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史景迁

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辞世，享年85岁。作为国际知名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史景迁长期专注于研究中国历史，以独特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他擅长将历史写作以“讲故事”方式娓娓道来，枯燥的史料重新在他笔下鲜活起来，成为一本本历史畅销书。

自1974年以来，他完成了14部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包括《追寻现代中国》《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康熙与曹寅》《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等。

汉学家魏斐德认为，史景迁的书写获得了“想象与事实之间的张力与共鸣”。尽管在另一些历史学家眼里，史景迁是抛弃了希罗多德建立起的传统史学观念，即提出问题，研究问题，但他仍被视为是培育和影响研究中国历史海外力量的重要学者。

“在整个世界的版图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极有魅力的存在。西方人需要花长时间去消化分析他们拿到的资料。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史景迁曾这样评价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价值。

2014年，史景迁的中国行受到了仿若“学术明星”似的追捧。在此行系列讲座中，史景迁讲述了17至18世纪中外文化交流背后的故事，从第一位踏上欧洲的中国人沈福宗到康乾时期的外交秘密。当他讲述自己研究中国历史的缘起过程时，喜爱中国历史的情绪溢于言表，他说研究这些历史人物的乐趣好像“交朋友”，一生沉浸于此。在此重发讲座的编译摘要，以纪念这位历史学家。

沈福宗和他的西方梦

编译整理 本报记者郑周明

资料提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我要谈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读历史人物资料，会发现他们背后的故事，只要深入分析历史环境与个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总能够获得深远的认识。我和康熙、雍正对话都是如此。今天我想谈谈另外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他的名字叫沈福宗，好像没有太多人知道这个人物，但他引起了我的兴趣，他是南京人，留下的资料不多，但我可以寻找那些有关他的碎片信息，拼凑起来，给大家一个完整图景。

沈福宗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很难作出有效研究，他来得平凡，去世更突然，一生没有大起大落。然而我却认为，有关他的残留信息很重要，在我所看到的资料上面，大概能得出这么一些信息，沈福宗或他身边的人，有意识地留下了些笔记记录，也有关于他和西方人接触的会面记录，我在另一些英国人留下的档案里找到了当时英国贵族阶层和沈福宗在晚宴上相遇的记录，大约在1687年，他们对于晚宴上出现了一个中国人感到很惊奇，便记录了下来。这些信息都很不全，放在一起，就有意思了。

我现在知道，沈福宗出生在南京，并且还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这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沈福宗和他的家庭。有人把他称作是“被基督教转换的信徒”，我认为并不准确，他的父母才是。那么沈福宗儿童时期过着什么样的宗教生活呢？这点还不是很清楚。在康熙初期时候，中国已经有了几座教堂，后来又经历了摧毁和重建的过程，并不稳定。但沈福宗还有一点了不起，那就是他会拉丁语。我能够想象出他的日常生活有多丰富了，从这里也能看出当时中西文化互动的一个细节。我在查看他留下的一些记录时看到，有些是中文写的，有些是拉丁文。巧的是，我年轻时在英国求学时学过八年的拉丁语课，后来一直没派上用场，没想到65年之后我需要依赖拉丁语知识了。关于沈福宗的具体出生时间也没有确切记录，但他去世是因为1691年的印度洋上的热疾，那么倒推回去，可能他是出生在17世纪60年代初期。遗憾的是，他过早地去世留下了让历史学界感到棘手的问题，在他回中国的路上，他带了什么信息回家？在尚存的一点记录里，我们知道，他想带回的信息是“what it was like in the west”，我在书里翻译成“那时候的西方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沈福宗应该记录了许多有关于西方见闻的东西，但这些文本都消失了，因为他和他的同伴在这场旅途中先后因病去世，没有人知道这些资料有没有留下来。

