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时期的彩塑艺术，特别是在佛教造像方面，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的艺术家们追求形神兼备，即在塑造佛像时，不仅要注重形象的逼真，还要传达出佛像内在的精神气质。这种艺术追求在敦煌莫高窟的彩塑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在唐代，敦煌彩塑艺术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

唐代的敦煌彩塑，不仅在技艺上更加成熟，而且在表现手法上也更加细腻和写实。艺术家们对人体解剖结构的理解更加深入，能够通过雕塑手法将人体的立体感、肌肤质感等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全立体的彩塑手法，使得塑像从正面、半侧面到全立体都有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力。

然而，到了晚唐五代时期，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敦煌与中原以及西域的联系减少，这直接影响了敦煌莫高窟的佛教艺术发展。在这一时期，世俗艺术开始逐渐取代佛教艺术，成为主流。这种转变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变迁，也使得敦煌艺术的风格和主题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尽管如此，敦煌艺术依然保留了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成为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和文化的重要窗口。

公元935年，五代晚期，此时正是敦煌望族曹氏，在河西的统治管理时期，已有六百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仍然在开凿建造之中。

作为莫高窟里的一位普通塑匠，赵僧子在这座新建的洞窟里，已经连续工作了数月之久。看着一个个刚刚完成的塑像，赵僧子总算松了口气，当他迈着蹒跚的步伐，走到洞窟口时，阳光迎面而来，刺痛了他的双眼，那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传说中的佛光。

赵僧子已经算不清，自己是莫高窟的第几代塑匠了，那些从北凉时期就伫立在各个洞窟的彩塑佛像，安静地记录着这里曾经开创的辉煌。然而，到了赵僧子所在的时代，这座佛教圣地的繁盛程度，已经大不如前了。

战乱，让敦煌这个曾经连通东西方各国的枢纽，变成了浩渺沙漠里的一叶孤舟。史册上记录的各地络绎不绝朝圣的信徒、文人墨客，还有艺术家们，早已是明日黄花，只剩下寂寞的开凿声。

值得欣慰的是，前朝各代的塑像作品，并没有受到战争的无辜牵连，依旧完好地保存下来。尽管一次次改朝换代所引发的战乱，让许多庙宇毁于一旦，佛教塑像作品惨遭破坏，但恰恰由于敦煌莫高窟，远离中原地带，才保证了伫立此处塑像的安宁和完整。

对于赵僧子来说，能够在前人创造的辉煌下继续自己的工作，无疑是最大的幸福。这门塑像手艺，被祖祖辈辈传承下来延续到自己手中，就像是一种宿命的继承，一种血脉的传递。

正是因为历代的塑匠们，怀着这样一种虔诚的心情，这些用心血塑造而成的塑像作品，才能让今天的我们叹为观止。

“在浩瀚无垠的沙漠里，有一片美丽的绿洲，绿洲里藏着一颗闪光的珍珠，这颗珍珠就是敦煌莫高窟。莫高窟的彩塑，每一尊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这些彩塑……” ——教室里学生们在大声朗读

这大概是赵僧子所没有料想到的，在遥遥千年之后，他和他的同行们亲手塑造的彩塑，会出现在小学生的课本里。

而敦煌莫高窟，这座经历过兴起、繁盛、没落到沉寂的圣地，当被再次开启之时，仍以它曾经创下的浩瀚佛国的姿态，让世人为之震惊。

敦煌莫高窟，保存着十个朝代的洞窟四百九十二个，彩塑两千多尊，浮塑一千余身。其保存古代彩塑之多，历时之长，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

如今，唐代以前的佛像彩塑，已经寥若晨星，现存的仅有甘肃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南禅寺等处。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莫高窟是中国最重要的彩塑艺术宝库之一。

“从早期的北魏到隋到唐，然后再到五代，整个的这个敦煌彩塑，我们可以从中间能够看到，彩塑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另外也可以通过彩塑，能够看到我们雕塑发展的历史。这点很珍贵，因为它完整地保存下来。” ——何鄂 雕塑家

1962年，二十五岁的何鄂来到了敦煌，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正如何鄂自己所描述的那样，来到敦煌，是她人生中一次重要的际遇。

推开厚重的木门，原本幽暗的洞窟顿时明亮起来，站在沉寂千年的佛像下面，侧耳倾听，她似乎能听到来自遥远古代的叮叮哐哐的开噪声，还有工匠们工作时的细碎耳语。当那些恍惚间的时空交错感渐渐远离，一切归于宁静的时候，这个年轻雕塑工作者的心情，开始澎湃起来。

“我觉得敦煌艺术像大海一样，我自己只能说，就是在大海里体会到一点自己的感动，我不能说我是一个这方面很深的专家，但是我觉得，我深入到大海的一滴水里头，给了我无尽的感受。这点上，我觉得终身都要感激，古代人的创造。” ——何鄂 雕塑家

