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做历史研究应去伪存真，亦应该维护国家利益2016年11月17日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在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中国对历史的重视是独树一帜的。

中国拥有最多的官修历史，几乎每个朝代建立之后，都要重修前代史书，建立自己的官修史书体系。

2016年10月10日，葛剑雄在大隐书局做了一场题为“历史传统与历史智慧”的讲座，他认为，中国历史传统上对文字记录如此重视是延续至今的，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历史是中国可以延续的资源。做历史研究应该去伪存真，尊重历史事实，但在具体应用上，亦应该考虑维护国家利益。

“王权至上”使中国产生修史的传统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王权至上的统治形式，宗教始终没有发达到可以盖过王权的程度。因而较之宗教发达的文明，中国的修史传统源远流长，但神话系统并不发达。葛剑雄认为，“君权神授”的理念自汉代确立，“修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释天命，给“君权”以现实的合法性。

人类早期开始记录历史的目的是相似的，在葛剑雄看来，起初是有少数人出于好奇，要把自己经历的事让后人知道，以后慢慢形成自觉。但比之记录给后人，更为重要的是向神灵、向天报告。做了好事，告诉上天祈求继续受到庇佑，如果做了不好的事情，也要上告神灵，祈求谅解。

因此最早的史官是巫，他不但要记录历史，更要承担与天、神沟通的重任，当时的记录也并不区分“史”和“神话”，后来出现了史，巫和史才慢慢分开。但在很多宗教发达的民族中，巫和史是始终合一的，在古希腊等神话发达的地区，历史就是神话、就是宗教，比如基督教系统的历史，往往都在《圣经》里面记录。

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很早就形成了王权，宗教始终没有盖过世俗权力。葛剑雄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宗教都发达不起来，“天”成为最重要的神。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在汉武帝时代，经过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很早就确定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理念。

在葛剑雄看来，如今把“天人合一”解释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这个词最初的含义完全不同，“ 天人合一 的原意，就是君权神授，是说皇帝的权力是神给的，皇帝就是 天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皇权越来越大，超越了一切。”

在皇权至上的现实之下，记录历史的最重要任务，其实是解释天命。

葛剑雄提到，现在经常说中国有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日食记录等等。但这些天文、自然现象当时被记录下来并不是在记录自然科学，而是记录历史。史书中关于自然灾害和天文现象的记录，往往是当时国都附近最多。这是因为，史官记下这些“吉兆”和“灾难”，都是作为皇帝执政的依据。换言之，都是很有倾向性的。

汉高祖刘邦一介布衣，没什么背景可言。但《史记·高祖本纪》中却记载刘邦的母亲身体疲累在湖边休息，梦到与神相遇，刘邦父亲去找她，见到一条龙在她身上盘旋，回家以后刘邦母亲已有身孕。

“编这个故事，就是为了说明刘邦是真命天子。宋朝赵匡胤出生的时候，史书记载房间里面红花满室，说明他们这样以一种观念记录历史，证明他本身就是龙子，就是天生。” 葛剑雄解释，把天和人事连在一起，一直是史书记载中的传统。

如今翻看史书，记录一个朝代的新生，会有各种吉祥的征兆，比如说天上五星连珠，出现了灵芝，出现了嘉禾，甚至出现了麒麟或龙。而一个朝代行将灭亡，就会出现各种灾难，比如太阳黑子、日蚀、地震等等，预示王朝气数已尽。

这些记录是现在科学家研究自然环境的珍贵史料，但当时这些记载是很有倾向性的，比如说史书中第一次出现的地震记载是夏桀时期发生的，那时出现了地震，所以不久夏朝就亡国了。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也是如此。太阳代表皇帝，太阳出现黑子，证明君主思想德行有亏。日食更是预示着大灾。

图为民国线装书《精校断句仿殿本 史记 》

修史根本目的是强调政治的合法性

有这样的历史观，中国历史上一旦改朝换代，官方就急于修史也就很好理解了。“天命不可违，中国历来那么重视历史，花那么多的精力修历史。根本的目的是强调政治的合法性，是要为现实服务的。价值观念重于事实，解释妥了就证明了政治的合法性。”

葛剑雄举清朝的例子来解释“修史”的重要性。清朝入关之后，很快宣布修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外族入侵，没有很大的合法性。当时李自成破城之前，崇祯皇帝亲上煤山自缢，死得壮烈，之前治国也算得上负责，说他荒淫无道并没有人相信。于是清朝急匆匆修史解释，说明朝灭亡于李自成之手，清朝剿灭了李自成，是替明朝报仇，厚葬崇祯皇帝，是对明朝有恩。明朝气数已尽，清朝的统治是“天命不可违”，硬是给了自己历史的合法性。