史景迁部分作品，下同

沈福宗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一个接近历史真相的典型例子，我们知道了他的故事，知道他三十年的经历，但我们也疑惑，这些故事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内在意义吗？这就是我想做研究的目的，我想知道他的故事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场研究才刚开始，我想说的是，这个过程并不那么清晰可靠，意义也飘忽不定，仅凭留下的这些信息，我可以告诉你们沈福宗这个历史人物表现出了七个重要的侧面，帮助我们来了解17世纪第一个踏上欧洲大陆的中国人，如何激发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想象。

第一个侧面：沈福宗作为第一个踏上欧洲大陆的中国人，引起了当时国王们的兴趣，他们的确应该有兴趣知道中国人所代表的东方文化具体是什么。根据资料记载，他见过英格兰的詹姆士二世和“太阳王”路易十四，后者还邀请了沈福宗去新建成的凡尔赛宫会面。路易十四向沈福宗了解了关于书法问题，还让他当场表演了一番，当然，也表演了如何用筷子吃饭。路易十四还关心新教中的主祷文用汉语是怎么念的，他想知道这种普世的教义在另一个语言里的感觉。从这几件事，看出了当时欧洲上流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兴趣是什么。和詹姆士二世会面的时候，宫廷画家画了沈福宗的肖像画，但这幅画在内战中遗失了，我们只知道有记载，这幅画被许多人见过。

第二个侧面：沈福宗会拉丁语让他得以接触到了西方的学者世界。一个中国人会点拉丁语，这让欧洲的学者不仅对他有了好奇，也能够交流一些想法。当时欧洲学术界仍然是以拉丁语为主的，英语才刚开始能够进入学界。于是我们知道了相关的一件事，沈福宗在中国时参与了耶稣会的一个翻译项目，就是把中国的《大学》《论语》《中庸》翻译成了拉丁文译本，沈福宗在其中负责校对《论语》。他可能是第一个把译本带去欧洲的人，当时英国牛津图书馆看到这个译本很是惊喜，存入了刚落成的博德利(Bodleian)图书馆。沈福宗由此结识了当时著名的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后者邀请他参加了一些学术圈晚餐聚会。

第三个侧面：从沈福宗和学术圈的交集，我们能引出关于印刷出版的研究。中国儒家著名的“四书”随着沈福宗的出现而迅速进入西方出版界。我们要知道，当时欧洲学术界和贵族阶段似乎是早已耳闻这些“孔子的书”（The Confucius）了，事后詹姆士二世访问牛津并问图书馆有没有“孔子的书”时，幸运的是图书馆正好刚刚获得，这让詹姆士二世很是欣慰，而且，当时伦敦的出版业也因为新邮政系统技术的提升而加快了书籍流通。综合起来看，我们发现沈福宗运气很好，他带来了儒家经典的译本，被国王和学者所关注，同时也相信新的出版业态能够使得这些书籍被更多的人所阅读讨论。

第四个侧面：另一个关于语言学的话题可以简略点说，我们知道当时欧洲研究外来文化首先是从语言学入手的，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印度语等都有研究，中文当然更是核心语言了。康熙前后，都有大量中国人在海外经商的记载，商业交流也提出了对语言的认识需求。像我就读的耶鲁大学创始人，曾在印度经商，就得和中国人打交道。这些都能打开认识东方文化的窗口。

第五个侧面：从出版印刷出发，我还注意到了沈福宗对欧洲书籍情况的了解。欧洲的出版商和中国的书商肯定大有不同，这应该给他留下了许多印象，特别是书籍如何流通的，除了邮政系统外，应该还有些别的物流系统让他注意到。此外，牛津图书馆刚开始为所有藏书进行编目整理，沈福宗见证了一部分过程，涉及到图书的存储、档案计算和工具发明等等，相信他对此有很多想法带回中国。