这些充满了生命力的彩塑作品，给初到敦煌的何鄂以最强烈的震撼，让她至今记忆犹新。她曾经一度想探究那些，给予了这些塑像鲜活生命力的创造者们，到底姓字名谁，师承何处，但却无法找到答案。那些未曾载入任何史册资料的创造者们，无声无息地将一生的心血倾注在这一尊尊的彩塑身上，而谁又能把这些才华横溢的民间大师们，请到艺术史的台前来。

幸亏我们在莫高窟72窟的壁画上，看到了这样的场景，使我们能够领略到，他们当时塑像时的风采。

这是在72窟南壁中央绘制的壁画，画面描述的是凉州圣荣山，瑞像佛头的安放过程，但是，当我们把镜头对准局部，却可以看到当时工匠们制作彩塑的具体场面。这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彩塑，特别是大型彩塑制作的宝贵资料。这些画面中的彩塑工匠们，大概也不曾想过，千年之后的人们，正试图通过蛛丝马迹，寻找着他们当年的身影。

敦煌石窟的岩体构造，属于酒泉系砾石岩层，是由细沙和砾石沉积粘结而成。因此，不能雕刻造像，只能采用泥塑。塑匠们在人工制作的木架上，捆绑苇草，草外敷粗泥，再敷细泥，压紧抹光之后，再涂上白粉，最后彩绘，这种工艺后世称之为“彩塑”。

孙纪元，是1953年来到敦煌进行彩塑研究的工作人员。对于彩塑详细的制作工艺，孙纪元有着细致的了解。

“古代艺术家研究了很多办法，你如果不懂这些办法，你现在用泥来塑像，塑完了以后它就裂了，干燥的过程，收缩、开裂，就没办法画了。所以古代匠人在敦煌，那地方用传统的技法制泥。” ——孙纪元 雕塑家

赵僧子用来做塑像的泥，是当地的泥，而他和泥的方法，则是他的同行先辈们，流传下来的老方法。为了保证塑像不会发生开裂的现象，而且便于上彩和保存，赵僧子的同行先辈们，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他们试着加入了不同的植物材料和细沙，一次又一次地做实验，终于摸索出了一套完美的制泥和塑像方法，逐代传承下来。

“土里边再加上百分之三十的细沙，沙子不管你和成泥，或是干燥的过程当中，它不收缩，加在里面，然后为了防止它开裂，又加上棉花、麻、麦草三种东西，最后塑完了以后，这个像不收缩。” ——孙纪元 雕塑家

今天，这些历经千百年的塑像，依然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古代工匠们的智慧让我们钦佩。

赵僧子所处的时代是五代晚期，当时，敦煌的统治者曹氏政权，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敦煌权贵，都热衷于开凿莫高窟。为了大规模营造洞窟，曹氏还效仿中原地区，设立管办画院。

当时，敦煌专门承接画塑业务的民间画行，都有细化的级别和分工。赵僧子就受雇于这样一家民间画行，他已经做到了都料级，这是塑匠中最高的级别。不过，这只能证明他具备娴熟的塑像手艺，对于他的生活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在封建社会，我们这些工匠身份相当低，而我觉得我们古代的中华民族灿烂文明，更多的是这些无名的巨匠创造的。” ——何鄂 雕塑家

何鄂是1962年来到敦煌进行彩塑研究的工作人员，从1962年到1974年，何鄂在敦煌待了整整十二年。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临摹敦煌彩塑里面的精品，这些任务都是由当时叫研究所，研究所的美术组来安排我们。当时，敦煌的人也很少，洞子静悄悄，就你一个人在，在塑这个像的时候，觉得这个像特别美。” ——何鄂 雕塑家

在洞窟里临摹前人留下的作品，一待就是一两个月，除了吃饭睡觉外，几乎不再跨出洞窟一步。也许就是这种工作方式，让何鄂这样的现代雕塑者们，与古代的塑匠们，有了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他们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忠实地临摹着前人留下的作品。这些忠于原作的艺术，既是对昨天历史的传承，又是对今天现状的储存。

“我们进洞子临摹，就可以零距离和彩塑接触，包括它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那么这种临摹方式，让我们从中悟到了好多东西，慢慢地品尝出敦煌彩塑它的韵味来。” ——何鄂 雕塑家

“通过临摹，你才能深入研究古代的雕塑的特点，你经过自己亲手来做，做很多菩萨、佛像、天王、力士，你都做，做完了你现在脑子里头，把这些资料都存在脑子里，深刻的记忆。” ——孙纪元 雕塑家