修史“价值观念重于事实”的传统，葛剑雄认为来源于孔子。所谓《春秋》笔法，“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正是因为史书解释天命，史书中的褒扬，不只是流芳百世，还会得到上天庇佑，而史书中的一字之贬，比刀斧砍在身上还要严重，刀斧砍上不过一死，在史书中被谴责，世世代代都要受到谴责。

孔子修《春秋》有两条原则，一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对尊者的过失和不足，要为他避讳，尽量少说；二是“笔则笔，削则削”，该写的写，该删的删。

而这两条原则，是根据价值观念掌握的。葛剑雄提到《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有：“天王狩于河阳”。 “天王狩于河阳”表面看是说周襄王到河阳进行狩猎和祭祀的仪式，但实际的情况是当时几个强大的诸侯在河阳聚会，通知周天子也来参加，实际上是被绑架，这对周襄王是奇耻大辱。但是孔子认为周天子是最尊贵的，不能实写他受到侮辱，就用了“狩”，完全脱离事实，为尊者讳，要维持上下的次序。

后来北宋后期，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金朝俘虏，历史记载“二帝北狩”， 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狼狈出逃，历史记载“太后西狩”，都是“为尊者讳”的体现。

为现实服务的历史观有其积极意义

这样为现实服务的历史观是否有其积极意义？葛剑雄认为修史对于搁置争议、维护统治、解决现实问题都有重要的价值。

清朝建立统治之后,在乾隆年间准备修国史。一般来说本朝只为上一朝代修史，不会为自己修国史。但乾隆决定本朝修史，是稳定清朝统治的现实需要。

修国史的时候，乾隆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规定投降清朝的官员，如洪承畴、钱谦益等全部编入《贰臣传》。这一大批官员当时背叛明朝，对清朝入关建立统治至关重要，但乾隆表示这些人对大清虽然有功，“毕竟大节有亏”。反而是当时拼死抵抗清军的人，统统被列入《忠臣传》。

做这样的改变是因为清朝当时统治已经稳定，较之于改朝换代，眼下更为重要的是建立长久的统治、取得执政的合法性、维护传统的君臣道德和价值观念。

通过为前朝的忠臣平反，清朝鼓励延续“忠”的价值观，也就是忠于本朝，让中国城乡传统礼仪制度阶层都得到延续，这是有利于本朝维护统治的举措。

乾隆甚至还公布了袁崇焕的真相。崇祯帝时期，袁崇焕是抵抗清朝的名将，清朝用反间计伪造他的信件，构陷他私下勾结清朝，崇祯帝因此将袁崇焕处以极刑。乾隆公开为袁崇焕平反，在北京为他建庙，这对当时士人是很大震撼，直到清朝灭亡，一批汉族知识分子还心念清朝的仁慈。

《贰臣传》

在遵守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维护国家利益

那么为了国家利益是否就可以不尊重史实，任意篡改历史呢？葛剑雄认为不可以，真正的国家利益还是在遵守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的，“对于历史事实，我们实事求是研究，但是不是由我们随便应用，怎么应用让国家决定。包括有些公布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公布，全部要考虑国家的利益。”

他举例说，关于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中国最大的失误就是1945年抗日战争之后，没有明确规定钓鱼岛划归台湾省内。美国接管钓鱼岛后就将其移交日本，直到1979年，台湾在美国的留学生才发现，原来地图上所谓尖阁列岛，就是中国的钓鱼台，才发动了保钓运动。

“这个事实如果历史学者都不去研究，都隐瞒事实，国家怎么去应对？我们要研究以后，了解背景，告诉中央，具体怎么处理由中央处理。所以研究者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尊重事实。”葛剑雄说，正是由于邓小平了解钓鱼岛归属问题上复杂的历史原因，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提出搁置争议、维持现状、未来解决的方案。当时钓鱼岛实际控制权在日本手里，搁置问题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最优解决方案。解决这个问题之后，邓小平接下来和日本顺利签订《中日友好条约》，迎来日本对中国大规模援助，为国家争取了最大的利益。而直到现在，日本依然不敢完全违背“搁置争议”的原则，虽然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但也并不允许任何国民登岛。

“正因为这样，今天我们要理解，为什么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为什么近代历史这么重要，不允许有任何篡改，不允许歪曲。因为今天历史还是共产党执政的重要资源。”葛剑雄最后总结，“我们维护历史的时候，既要维护、尊重历史事实，又要从现实出去，不影响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