第六个侧面：这个侧面是我认为相当有趣的地方，我在牛津图书馆馆长海德先生1691年出版的书里找到了他和沈福宗的更多对话内容。那本书是关于象棋游戏的全球比较，书里提到许多种象棋玩法，包括东亚的、中国的，是一个中国人沈福宗提供的。那么我们就突然发现，沈福宗还有这样一面，他介绍的全球多种象棋游戏，让海德先生意识到这个游戏并不像他玩的国际象棋那样是“国际”的，而是有各自不同的玩法。沈福宗还试图从象棋规则中来讨论世界不同政治态势的原因，而当时还没有出现“博弈论”(Game Theory)。我还不确定这点对历史研究有什么意义，但可以说沈福宗可能是游戏世界化的最早普及者，也展露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火花。

第七个侧面：沈福宗和科学界竟然也有交流。当时海德先生问沈福宗还想见见什么人时，后者回答是当时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也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波义耳定律的发明者。然后，沈福宗就被安排和波义耳在伦敦会面了，谈话内容被藏在庞大的波义耳档案中。具体内容并未被详细记录，但我看到他们谈了中文的复杂性、度量衡以及中医草药。当时欧洲有许多骗子教师兜售中文速成课，这让想学习中文的人很苦恼。所以沈福宗还被问到究竟掌握多少汉字才算是有学识时，他回答说，大概一万两千字。那么对方一般就表示：“啊！多谢。”

关于沈福宗其实远不止这些侧面，我所知道的就有别的学者尝试从中研究一下当时中西之间的经济交流和科技交流问题。沈福宗故事背后的意义也需要更多思考，比如全球交流情况、儒家经典对启蒙思潮的影响、语言交流影响、对中国的印象等等。我将一直思考这些故事的细节，也问自己，如何衡量这些细节背后的历史价值。

我喜欢康熙，和张岱有相似乐趣

我还想谈谈自己是怎么走上研究中国历史这条路的。在我六岁的时候，有机会看到许多艺术史的书，其中就有关于中国的书画艺术，我当时就有了兴趣。那时候正值二战时期，我翻看着关于中国历史的图册，一面想着中国在二战应该是一个英雄的形象。这算是一个小背景吧，当我考入耶鲁大学读书时，遇到了两位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老师，其中一位是外国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的佛教史和隋唐史，另一位是我导师芮玛丽(Mary Wright)的老师房兆楹先生，他指导我做一些有别于正史的历史研究，在那些看似“老生常谈”的历史问题背后，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西方的历史研究是一个批判的角度，你要再做突破是很难的。当时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康熙，整个过程很棘手，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研究转向了中国近代史。

史景迁

在语言方面，当时因为二战，耶鲁大学还担负起了中文培训的任务，我入学的时候，这些项目已经从培训语言转向了研究中国文化了，于是我很想多学习一些。我甚至还想学习满文，但是时间不够用，也就没学成。我看到康熙学习汉语也是成年以后了，想必也是相当困难的经历，我深表同情。说起来很可惜，后来的耶鲁大学研究氛围都是只注重学术，不训练语言了。我做康熙研究时候，很幸运，通过朋友接触到了当时台北故宫的档案，我看到了一些康熙朱批的奏折，这对我而言实在是恩赐啊，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所以有读者问我喜欢和哪个历史人物做朋友，我说还是康熙，不仅因为这是我学生时期最早研究的人物，他身上也有许多我认为很好的地方，比如他敢于接受新东西，他有一个庞大的家庭，他也是第一位一对一接见外国人的皇帝，他还学了点外语。至于像乾隆、雍正，我就不是很喜欢，雍正很讲究效率，乾隆是太爱财了。

有读者问，张岱在80多岁时做历史研究发现新材料会手舞足蹈，你会不会？我要说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和见识增多，看到新材料我也会生发出许多新的体会，这点上来说，我和张岱是相通的。

我最近在中国出的新书《改变中国》，讲的就是从明朝利玛窦开始，一直到前苏联支援中国的专家们的故事，他们常常带着美好想法来试图改变中国，事实上效果甚微，这也是延续了我在中西文化碰撞上的研究。在这个过程里我也逐渐感受到，像历史研究牵涉到许多人，不同角度看到的是不同的折射，许多你认为正确的史实，换个人看，可能就有很多其他东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