千年之后，当工作人员在洞窟里临摹塑像之时，也许，耳边依旧会有叮叮哐哐的开凿声。时空交错之间，他们也许会遐想，千年前塑匠们的工作与生活。

完成了洞窟工作的赵僧子回到家中，家里还有一个与他相依为命的儿子。赵僧子觉得，是时候把自己的手艺，传授给儿子了。赵僧子的儿子还没有成年，他对于父亲即将传授给自己的塑像技艺，有些兴奋，也有些迷茫，佛是什么，为什么要给佛塑像呢。

这些端坐在洞窟里的佛陀，究竟来自何方。伴随着千百年来，人世间的沧桑变幻，他们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这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三个洞窟之一，开凿于公元430年至439年间，即北凉时期。这尊交脚坐式的菩萨像，显示出的各种特征表明，它源自西域犍陀罗艺术。

法国吉美博物馆，是当今世界上著名的，收藏亚洲艺术以及宗教文物的博物馆。在这里，收藏了一批早期犍陀罗风格的塑像。

“广义的犍陀罗，它的范围是很大的，包括西北印度，包括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以今天的白沙瓦地区为中心的，非常广袤的区域位置，我们把它叫做犍陀罗地区。” ——湛如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 副院长

佛教初期，并没有佛陀的形象，一方面是因为佛陀本人，反对偶像崇拜，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认为，非凡的佛陀不能以具体的人像来表现，所以信徒们用菩提树、宝座、法轮塔、舍利和佛足印来象征佛的存在。

关于佛像最初的起源，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但是，多数观点认为，佛陀像首先制作于犍陀罗。在这里，我们试图追寻历史的遗迹，看看是否有我们熟悉的身影。当这种佛教艺术，沿着不算平坦的丝绸之路，辗转来到敦煌之时，我们明显看到了，外来文明在这里留下的深刻印记。

正如希腊人赋予了印度佛陀那属于希腊审美的形象一样，敦煌的塑匠们，也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本土文化，悄悄地渗入了这从西域远道而来的佛陀形象之中。于是，这些远道而来的佛陀菩萨们，悄然换上了中原特征的宽衣薄带，还有那佛陀脸上的神情，安详，坦然，超逸，你从他的眼缝、脸颊、嘴角乃至身姿上，都能清晰地读到。这是东方人特有的含而不露，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艺术效果。

敦煌的塑匠们，正把一种外来文化，消化到自己的文化肌体中，而这种非凡的创造性，也推动了彩塑艺术的发展。然而，当这种创造力衰退的时候，也许就是这片佛国光芒，逐渐湮灭的时候。

赵僧子希望能将这种塑像技艺传承下去，但是，身为一名塑匠，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也许是不幸的。当他向自己的儿子传授彩塑技艺时，也许偶尔会发出无奈的叹息。因为，赵僧子见识过隋唐时期最辉煌的彩塑作品，但是，他却无法在前人达到的艺术高度上，再有所建树。

曹氏政权尽管热衷于莫高窟的开凿，却只是把佛的洞窟，当做了他们自己的家窟。供养人的画像占据着甬道的两厢，甚至比佛陀菩萨们的塑像还要突出抢眼。佛像的塑造水准，也在迅速地走向衰落，越来越程式化，没有神韵，没有生气。

赵僧子只能通过一己之力，一心一意地塑造寄托着芸芸众生美好愿望的佛陀形象。他希望造得更加完美，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融入了生命的信仰。

“我觉得他们虽然贫穷，但他们肯定是有理想有愿望的。比方说，希望保佑家里人的平安，希望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希望自己儿女们都能够代代相传。我想这些每个人都是会有的，我认为他们可能是把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希望，自己的理想，都寄托在自己一生从事的这个工作中间去了。我觉得他们是用生命揉到自己作品里去的，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他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 ——何鄂 雕塑家

和那些创造了敦煌莫高窟无比辉煌的工匠们一样，赵僧子也将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寄托在亲手塑造的佛像上。为此，他献上了所有的心血，所有的热情。

在结束了漫长的辛勤工作后，他也许会在这片广阔的佛国之地，漫步巡回，在自己前辈们塑造的佛陀菩萨像前，虔诚祈告。他或许也会暗自遐想，如果自己生活在隋唐时期的敦煌，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结束了三百年分裂局面而统一天下的隋王朝，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它对佛教的崇尚，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同时，它也秉承了自汉代以来的富国之道，即打通丝路，经营西域，加强和西域各国间的交流。

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敦煌也随之愈加繁荣，这使得隋代的莫高窟蔚然一新。短短三十年间，隋代开建和重修的洞窟，多达九十四个，几乎是乐僔开凿莫高窟两百多年来总数的一倍。

