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是一个也是三个：第一，如果仅仅靠中国文献来解释中国，是不是就已经足够？第二，如果研究近世（宋元以后）的东亚史，又有哪些来自异域的汉文（或者准汉文以及非汉文）的史料？第三，你怎样理解并且阐释这些史料的意义？

让我们先从中国史的研究说起。

作为一个以中国古代文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我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说法，叫作“以中国解释中国”。有人说，你不要拿外面的，主要是西方的东西来解释和理解中国。表面听起来，这有一定的道理，所以，研究中国历史，只要中国的经验就行，只要中国的资料就够。但是，真的行吗？真的够吗？

正是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从2000年开始，我一直非常关心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文献。那么，去关心这样一些文献，是不是因为中国文献不够用了呢？中国文献不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吗？我们干吗还要费了劲儿去找那些地区的文献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讨论。

也许有人会觉得，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只是一个涉及处理历史材料、历史文献的技术、方法和范围的小问题。但实际上，我觉得这绝不是小问题，是涉及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怎么样来诠释“东亚”或者“中国”这样一个大问题。大家都知道，以前比较宗教学的开创者，也是《东方圣书》的编者马克斯·缪勒，他在《宗教学讲演集》第一讲就引了一句话，据说这是歌德讲的，叫作“只知其一者，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knows none）。

这个话很简单，这个道理大家也都能懂。比如一个人，他打娘肚子里面生出来，就独自在荒山野岭里面，什么人都见不着，就像《鲁滨逊漂流记》里面的星期五。假定说他能长大，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性别是男是女，自己长得是高是矮，自己是美还是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换句时髦的话说，就是在没有“他者”作为镜像的时代，“自我”的认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对于“东亚”和“中国”的认识，实际上也经历过很漫长的阶段的。这几个阶段是什么呢？我在好多地方都说过这个看法：

（一）中国人自我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来想象自己和周边。大家都知道，在漫长的传统时代里面，中国没有遇到过更强大的、更高级的一些文明，所以逐渐形成了一个我们称之为“天下观念”的思想，同时也形成了“天朝制度”，也就是一个以自己为宗主国、大皇帝的朝贡体系。它总是把自己放在中央位置，在这个时代里，尽管中国人实际的世界知识已经不少，但对于中国以及周边的认识，实际上还是有欠缺的。

（二）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就不同了。不要说太早，至少在晚明以后，也是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以后，中国逐渐被拖入那个“全球时代”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可资对比的镜像。这个镜像是一个叫作“西方”的东西。在明清以来的中国人心目中，用来跟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相对照的那个西方，常常是一个同一的、跟中国截然不同的、叫作“西方”的东西。当然，我们现在更清楚地意识到，那个西方内部是千变万化、差别很大的。但是，在很长时间里面，特别是晚清被西洋人“坚船利炮”打进来之后，中国人意识到冲击来临，所以，常常一比较就说“中”和“西”，或者是 “东”和“西”。所以，它的自我认识和他者认识，依赖的只是一面镜子，就是“西方”。

（三）可是大家都知道，一面镜子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平面的、单向的对象。你也想看后脑勺怎么办呢？你要想看侧面怎么办呢？所以，第三个阶段呢？我觉得现在应该提倡用更多面镜子来认识自己，不是说“西方”不要了，而是说，“西方”只是一面镜子，可能是正面很重要的镜子，但是 “周边”也是镜子，不仅仅是用一个“西方”作为我们的镜子，我们“周边”的那些国家、文化和族群，也有可能互相作为镜像，成为认识自己的镜子。

也许有人会说，那些什么朝鲜、日本、越南啊等等，过去不都是“汉字文化圈”的吗？你千万别把这个说法固定化！我们中国人常常会抱着一个固执印象，就是说日本啦，朝鲜啦，越南啦，他们的文化跟我们差不多，以前都是受我们汉唐中国文化影响的，所以大同小异。我想提醒大家，千万别那么想！日本人跟中国人的差异，不见得就比法国人跟中国人的差异小。不光是丸山真男说的“古层”和“低音”，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我们在根上的不同，到了近世，特别是在十七世纪明清易代以后，大家在文化上越来越分道扬镳，实际上彼此之间的敌意、差异和想象，是越来越厉害的。尽管我们也同意，东亚各国也许在历史上确实曾共享过一个传统，都曾受过中国汉唐文化的影响，但实际上，彼此之间的那个差异，越往后就越显露出来。不然，现在中日韩三国为什么不一样呢？特别是当我们用那个相对来说似乎很微小的差别，来仔细地比照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自己过去注意不到的细部特征。可是，在我们今天学术界，既能摆脱“以中国解释中国”这种偏见，又能跳出仅仅用西方尺度来评价中国的人，还不是那么多；能不是仅就中国谈中国，而是能把中国放在东部亚洲，甚至整个亚洲背景下来认识的人，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通过“周边”，通过周边所保留的各种有关文献，来认识东部亚洲，认识传统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途径。

