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书影。口述史学在当代的发展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跨学科特征与趋势，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它在中国的发展引起众多相关学科的重视与关注。该书精选了近20年来已在国内公开发表的41篇与口述史学主题相关的权威论文，期望以此呈现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的多学科视角与趋势。供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现代口述史学（oral history）是二战后兴起的为数不多的兼具学术研究意义、社会行动议程与公共历史价值的研究方法与学科领域。口述史学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20世纪60-70年代兴起于英国、法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而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则逐步流行于世界各地。作为一种以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人”为核心对象的研究方法与学科领域，口述史学由于其研究（实践）主体、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用途）与传播（呈现）形式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它在当代的发展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跨学科特征与趋势。

在全球知识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实践与学术发展的一大显著特色。美国国家科学院等机构于2005年联合发布的《促进跨学科研究》报告，将所谓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定义为：“跨学科研究是团队或个人整合来自两个或更多学科（专业知识领域）的信息、资料、方法、工具、视角、概念和（或）理论来促进基础性理解或解决问题的一种研究模式，其解决方案是超越单一学科或研究领域所涵盖的视野。”在某种程度上，口述史学的跨学科特征与趋势也涉及信息、资料、方法、工具、视角、概念（术语）或理论在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整合、渗透、交叉与借用。

概括而言，口述史学的跨学科特征与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口述史学本身的方法与理论来源是高度跨学科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几乎涵盖了全部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口述历史访谈需要新闻学的采访技巧；受访者的选择需要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口述历史资料的转录和编辑需要语言学和文学的表达方式；口述历史资料的解释需要诠释学和心理学理论；口述历史资料的收藏需要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编目和保存知识；口述历史资料的传播需要掌握现代各种媒介的使用方法与技术；而口述历史的著作权、隐私权和名誉权，则涉及复杂的法律与伦理问题。

尤其是受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域外史学“记忆转向”“叙事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等重要理论与学术思潮的影响，口述史学的研究与诠释视角因人类学、民族志、叙事学、文本理论、批判理论、交际理论、记忆研究和文化研究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影响而不断深化与革新。其中，以口述历史的核心问题——“记忆”为例，当代口述历史学家充分吸收与借鉴了心理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等领域有关个体记忆、自传记忆、大众记忆、集体记忆、公共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与创伤记忆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并逐步形成一套适合口述历史记忆问题的解释模式与理论框架。而为促进口述历史资源的公共传播与利用，口述历史学家也需要充分借鉴与利用（数字）展览、广播、纪录片、网站、戏剧、舞蹈、语音导览、播客与移动应用程序等新媒体与艺术形式。

由于口述历史实践与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多元属性与多元特征，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些更具理论导向的口述历史学家呼吁重新思考口述历史的实践与解释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深具理论意识与跨学科特征的新问题与新视角脱颖而出，即当代口述史学出现所谓的“理论转向”。其中，有六大转向备受关注：（1）“记忆转向”（memory turn）：如何理解作为口述历史来源的记忆的主观性与真实性问题？（2）“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受访者的记忆呈现依赖于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对话与口头叙述，因而受政治环境、访谈场合、社会性别、族裔与教育等社会文化因素所影响的叙事（提问）形式、叙事（提问）策略和叙事（提问）风格，如何影响口述历史内容的呈现与诠释？（3）“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作为共享口述历史著作权的访谈者与受访者，其各自的主体性意识以及相互关系如何影响口述历史的生产过程与解释结果？（4）“女性主义转向”（feminist turn）：以“社会性别”与“差异”为核心概念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如何影响口述历史生产过程与解释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与关系？（5）“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affective turn）：如何注重对口述历史访谈过程中明显具有主观性特征的喜怒哀乐等情感或情绪信息的挖掘与记录，并借助最新技术实现这些非事实性信息的充分呈现与利用？（6）“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如何利用口述历史来促进对某一地点或场所等特定空间的解释与理解，以及借助以地图为基础的地理信息系统并辅助最新的数字技术实现口述历史资源的空间化呈现与传播？