热衷佛教艺术的隋文帝曾经明文要求，为佛造像，要雕刻灵相，图写真容，确立了形神兼备的艺术主张。这一主张沿着畅通无阻的丝路，传到敦煌，很快影响到莫高窟塑匠们塑像的风格。于是，隋朝的彩塑，开始血肉鲜活起来，也更合乎真人的身体比例。佛国一旦把人们的现实愿望纳入其中，佛教艺术便有了活力。

而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势的时代，中原文明远播东西方诸国。而东西方诸国的文明，也被唐朝容纳吸收，这段蒸蒸日上，朝气蓬勃，充满民族信心和自豪感的历史环境，培育造就了敦煌彩塑艺术发展的顶峰。

敦煌彩塑，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积累和发展之后，终于，在唐代大放异彩。这时的敦煌彩塑，塑像技艺更加成熟，手法更加细腻写实，人体的技法表现从正面及半侧面，扩大到全立体的彩塑，其对人体解剖结构的把握，肌肤的质感，都刻画得深刻入微。

这是我们通过电脑三维技术，复原的释迦摩尼塑像，这尊主佛伫立在莫高窟205窟的佛龛内。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沧桑，这个佛龛内的大多数佛像，都已经残破，但是，通过电脑三维技术，我们还原了它最初可能的模样。这些通过电脑特技复原的影像，将有助于我们，想象千年之前的敦煌莫高窟，想象大唐盛世所创造的浩瀚佛国，以及绚丽多彩的敦煌彩塑艺术。

这是堪称国宝的莫高窟第45窟塑像群，正中的释迦牟尼，是中国式佛像的经典作品。他端坐在八宝座上，袈裟随身垂落，于庄重肃穆中，略带松弛自然。

大弟子迦叶微耸的眉头，苦涩的嘴角，深沉的目光，隆起的胸骨，仿佛在诉说这位僧人，不一般的人生。这尊佛像，充分展示了唐朝写实主义的技法，无论从各个角度，都充分考虑到人体的真实比例，可以说是敦煌莫高窟写实主义的代表之作。

这一尊是45窟中的小弟子阿难，其低眉信首之间，透现他天性的平和与顺良，特别是身体侧倚，双手相握，惟妙惟肖地表现出这位小僧人的亲昵可爱。

这一铺七身塑像，依照佛教的审美观对称排列，老少刚柔，相合相成，可以说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绝世之作。

如今，为了更好地研究和保存敦煌彩塑艺术，敦煌研究院通过3D技术，将45窟的这些彩塑数字化，将来的发展趋势是，使得人们从电脑上就可以感受到敦煌彩塑艺术的魅力了。

这是敦煌莫高窟中最美的一尊释迦涅槃像。释迦牟尼肢颊侧卧，姿态安逸舒展，衣纹流畅，表现了佛陀解脱生死轮回后，一种安静平和的精神境界。然而，这尊释迦像，如此安详地沉睡之后，也许所有人都不会想到，隋唐时期的敦煌彩塑盛世，也渐渐落下了帷幕。

正如赵僧子所担忧的那样，当历史进入三百年以后的晚唐五代时期，战乱频发，敦煌和中原，以及西域的联系被割断，莫高窟的佛教艺术，也逐渐为世俗艺术所代替。敦煌几百年以来的璀璨光芒，正由赵僧子所在的时代走向衰落。

赵僧子对塑像的完美追求，并没有得到曹氏掌权人的认可。曹氏更注重的是佛龛下的供养人，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画像，对赵僧子来说，这无疑是在粉碎他的梦想。而赵僧子没有料到，之后还有更坎坷的命运等待着自己。

这是敦煌藏经洞里发现的一份关于古代工匠的资料，也是目前唯一能够证明，赵僧子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文献。现在，原件收藏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从这份典儿契上我们知道，这一年，赵僧子家中被水淹没，没了住所，无奈之下，只好将自己未成年的儿子，典卖给别人家抚养。

“赵僧子的这个典儿契，可以看出当时塑造这些敦煌彩塑的工匠，他们是在这样贫困的生活下，来进行工作的。因为对他们的一种崇敬，我在离开敦煌以后，就创作了一件《巨匠》的作品。” ——何鄂 雕塑家

骨肉相离的痛楚，颠沛流离的折磨，赵僧子对塑像的追求，也因此成为一种美好的寄托，一种执着的信仰。

然而，他一个人的努力，并没有办法改变整个时代，敦煌彩塑终于还是在世俗化的趋势中，没落了。那个曾经无尚辉煌的佛国，最终沉寂。

遥遥千年之后，当后人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开启了敦煌石窟尘封已久的大门。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佛国曾经的光辉，还有创造了这些光辉的，包括赵僧子在内的历代巨匠。

让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莫高窟第130窟的这尊大佛，这尊佛像，曾经遇见过赵僧子，遇见过何鄂，遇见过千千万万个对它或欣赏，或赞叹，或顶礼膜拜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