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中国史研究的发展，首先表现在重视新资料的利用。新史料诸如甲骨文、金文、简帛文献、碑刻墓志、纸文书、档案、民间契约对于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旅顺博物馆藏甲骨、里耶秦简、上官婉儿等墓志、武义南宋徐渭礼文书、《元典章》、明清契约文书等新资料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王国维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激励着一代代学人利用新史料开展古史研究。如今各地新材料大量涌现，让人应接不暇，但有些新材料并不一定能带来令人惊异的新认识，也难以支撑某一分支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因此，新史料在中国史研究发展的过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值得我们思考。
新方法、新视角在中国史研究中被广泛运用。分子人类学与华夏祖先、姓氏起源的研究，颇令人关注，也引发不少争议。史料批判研究在青年学者中日益流行。探求文献的形成过程，对于深入认识历史颇有助益，但是，从“历史书写”角度强调历史编纂行为的主观性，刻意追求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则多少令人感觉“历史就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转换视角研究中国史的做法比较盛行。从内陆欧亚视角研究北朝史乃至辽金元清史，既有助于了解“新清史”的偏颇之处，也有助于认识仅持中原文化本位立场研究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史研究创新过程中追求新方法、新视角本无可非议，然而近代以来，国内研究利用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视角，“拿来主义”太多，原创性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实。
加强宏观理论指导实证研究
旧学与新知结合，宏观与微观并举。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聚落和城市的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新政治史、法制史、日常生活、宗教信仰、形象史学等成为中国史研究的重点，并在殷周制度沿革、正统论、简牍文书学、等级制度、赋役制度、礼仪、土司、族群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此类研究多以个案研究的面目呈现，这也是学界经常批评的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值得注意，但“碎片化”也能促使历史的多元化理解，是形成历史规律性认识的基本前提。从学术发展规律来看，微观研究的长期积累，必然推动宏观问题的研究。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倡议的“中国古文书学”研究，就是在整合各类古文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加强宏观理论视野下的实证研究，而不是盲目地走向碎片化。
中国史研究结合现实迸发生命力
中国史研究发展的新常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现实问题对中国史研究的驱动作用日益增强。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当代中国的崛起使国家与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表现出真诚的渴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工作者的社会担当必然凸显，中国史研究观照现实、参与社会必成为新常态。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促进了古代海洋历史地理以及海洋文化的研究。明清鼎革与甲午战争问题推进了中华“道统”传承问题的研究。环境问题促使学界开始关注历史上的雾霾、水环境及其治理、重大自然灾害等事件。此外，中华思想通史、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监察和巡视制度、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中国边疆开发与国家治理等研究显然都与当今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中国史研究的全球化、现代化与本土化。全球化、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国内外新材料、新方法、新成果的共享，关注的热点问题趋同，以及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例如，简帛学已成为国际显学，学界普遍重视最新简帛文献的追踪。E考据、3S、DNA技术等已成为重要研究手段。新文化史关注的政治文化、物质文化、身体和性别、时间和空间、心态史等成为国内外中国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公共史学的兴起，是全球共同面临的课题。本土化在国内主要表现为再续史学传统的努力，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自觉创新，国外则表现在研究者将中国史置于东亚、亚洲乃至世界史的视域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第三，建立健全中国史研究评价机制。由于门类区隔，研究者大多埋首于专门课题，导致各类成果之间难以形成普遍认可的评价标准，转而倚重外在的期刊级别衡量其学术水准。课题与考核制的盛行，使学者更加注重成果的产出，而对重大问题的研究、学科发展趋势的前瞻、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创造缺乏热情。急于求成的浮躁学风并未得到有效遏止。在此情形下，学界一方面深化改革，推行学术评价名优建设工程，健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另一方面筹划创办《中国社会科学评价》、《历史学评论》等刊物，以期批评不良学风，提出建设性意见，这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史研究的新常态，蕴含了一个重要命题，即“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面对这个问题，学界有不同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建所60周年之际，提出“继承和弘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为人民大众研究历史”，这无疑是当代中国史学的核心要素之一。进一步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尊重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历史学健康发展的必要途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