其次，口述史学也引起其他学科与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并在推动与促进跨学科研究与应用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美国口述历史学家戴维·杜纳威就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口述史学发展的特征描述为对于跨学科性的日益兴趣。综观口述史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可以发现它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图书馆学、档案学、社会学（社区研究）、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教育学、文学（传记研究与非虚构写作）、艺术学、民族志、性别研究、族裔研究、移民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医学（临床医学与健康护理）、心理学、赋权研究（政治和解、社会正义、法律诉讼、残障研究）、灾难研究、环境研究、文化研究、媒体研究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

在这些跨学科应用中，其初级形式主要是利用口述历史方法来记录、保存、书写与传播相关学科本身的发展史（学术史），其学科门类几乎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管理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与军事学等众多学科。在这方面，国内较具代表性的口述历史计划是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与中国科学院等11部委于2009年开始联合实施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其部分成果是目前已经出版达50余种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类似的，大英图书馆和科学博物馆也曾于2009年联合启动英国著名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口述历史计划——“英国科学口述历史”（An Oral History of British Science）。

当然，口述史学的跨学科应用主要体现在其学术术语、研究方法与视角、学科理论与功能在其他学科与领域中的交叉借用与整合。举例而言，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美国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创新性地发展了“批判性口述历史”（critical oral history）概念，将其应用于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等重大国际问题研究。在医学研究中，也已经有众多学者将口述史学用于老年医学与怀旧治疗等临床医学与健康护理等领域，希望通过口述历史为那些经历老年失忆与心理创伤的患者提供医学治疗，甚至逐渐发展出一门具有高度跨学科特征的新兴学科——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此外，口述史学在艾滋病与精神分裂症等特殊疾病治疗与护理中的应用也日渐受到重视。 而在一些相对弱势与边缘的群体的研究中，口述史学不仅被用来挖掘他（她）们的沉默声音，同时也逐渐成为他们要求获得社会认可和提高政治经济权利的极其重要的赋权手段。在灾难研究领域，近年来，口述史学也成为记录、理解与反思灾难事件与灾难记忆的重要手段。正因如此，1999年中国台湾地区9·21大地震、2001年美国9·11事件、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和2008年我国汶川5·12大地震等重大灾难发生后，相关部门都随即开展相应的口述历史计划。同时，灾难口述历史研究也受到学术界的积极关注，近年来，美国主流史学杂志《美国历史杂志》和《口述历史评论》都频繁刊登相关研究成果，而讨论焦点大都集中于灾难记忆，甚至思考口述历史对于治疗创伤记忆的医疗价值。

此外，由于口述史学的跨学科应用涉及当前众多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问题（比如环境保护、反贫困、历史文化保护、社会正义、市场营销、新兴危机事件等），因而其研究可以为相关政策制定与决策提供信息参考。

需要指出的是，口述史学的跨领域发展还体现在实践与研究主体的多元化，其典型体现就是非学术定位的社区口述历史计划。这些计划的发起者与实践者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学术研究者，而通常是一些拥有某种共同业余兴趣与爱好并深耕于某一社区的专业学会、志愿者组织或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口述史学近几年来在中国的日益流行与广受关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些社区口述历史计划的倡导与推动，它们基本上围绕着特定的街区、乡村、城市、历史遗迹与民俗等特定文化艺术形式开展一系列的挖掘、记录、保存、整理与传播等工作，进而以社会动员式的口述历史活动来提升个人历史意识、增强社区意识、以及凝聚与塑造社区认同。

在过去70多年间，口述史学尽管得到不断发展与日益创新，不过对它的理解与定位仍相对传统与保守。基于此，我们应该超越将口述史学视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习惯性定位，以更为开放与包容的态度来理解口述史学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特征及其应用价值，并为口述史学的学科本位建设或学术研究的“去学科化”思路提供借鉴意义。同时，也应该超越将口述史学主要局限于提供史料来源与拓宽研究视野等较为狭隘的研究价值，充分发挥其作为更新研究方法、促进跨学科应用、加强代际传承、推动教育改革、提供决策信息等多元价值与功能。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本文经授权摘编自杨祥银、陈鸿超联合主编的《多学科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一书导论，现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