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一词可追溯到1890年，法国哲学家贝尔（Henri Berr）在一篇短文中提到了新史学。1896年德国史学家兰普赫特（Karl Gotthard Lamprecht）批评兰克及其门徒，阐述自己的历史认识时也使用了“新史学”一词。而让新史学扬名世界的则是法国年鉴学派，布洛赫和费弗尔为了对抗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创办了《社会经济史年鉴》（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提出了“新史学”（La Nouvelle Histoire）和“活着的历史”（L'Histoire Vivante）的主张，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后面在布罗代尔那里发展到高峰，即“用其他学科来巩固历史学的霸主地位”。

“新史学”由来已久，含义复杂，内容则更因人而异。其中以四大学派最为著名，即年鉴学派、以马克思在历史学领域里的继承人自居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强调研究“社会的历史”的德国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学派。彼得·伯克在回顾传统旧史学（即19世纪的兰克史学）和新史学时指出,两者的不同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继伯克之后，西班牙史学家奥拉巴里（Ignacio Olabarri Gortazar）把新史学的特征概括为十点：

相信历史学是科学，是与自然科学对应的社会科学强调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合作，因为在研究人类社会上它们的目标是一致不二的整体的历史解释关注集体现象结构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历史辩证地对待现在和过去的关系承认文化和道德相对主义后康德主义者认为知识“构成"（constitutes）现实作为“现代的”历史的一部分,试图根据“解放的意识形态”或进步的概念解释过去

奥拉巴里指出的第一点和最后一点十分重要，即截至20世纪70年代的新史学只是相对于19世纪的兰克史学而言，可以置于近代启蒙史学的谱系里来把握。因此也不难理解勒高夫为什么会把新史学的祖先追溯到伏尔泰。

在我国，新史学的奠基者是梁启超，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提出“前者史家”和“近世史家”的区别：

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进步运动，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

梁启超在这里触及了近代西方启蒙史学的核心：因果律、进化/进步论和民族/国民的历史叙述。1902年《新民丛报》开始连载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新史学》中，梁不但提出新史学的口号，更明确批评“前者史家”的著述有四弊二病之害，进而阐述了他进化历史观。梁启超率先提出“新史学”的口号有其西学背景支持，涉及从古希腊到19世纪西方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国民的历史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新史学意欲将其理想构建在近代民族-国家理念的基础上。

张岂之在《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将“新史学”的叙述纳人到近代中国文化思潮的嬗变中,分成三大流派：

传统文化主体论的新史学流派，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徵等为代表，“试图把传统史学的道德人文精神转化为具有近代特征的新人文精神，把传统史学的伦理主体改造为科学与道德相统一的史学主体”。文化西化论的新史学流派,以胡适、傅斯年以及和这一派有一定瓜葛的顾颉刚等为代表,“以个人主义为基本出发点，把他们理想化了的西方文化当做价值来追求”，“把史学的个性和科学性摆在第一位,提倡独立和合乎逻辑的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新史学流派，以李大钊、郭沫若、侯外庐等为代表,“在寻求历史因果关系,发掘历史本质方面,比起其他新史学流派显得更加深人、更加辩证、更加触及历史的本质”。

总的来看，我国新史学在历史认识和历史方法上存在两个共同点：进化/进步的历史观和科学研究方法的确立。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提出的“社会史研究复兴”，其目标是整体的结构历史和历史学社会科学化，而这正是30年代布洛赫和费弗尔的口号。

参考Ignacio Olabarri,"New"New History :A Long Durée Structure , in History and Theory, 34-No.1,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5, pp.4-5.年鉴学派之外，法国还有另外三个社会史学派，分别从大革命史、经济史和法制史角度入手研究社会史问题。Eric Hobsbawm, On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7,Jurgen Kocka, Sozialegeschichte: Begriff-Entwicklung-Probleme, 2, 1986. Peter Burke, "The History, its Past and its Future", in Peter Burke,ed.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Ignacio Olabarri, op.cit, pp.9-11.勒高夫等编、姚蒙译：《新史学》，上海译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9页。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48页。梁启超：《新史学》(1902)，《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7页。同上，第739—740页。同上，第1033页。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151-152、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