取自愿原则，即民营企业或民间资本是否参股于国有企业，是否愿意同国有资本共建一个混合所有制企业，完全听其自愿，不采取硬性规定，不摊派，不强制。其三，加强员工持股的规范化。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如果愿意实行员工持股制，由它们自行决定，政府有政策，对员工持股制的实行有政策可依，但应当规范化，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后遗症。其四，界定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功能，以及针对不同行业特点提出改革措施。比如说，城市供电、供水、供气、公共交通、垃圾处理、廉租房建设和管理等保障民生为目标的公益性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可以控股，但也可以发行一定比例的股票，供民间投资购买。这样，可以促进这类企业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又如，石油、天然气、电信、电网、铁路、稀有金属开采与分配等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仍需国家控股，但这不排除国有企业股权设置的多元化，也不影响规范地实行员工持股制（包括产权激励制）。

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之路，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

第四，蓝领中产阶级正在崛起与成长。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告诉人们，在依法治国的理念下，只要实现了机会均等，只要劳动者勤于工作，努力学习，不断增加知识和技能，无论受雇于人还是自行创业，都会有收获。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畅通，使每一个勤奋进取的工作者都会有前途。这将是社会风气的巨大转变，人们会记住，未来的前途主要来自个人的努力，而并非依赖于家庭出身、父辈的门第或者祖上留下的遗产。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还告诉人们，在一个既重公平、又重效率的社会里，这一事实本身表明了公平和效率是可以同时实现的，而且公平和效率可以处在相互促进的状态。蓝领技工和熟练技工在收入提高后，完全有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家庭农场主也是这样，他们也完全有可能不再以过去农民的姿态出现于乡村。家庭农场主不仅会以农业、养殖业、畜牧业、林业中的新型市场主体代表者的身份出现，而且还可能以新型农业企业家的面貌出现于市场上。他们的收入增长后，同样会进入中产行列。完全有理由把这些务农者称为蓝领中产阶级的一员。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意味着“金字塔形”收入分配结构正在向“橄榄形”或“鸡蛋形”收入分配结构转变，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第五，简政放权工作，既是缩小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围所必需，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简政放权工作的深入开展与宏观经济调控的适度运用是密切相关的。不能因为有了简政放权就可以减少宏观经济调控的使用，也不能因为有了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就可以放松简政放权。这是两个不同方面的问题。关于简政放权，可以认为这是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不可忽视的环节。即使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从便于市场主体和公众的角度出发，简政放权工作仍是政府应当关注的。至于宏观经济调控，则是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为维持国民经济的稳定，促使充分就业、物价基本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政策目标的实现所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简政放权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应当是新常态的内容之一。

简政放权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应当是新常态的内容之一

第六，在农民工创业方面，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现阶段，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正在全国许多地方推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的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所推行的农村家庭承包制，第二次浪潮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过去以后在全国有些地区开始兴起的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和贯彻土地流转的改革。第三个浪潮就是最近积极推进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这将是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不可缺少的步骤，也是推动农民工创业的重要措施。农民工创业过程中，包括农民工家属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体制障碍都将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后消失。今天的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主力就是农民。不管他们是不是外出而返回家乡的“城归”，也不管他们是不是继续务农的农民，他们已经懂得了学知识、学技术、交朋友、闯市场的深远意义。另外，返乡农民工创业利用土地所采用的差异化土地流转方式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及其结构性来源影响的研究，我们得到以下几方面的研究结论：其一，与租赁制流转相比较，农地股份合作制流转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更能够促使农民增收，而且农地股份合作制流转、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和农地租赁制流转对农户家庭总收入结构性来源的效应具有差异性。长期收入而言，农地股份合作制流转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相比农地租赁制流转更能有效地促进农民增收。其二，农地股份合作制流转、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与农地租赁制流转对农户家庭总收入结构性来源的促进作用各有高低。在农户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方面，相比较农地租赁制流转，农地股份合作制流转对农民增收效果更为明显，而且对其收入的提高幅度更大。其三，农地股份合作制流转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更能有效地促进土地规模适度经营和提高土地生产效率，而农地租赁制流转在此方面的作用则相对较有限。在农地股份合作制流转下，由于大量资本和科技投入，农地生产集约化、规模化，农地产值大幅增加。其四，农地股份合作制流转风险和成本高于农地租赁制流转，且成立条件较为严格。就农民增收的效果而言，农地租赁制流转低于农地股份合作制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而且出租期限较短、投入较少，且可以及时灵活的改变农地经营方式，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和回避风险。

第七，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中国的老龄化和“农民工”数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人力资本红利已经用尽。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革命的并行就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契机之一，它使我国社会进一步懂得提高劳动者知识和技术的迫切性。由于人口老龄化的来临会引发高级人才(包括从事科学技术创新创业研究的专家、学者、熟练工人和技师)的供给不足所带来的问题，主动延期这些高级人才的退休年限，让这些高级人才延长工作年限以促进他们的供给，化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同时还建议鼓励和扶植这些愿意退休的高级人才自主创业，自主经营，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实践明确地告诉人们，旧的人力资源红利仍在继续存在，而且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沿海地区还是内陆省份，人力资本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革命，使中国的人力资本正在转型，新的人力资本必将带来新的人力资本红利。总之，从人口老龄化本身来说，的确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地细致地分析人口老龄化会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压力或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也要了解到，人口老龄化既然已经来临，我们不能消极地看到这一现象，而应寻找有效的对策，变被动为主动，不可错过人口老龄化所提供的机会。而且，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应加强国民文化修养、道德素质的重要性。社会最大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即来自社会和谐的红利。要重视文化产业的作用，关注全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当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尊老、敬老、帮老、助老的深远意义，当“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得以落实的时候，全民道德素质将转化为社会和谐的氛围，人口老龄化将不再成为社会的压力，而会转化为一种新的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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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厉以宁、高尚全、刘伟、程志强、赵秋运著，《中国道路与中国经济发展70年》，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作者：厉以宁 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