言归正传，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文献”。有关这些保存在日本、越南、朝鲜、蒙古的，涉及东亚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文献，其实，很早就有人提醒过我们了。1938年，胡适代表中国到瑞士苏黎世参加第一次国际历史学大会。在会上他曾发表英文文章叫作《近年来所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里面就提到，当时大家已经意识到有关中国最重要的几种新史料，其中除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所谓“四大发现”，就是甲骨卜辞、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大内档案之外，胡适也提到了保存在日本、朝鲜的中国史料。可是，从1938年到现在，八九十年过去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能够看到有关这方面文献的研究和整理还不多，最主要的就只有吴晗先生当年用《朝鲜王朝实录》钩辑出来的那十几册有关中国的史料。此外，还有像日本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像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像朝鲜崔溥的《漂海录》，像大家都很熟悉的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如此而已。可是大家要知道，在日本、越南、蒙古和朝鲜保存的，有关东部亚洲和中国的文献有多少呢？我现在已经没法儿描述。光是韩国最近这些年出版的文献——《韩国历代文集丛刊》，就有3000册，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一套四库全书了。光是明清时期朝鲜使者到北京来出差时写的日记、诗歌和文章，韩国的林基中和日本的夫马进，先整理了《燕行录全集》106册，就差不多有五万多页。后来，林基中从东国大学退休以后，又补编了50册，你看是不是数量很大？

可是，为什么过去我们那么不注意呢？我总觉得有三点值得反思，第一点就是我们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的研究，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心态，觉得我们的材料足够了，所以常说“汗牛充栋”。第二点呢？我们的学科划得太清，我们的领域变得很窄。我们不习惯越出自己的学科边界和研究领域，去看看外面的资料和研究。第三点呢？要怪自己，要了解保存在外国这些的文献，你多多少少要懂一点外文，你要知道，在你研究的时候，别人也在研究。别人研究的东西可能是用外文写的，你得去懂一点。所以在这点上呢，可能我们还注意得不够，是有自身的原因的。

所以，在下面这一单元里，我会给大家做一个“书目”式的介绍，介绍一下有关东亚史的汉文文献（也包括若干日本的准汉文或者非汉文文献）。当然非常抱歉的是，由于文献数量太大，我们只能做蜻蜓点水式的介绍。

顺便说点儿题外话。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书目式的介绍”。四十多年前，我在北大古文献专业读书的时候，有一门“中国文化史常识”课，主持这门课的阴法鲁先生，请邓广铭先生给我们讲第一讲文化史入门，邓先生就一再强调书目，也就是目录学的重要性。很多人都知道，他有“四把钥匙”的著名说法：第一就是年代，你得学会使用中国历史年表、二十史朔闰表之类的年代工具，历史学首先就是通过年代清理秩序的。第二就是地理，年代是时间的顺序，地理是空间的坐标，你得懂得地理历史沿革，懂得查找历史地名，学会使用从重野安绎（しげの やすつぐ，1827—1910）、杨守敬（1839—1915），到谭其骧（1911—1992）编制的各种《地图集》，学会使用历史地理的工具和论著，像《历史地理词典》以及《行政区划通史》、《疆域沿革史》之类。第三则是职官，你要懂得古代的各种官僚名称和他们的执掌、位阶、升降等等，这样你才能懂得这些制度背后的政治机构和王朝的行政运作，这是邓广铭先生的传统，也是北大历史系的传统强项。如果你要懂得中古史，你就得学一学田余庆、阎步克的书，如果你学宋史，你也得知道邓广铭先生的《宋史职官志考证》、龚延明的《宋代官制辞典》，最好手边还有一册美国人贺凯（Charles O.Hucker）编的《中国古代官名辞典》。

最后，第四把钥匙呢，就是目录学了。看上去，目录书没法儿读吧？都是书名儿，可是，这也是一门功夫，你懂得目录学，就会对某一类、某一代的图书文献有一个俯瞰式的印象，就可以按图索骥，就可以得其门而入。我过去读古典文献专业，老师就常常要引用章学诚的话，说目录学不只是目录，不只是查书目搞版本的技术，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大学问。所以我们也习惯了，一碰到问题，先到图书馆去浏览各种书架上的图书，然后查看分类目录去了解某个领域图书的概况，然后借助提要目录，比如《四库全书总目》和各种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以及类似《中国丛书综录》之类的目录去掌握线索。这样就知道这个领域大体上行情是什么，大家不要小看“行情”两个字，做生意懂行情，做学问也要懂行情。

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用书目介绍的方式，讲一讲东亚汉文文献的大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