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China Studies)脱胎于汉学。

“汉学”一词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英文是Sinology，法文是Sinologie，指的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精神和物质文明”的认识或者概括，比较侧重于对中国古代历史、制度、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

有学者也把汉学称作国际汉学、海外汉学、世界汉学。以上几种叫法，逐渐摆脱了将有关汉代以来经、史、物、训诂考据之研究称之为“汉学”的范式，逐渐把“汉学”和“国学”分开。当然，也有另一种解释，认为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研究的是中国文化，且是偏重古代文化的学问，就是“汉学”。有的学者甚至建议将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称作“汉学”，中国人的研究则称作“国学”，或者为了表达的更加明确在“汉学”两字前面加上“国外”、“国际”、“海外”等名词加以区分，这样或许会避免一些误解或者歧异。

中国学虽脱胎于汉学，但又有别于汉学，中国学在内涵和外延上与传统汉学有着很大的区别。

事实上，对于中国的研究，可以分许多层面进行，可根据时间、学科领域等划分。这种研究既可以是对汉代以来经、史、物、训诂考据的研究，也可以是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也可以是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涉及的学科几乎遍及了各个领域。这样将所有关于中国的研究统称为“中国学”便有了概念性的意义。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中国学涵盖了汉学以及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当代中国研究是指1949年以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形成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多学科研究。当代中国研究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参与的有关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一门综合性社会科学。

实际上，中国学研究发展到现阶段的过程就是传统“汉学”发展为现代“中国学”的过程。

如果将日本的“宋学”作为日本“中国学”的独立形态，那么日本传统汉学当形成于14-15世纪，它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如果把俐玛窦入华所带来的“传教士汉学”作为西方早期中国学开始的标志，那么它已有近400年的历史。真正经院式的中国学研究，应该是从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于1814年在法兰西学院创设“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而开始的。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迫打开，西方殖民势力渗入中国的同时，也使西方研究中国、了解中国的步伐加快。一些殖民国家纷纷开设有关中国研究的机构或者在大学设立相关课程。英国于1876年，荷兰于1875年，俄国于1851年，德国于1912年，先后使中国学进入大学的神圣殿堂。

不过当时的中国学研究并不像今天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这和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力等方面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急剧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和策略，并着手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问题和新课题。国外汉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转入当代的中国问题。美国麦卡锡主义和朝鲜战争失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强了中国问题研究。1966年到1976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再次引起了西方汉学家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增大，有关中国学的研究近年更在国外学术界成为热点。国外对中国的研究以往主要侧重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人文学科的研究，而目前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已经有了更广的范畴和内涵，更侧重于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社会、教育、艺术、军事、外交等领域，并产生了大量颇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中国学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发展都要迅速，成为20年来西方学术界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

总的来说，目前国外中国学研究的阵地主要集中在北美（美国和加拿大）、欧洲（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为代表）、东亚（日本和韩国）、大洋洲（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拥有众多的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其中不乏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和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往往是其政府制定有关中国政策的咨询者和建议者。

美国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镇，研究机构众多，几乎稍有名气的大学均设有中国学教授席位，职业中国学家数千人，每年获得中国学博士学位的有400－500人，如果加上其他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人，总数相当可观。美国著名的研究机构包括：“外交政策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Foreign Policy）“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研究所”、“哈佛燕京学社”和中国学图书馆、太平洋学会、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亚洲研究协会等，这些机构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智囊机构。一些知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名列其中，如拉铁摩尔、恒慕义、戴德华、林德贝克、杜勒斯等。一些知名大学纷纷设立有关东亚研究的系、研究所，中国学研究空前繁荣。美国资深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不断涌现，如费正清、拉铁摩尔、赖肖尔、施坚雅、魏克曼、孔飞力、史景迁、傅高义、柯文、余英时、裴宜理、柯伟林、叶文心等先后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

在德国，大学东亚系纷纷建立，原来已有东亚系的大学则将中国学单独划出成系。单单80年代末就包括柏林自由大学、慕尼黑大学、波恩大学、海德堡大学等20多所大学开设了汉学专业。这些年来德国中国学发展迅猛，学生众多，成为欧洲中国学的领跑者。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院汉学研究所、哥廷根大学东亚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慕尼黑大学东亚系、图宾根大学汉学朝鲜学系等众多大学的研究机构成为了蜚声学术界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德国中国学界人才辈出，从卫礼贤、白乐日、艾伯哈德到傅吾康、福赫伯、埃克斯到今天德瓦格纳、叶佩蒂为数众多的中国学家在各自的领域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成就卓著。

法国著名的研究机构有法兰西学院“中国思想和社会史讲座“、“中亚及高原亚洲研究中心”以及“中亚历史与文明讲座”、法国远东学术研究院、巴黎高等汉学研究所、设立多个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巴黎研究实践学院、国学科学研究中心、高等社会科学院、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学学院、巴黎第八大学汉学综合研究所等。著名的中国学专家有沙畹、亨利·考狄、马伯乐、葛兰言、伯希和、戴密微、谢和耐、毕仰高、巴斯蒂夫人、白吉尔、吴德明、汪德迈、施舟人、毕雪梅等。

英国著名的研究机构及教学机构有伦敦大学远东语言文化学系、牛津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剑桥大学中文系、里兹大学中文系、爱丁堡大学中文系等。重要中国学专家有李约瑟、翟理思、亚瑟·韦利、戴维·霍克斯（全译《红楼梦》）等。

日本的中国学研究非常发达，而且有自身的特色，最明显的莫过于其民间中国学研究团体众多。日本著名的中国学研究机构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学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文库及其研究委员会、“中日文化研究所”、“中国研究所”、“甲骨学会”、“鲁迅研究会”、“日本中日文化交流会”等。

除了上述国家之外，前苏联/俄罗斯、意大利、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东欧的一些国家也有为数众多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及中国问题专家，本文就不一一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