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将近18年，余毅依然记得1994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铺开信纸，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提起笔给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问钱学森：“如何办一所中专学校为即将到来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培养人才？”

余毅没想到，仅过10多天后，他便收到钱学森的回信。

82岁高龄的钱学森在信中写到：“培养为第六次产业革命的人才，也自然是个探索过程，从现在已经出现的苗头做起，分阶段改造学校，逐步前进。现在是中专，将来肯定是高等院校。”

如今，钱学森的预言变成现实。

1993年，余毅等人筹建起一所生物工程类中专。7年后，中专发展为高职院校——武汉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校。2005年，学校又升格为全日制普通民办本科高校——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不逐利惠师生

2004年3月28日，当时的武汉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校的全体董事齐刷刷地举起手，通过了一项决议：学校举办者（包括所有出资单位和个人）不取合理回报，资金结余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教师待遇。

2004年，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颁布。它规定“民办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同时也说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回报”，并将是否收取合理回报的决定权授予民办学校自身。

“如果举办者计较投资回报，则势必导致师生员工心理失衡、离心离德，严重影响办学，影响事业发展。”学校法人代表、董事会主要负责人兼党委书记余毅在2004年的那次董事会上说。

1996年从同济大学毕业到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工作的孔德文，现在已是学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人事处处长。当年毕业时，孔德文收到不少来自国有大型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加盟邀请，却单单选择了当时这所中专学校。这缘于他对学校办学原则的认同，以及对学校发展前景的信心。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不仅不收取合理回报，每年还筹措500万元以上的资金作为学生的奖学金，加上1000多万元的国家奖助学金，每年发给学生的奖助学金共有1500万元，接近一半的学生可以获益。

2009年，19岁的安徽姑娘许大卉走进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时，口袋里只有200块钱。许大卉没钱交学费，学校帮她办理了助学贷款，还给她提供了助学金和勤工助学的机会。一年后，许大卉68岁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而母亲又多年患有重病，她只有带着父亲去上学。为此，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免去了她的学费，发给她1万元的自强学子特等奖学金，还为她免费提供了两室两厅的精装修教师公寓。

走一条既有特色又符合实际的办学道路

办学之初，钱老关于“第六次产业革命即将到来”的论断让余毅等人眼前一亮。他们既看到了办一所生物工程学科特色学校的前途，也找到了学校“主动面向市场培养有创新意识的复合型应用人才”的人才培养理念和“产、学、研有机结合”的办学模式。

从1998年起，学校相继创立了风华园林公司等一批校办企业。这些企业既是学生的实习实训基地，也是青年教师挂职锻炼、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试验田。学院还先后在湖北省内外数百家企业建立了实习、实训及就业基地，根据企业需求订单培养人才。学院注重学科建设，目前已有一批省级重点学科、品牌专业和精品课程。2011年，武汉生物工程学院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在科研方面取得突破。

一所民办学校能得到科学巨擘钱学森的支持，无疑是幸运的，而钱学森身上所具有的“爱国、创新、奉献”精神也被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吸收和融入学校的“魂魄”之中。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开设“晨光讲坛”、“高层论坛”，邀请航天英雄杨利伟等社会精英来校为大学生作报告，特聘“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汪金权、全国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为该校“大学生人生导师”。

2008年，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建筑系学生杨子威在18岁生日那天，选择义务献血作为他的“成人礼”，并加入中华骨髓库志愿者的行列。

一年后，杨子威收到一份电子邮件，邮件里说他保存的血液样本与北京一名患白血病的女学生配型成功。杨子威没有犹豫，说服了父母后就去北京完成捐献。但是，他曾救助的女孩病情又突然恶化。

杨子威想再捐一次，他的父母这次说什么也不答应。但是，有一个正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生命在等待杨子威送去希望。杨子威再次去了北京，“如果这次不试试，以前做的努力就白费了”。

对于包括杨子威在内的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的学生来说，他们不是高考的“英雄”，可是他们来到大学，除了学会如何成才，更重要的是理解了如何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民办大学靠什么吸引优秀师资

2007年5月，即将从中国科学院水生物研究所毕业的董妍玲有多个工作选择。在第一次去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洽谈工作的路上，她心里就在“打鼓”：一所民办大学能给教师提供好的科研环境和成长空间吗？

一进学校，董妍玲就闻到荷花的香气，她觉得很意外，甚至是惊奇，“这所学校真的很漂亮，湖光山色，亭台楼阁，处处是园林式建筑”。

更让董妍玲没想到的是，学校的党委书记、理事长余毅还亲自来见她。在她找工作的过程中，这样的“待遇”还是第一次。余毅请她坐下来，给她倒了一杯水，讲起了学校的3次跨越过程和未来的发展前景。余毅的亲切让董妍玲觉得“这个领导没有一点架子，求贤若渴，而且对我很重视”。

董妍玲最终选择了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刚开始工作的第一个学期，董妍玲的教学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学校的各个教研室每周都会组织集体备课，老师在备课会上相互交流教学方法。在这样的教学氛围下，董妍玲逐渐找到了教学的感觉和方法，到第二学期的时候，她的教学成绩就排在了院系的第一名。

参加工作一年后，董妍玲就担任了生物技术系党总支书记、副主任。两年后，她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北省优秀教师”。如此的成长速度让董妍玲很欣慰，她觉得自己在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找到了做一个大学老师的成就感，也有拥有了一个好的发展平台。

“学校这些年一直在不断创新人事任用制度，我们不论资排辈，而是采取比较灵活的机制，让有能力哪怕是很年轻的老师和员工能有宽广的发展通道。这样，我们才能吸引人才，也留得住人才。”余毅说。

武汉生物工程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赵斌介绍，学校不单纯拿论文发表数量去衡量老师的成绩，会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老师的“个性”，给他们相对宽松的教学和科研环境。

80后女生张秋菊的理想是做一个好老师。200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时，她选择了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有同学说她“太傻了，民办学校有什么前途”。

作为一个年轻的老师，张秋菊在教学上有很多想法。学生时代，张秋菊最不喜欢的课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今她却做了一名教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老师。张秋菊想改变过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法。张秋菊的“标新立异”引来质疑。教务处长专门去听她的课。听完之后，处长就说了一句话：“有好的教学效果就行了。“

2007年9月5日，武汉生物工程学院首届教学名师张秋菊作为湖北省唯一的高校教师代表，向中央和省委领导作专题汇报。一位中央领导在听完她的汇报后，连连称赞她“有志不在年高”。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正是凭着其公益性、较好的办学基础、人性化的教师待遇和灵活的人事任用制度，吸引了大批年轻而教育背景良好的师资力量。同时，武汉生物工程也吸纳了很多在教育界和科研界已经颇有成绩的人士来学校工作。

近些年，武汉生物工程学院邀请吕慧英等海归学者和资深教授主持院系工作，也聘请赵斌、许耀才等曾在公立大学担任过行政职务的教师来负责学校的相关行政管理工作。

2011年4月，华中农业大学原校长张端品被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理事会聘任为校长。这位曾担任过12年重点大学校长的教育家将继续探索如何推动民办高等教育的改革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