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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12日晚7时，竺可桢史学讲座第18讲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319会议室举行。讲座主题为“在历史中寻找意义：传说与记忆”，由石硕教授主讲，浙江大学孙英刚教授主持，浙江大学韩琦教授、冯培红教授、秦桦林副教授，潘敦副研究员等30余位师生参与。

石硕，四川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民族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民族组会评专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民族史、藏彝走廊、汉藏关系史等。出版《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青藏高原碉楼研究》《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等14部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

讲座正式开始前，石教授以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一文为例，对竺可桢在物候学、气象学、教育学和历史学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进行了追忆。他表示，尽管气象和物候方面的资料十分零散，但竺可桢先生通过考古和对历史文献的爬梳，最终能在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清理出中国气候五千年的脉络。石教授就此引入讲座主题：如何在传说和历史记忆中寻找意义？

讲座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石教授引出一系列问题。他说简单问题往往最复杂——什么是历史？历史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什么是历史真实？主观建构的传说和历史记忆算不算真实历史？这些都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由于传说和历史记忆中包含大量主观建构成分，这些材料在历史研究中一直受到冷落和忽视。例如二十四史中的历代帝王本纪，其中有关开国帝王诞生的祥瑞现象等，被传统的史学研究视作不足为据的荒诞之说。但当我们在面对传说和历史记忆中主观建构的成分之时，更需要去进一步思考，为何要进行这样的建构？这些建构有什么功能？能起到什么样的社会作用？这些问题内涵丰富，对于发现被习惯忽视的历史信息以及深化对历史的理解颇有助益。石教授强调，很多传说与历史记忆，不但出自古人的主观建构，而且被历代不断重塑和发展。如何看待这些出自古代的传说与历史记忆？需要我们从两方面进行深入思考：一、古人的主观建构是不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二、什么是历史的真实？

在引入问题后，石教授向大家展开了两个具体案例。

案例一：由“打箭炉”地名衍生的一系列建构。

康定，今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介于汉、藏之间的著名边城，位于大渡河西岸，旧称打箭炉。因地处成都平原通往康区和西藏的咽喉，清代成为汉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交通要冲与枢纽，是一座典型的汉、藏、回等多民族共居之城，其中汇集多种宗教信仰。“打箭炉”地名始见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雍正八年（1730年）改设“打箭炉厅”；1908年改为“康定府”。从1708年到1908年，“打箭炉”地名存在了两百年。清代史籍文献中普遍称“打箭炉”。至今康定城所在地亦称“炉城镇”。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这样记载“打箭炉”地名：“打箭炉未详所始，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故名。”可见，该地名是因蜀人传说“诸葛亮铸军器于此”而得名。周霭联《西藏纪游》（乾隆末年）以及雍正十年王世睿《进藏纪略》都详细生动地记载了造箭的“郭达将军”，乾隆时期的《雅州府志》则记载了郭达造箭之地郭达山。到了民国时期，文献《西康纪要》以及《康定县志》对当地每年在郭达将军诞辰日举行“将军会”都有着生动的记载。不过据考证，此地早在《明实录》和《明史》中已被记载为“打煎炉”和“打折卢”。在藏语中，两水交汇处被称为“多”，打箭炉正好处于源自折多山之折曲（即折多河，打曲为河）与源自大炮山之大曲（或称打曲，即雅拉河）的交汇处，故被藏人称作“打折多”。该地名当出自藏语地名的译音。从康熙《泸定桥碑记》称“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故名”来看，将明代的“打煎炉”和“打折卢”称作“打箭炉”，是蜀人的传说和主观建构。查阅《三国志》等史籍会发现诸葛亮麾下并无名叫郭达的将军，“郭达”实际是杜撰的人物。汉人所谓“郭达”，实则源自当地藏民心目中的山神“噶达”；而汉人所称“郭达将军庙”，实为当地藏人祭祀山神的“噶达拉康”。民国时期规模盛大的“将军会”，正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而来。

今康定城郭达将军塑像

今康定城“郭达山”

案例二：汉藏之间的文成公主传说

唐蕃时期，汉、藏文献史籍对文成公主事迹的记载还十分简略；从公元11世纪开始，藏文史籍中有关文成公主的记载开始丰富，并逐渐演变为汉藏关系的一个象征性符号。例如伏藏文献《柱间史》称文成公主带入巨量和卷帏浩繁各类书籍与物品，并擅长风水之术。大昭寺得以顺利兴建，归功于公主看风水堪定基址。此外还称文成公主是虔诚的佛教徒，携佛像及佛经入蕃。此后的藏文史籍，如《西藏王臣记》《汉藏史集》《贤者喜宴》等，则在沿袭此说的基础上，对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后来的文献撰写，金成公主几乎被完全淡化，而文成公主则被尊为“度母”。为此，石教授展示了四川甘孜康定公主桥、甘孜“公主寺”（塔公寺）和公主寺释迦牟尼佛像、青海玉树州玉树县结古镇“文成公主庙”、西藏林芝布曲寺“文成公主像”等系列图片，进行补充说明。

甘孜公主寺释迦摩尼佛像

玉树县结合镇“文成公主庙”

第二部分，石教授就以上两个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他指出，案例一是汉人的主观建构。打箭炉是望文生意、无中生有：打折多—打箭炉—让一箭之地；噶达山神—郭达将军—合“噶达山神庙”“郭达将军庙”为一体，从而发展出汉藏同祀共欢的盛大“将军会”。这些犹如搭建起来的“积木”，其基础是地名建构，抽去建构的地名“打箭炉”，随后的一切就会全盘坍塌。案例二主要是藏人的主观建构。以真实历史人物文成公主为内核，变“小”为“大”，化“微”为“著”，不断叠加和重塑历史记忆，把“小树苗”培育成“参天大树”，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升华为汉藏民族友好交往的象征符号，重塑了历史记忆。

传统史学观点将这些“主观建构”斥为“捏造的”“怪诞的”“虚假的”“不能据信” ，将其摒除于“真实的历史”之外。如清末黄懋材在《西輶日记》中多有论及，任乃强、林冠群等学者直言此乃“附会无稽”“捏造”“荒谬之甚”“戏谑之语”。但当我们结合该现象发生的背景，进行深入探究时，不难发现案例一的建构有两个目的：其一，对汉人来说，化“他乡”为“故乡”，化“陌生”为“熟悉”，可有效缓解思乡之情，化解“乡愁”；对藏来说，有助于打破隔膜，弥合汉人与当地藏人的关系和情感。打折多—打箭炉—噶达—“郭达”—合“噶达山神庙”“郭达将军庙”为一体——形成汉藏同祀共欢的盛大“将军会”，充分体现了“借用”和“共享”的基本原则。对于这种“借用”和“共享”，藏人均予默认和配合，这也表明，在文化的交流交融过程中，一定伴随模糊和中间形态。案例二主要出自藏人的塑造，其目的在于重构和放大吐蕃的辉煌历史，强调和突出松赞干布的重要性和辉煌业绩。此外，文成公主的历史地位被放大，其中也有推广佛教的因素。

石教授表示，综合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当主体人群与边缘人群发生关联时，二者之间需要通过“与共”来建立共同话语、共同记忆、共同符号，从而有利于相互沟通、交流。具体来说，案例一主要体现主体人群来到边疆后与边疆人群（当地藏人）之间的“与共”。“与共”的最佳途径是通过传说塑造共同话语和共同历史记忆，以打破隔膜、建立信任。案例二主要体现的是边疆人群通过传说把历史人物放大，塑造共同话语和历史记忆，同主体人群“与共”，以打破隔膜，拉近距离。

第三部分，石教授就“历史真实”这一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思考。

案例一，打折多—打箭炉；噶达—“郭达”；合“噶达山神庙”“郭达将军庙”，均是主观建构，但由此产生的“将军会”却是“真实历史事实”。“真”以“假”为基础、“客观”以“主观”为基础。“主观”创造了历史。案例二，文成公主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被藏人进一步放大和强调，被抽象为象征符号，重塑历史记忆，对汉藏友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明，人类群体的主观需要与诉求，是创造历史和历史记忆的重要动力和源泉；行动创造历史，人群的主观愿望与观念同样创造历史。

随后，石教授做出总结：历史是人的活动，记录历史的是人，研究历史的是人，因此历史学归根到底是关于人的学问。既然是人，就脱离不了主观。历史总是“主观”与“客观”相掺杂，处于虚实之间。传说与历史记忆蕴含丰富的思想资源、观念和意义，同样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历史真相不可或缺的素材。传统史学往往“重实轻虚”“重史实”“轻意义”，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客观和主观都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记忆和传说也是历史，甚至可能是内涵更丰富的历史。历史的复杂性正源于其所掺杂的主观。无论是历史本体还是研究历史，都无法避免人的价值、想象与情感。如影随形的主观，虽给认识历史带来难度和不确定性，却赋予历史学怀疑的精神、审慎的态度和批判的意识，这恰是历史学的无限魅力所在。石教授进一步指出：“实证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实证而又兼具怀疑的精神、审慎的态度和批判的意识，正是历史学成为社会科学基础的原因。”实证体现着历史的严谨，要求我们做到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但是历史的另一面则是：当我们在面对传说和主观建构时，这种传说和建构所体现的实则是时代背景之下，人们内心的愿望、价值、诉求和情怀。讲到这里，石教授追忆起十五年前的今天——5·12汶川地震。那场牵动全国的重大灾难，如今在我们每个的记忆中都大不相同，民众对于同一重大事件的看法往往丰富多彩。注重传说与历史记忆的研究，将会为我们开拓更广阔的历史空间，帮助我们认识和挖掘更丰富的历史内涵。因此，研究要打开思路，千万不能忽视传说和历史记忆。

最后，孙英刚教授对讲座进行了点评：历史研究需要转变思路，打开视野。石老师讲座中对于“历史记忆”“历史建构”“历史真实”等问题的讨论尤为重要。实际也揭示了“历史的参与者尤其丰富”这一现象（不仅文献记载中的国家精英参与,还有很多社会群体参与），每个人抱持的立场和追求都不尽相同。历史是各种历史记忆彼此竞争最后剩下的东西。石老师通过对两种产生历史记忆的机制进行分析和总结，为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建议大家结合阅读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著《国家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State）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