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形上升( spiral rise) 对否定的否定规律所揭示的事物发展形式的一种形象比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螺旋形上升的基本特点和特征是前进性、曲折性、周期性。事物发展总的方向和趋势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前进运动。但前进的道路不是直线，而是迂回曲折的，会出现向出发点回复现象。列宁指出：“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

螺旋形上升运动是由事物内部矛盾引起的，矛盾双方经过反复斗争，引起对立面的两次否定，两次转化，事物的发展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形成一个周期性，每一周期的终点同时又是下一周期的开端。一个周期接着一个周期，每一周期完成时出现仿佛向出发点的复归，形成由无数“圆圈”衔接起来的无限链条，呈现出螺旋形的上升运动。黑格尔把事物发展的这种特点比作“圆圈”。

螺旋史观是一种历史观点，汤因比说：历史在螺旋中上升。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由于他的伯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也叫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年～1883年），为了区分两者，人们通常都称呼二人的全名，以免混淆。

行进在螺旋中 ——我的大历史观之二 文/吕伟明 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要走一条自弱小、童稚、莽撞、强大到懈怠、衰惫的人生路，无论是谁，在最强大的那一刻都不会预料自己即将走上下坡路。体力和智力都在巅峰状态时，一旦疲劳，也将离巅峰越来越远，直至在回忆中仰视。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如此。从少年的朝气，到中年的守成，迟早会走到老年的垂暮，这个客观规律谁都无法打破。当在腐朽的帝国内外，新生的力量无法遏制地爆发之时，历史就会走进下一个循环。 汤因比说：历史在螺旋中上升。于是我们可以推测，走在历史中的绝大部分人是在走着一条平行的路线，只有极少数的精英人物能够走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人们跟在精英的身后，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一个整体性的历史新高度。如拿破仑，他想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却在无意识中打破了欧洲封建割据的千年困局，唤醒了一个民族主义的解放浪潮，自此之后，欧洲彻底从中世纪的蒙昧中脱身，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欧洲列强终于一一奠基了。也如华盛顿，美国之父的功成身退使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从此成为定局，二百年来的美国在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下迅速成长为世界霸主。所以，我们可以断言，虽然不能唯心地将历史方向取决于精英人物个人的选择，但在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是历史使命找到了合适的承继人，这个人或者引着众生继续在螺旋中原地踏步，或者向上走几步，进入一个较高的平行螺旋。

但无论是谁，都不可能背负着历史的重量去奔跑。 苏同炳在《刘铭传》里说：“有人才而不能容其有所展布，又任令无识之人颠倒簸弄，国家大事，岂复堪能闻问！由这些事实，追念我国在甲午战争以前的种种政治措施，更加可以使人体认，重要人物之出处进退，对于国运之隆衰具有何等密切的关系！刘铭传的性格虽然高傲，他的人品虽然亦有不光明的一面，但在清代末年，刘铭传确实是一个有识见、有抱负与有担当的人。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我们在今天追论当年的史事，诚然不免为刘铭传之不能竟其才用致其惋惜。然而，这不就是历史演变之契机吗？”地位越高，用人应越慎，显贵皆不法，国事当不必再问。用人得当，则有一派生机，用人不当，从小处说是遇人不淑，从大处说是亡国之兆。如果回到战国时代，赵王不用赵括而用廉颇，那么长平之战可能是另一种结局，毫无疑问，秦将推迟半个世纪统一中国，可是偏偏赵王选择了庸人赵括，使得一千年后的辛弃疾发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悲吟。 清朝末季，太平天国极盛之时，清政府起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精英人物对抗太平军，可谓知人善任，也直接促成了“同治中兴”的局面，政局出现清明气象。可是不久最高权力阶层内部出现纷争，恭王出军机，礼亲王世铎代之，其后的辅政大臣无法继续匡正慈禧的错谬措施，直至于因仇视洋人而将中国带上与举世列强为敌的危险道路，几致亡国。

《辛丑条约》签署后，中国因权力层的腐朽老化并未选择励精图治之路，而是选择了贪污无能的庆王奕劻来做首辅大臣，于是在一个没落的宫廷中，举朝皆是庸懦无能之辈，无一人可与袁世凯相抗衡。在历史螺旋上升前的最后一段，是最腐朽、最黑暗的前夜，是权力层统治能力瓦解的时期，也是统治体系之外的新兴力量跃跃欲试的时期。 跳出思想束缚来比较晚清、塔利班时期的阿富汗、美国三者之间的历史高度，我们会发现三者分别处在不同的螺旋层：晚清是封建社会的衰落期，社会大众共同豢养着皇室贵族和庞大的封建官僚阶层，社会发展缺乏动力，只有革命才能使历史方向有上升的可能；塔利班时期的阿富汗是政教合一的政权，社会大众的私有空间被压制，国家一切政治活动都用漂亮的宗教外衣来掩饰，直至炸毁巴米扬大佛。当极端的宗教思想蜕化为暴政时，只有政权的重新更迭才能使历史方向有上升的可能；美国的国家政治架构已经维持了二百多年，仍然方兴未艾，而是不是美国的月亮真的就那么圆？我看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实行的是这种将国家政治和决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的国家制度，任何重大决策都由议员们表决，即使表决的结果会阻碍美国的发展也只能听之任之。1918年，威尔逊总统提议建立国际联盟来预防战争，却未获美国国会通过，即是一例。

越是大国，就更加众口难调，针对相同的问题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意见，但按照大多数的原则决定下来，就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归根结底，是人类自己创造着历史，也是由人类自己在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有时候多走一点弯路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想起一则笑话，说的是苏联领导人坐火车旅行时铁轨到了尽头，火车停下。列宁号召：“立即发动无产者搞星期六义务劳动，修铁路，直通共产主义！”斯大林抽着烟斗，严肃地下令：“给我调100万劳改犯来，修不通铁路，统统枪毙。”赫鲁晓夫敲着皮鞋喊：“把后面的铁路接到前面去，火车继续开！”勃列日涅夫挥舞着双手说：“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最后，戈尔巴乔夫沉思道：“把火车拆了，到有铁轨的地方再拼装起来。”于是苏联解体了。我们在这一则笑话里，能够看到苏联历史发展的轨迹，一辆在平行的螺旋中运行的火车无论如何是无法到达上一层的，因为由体制控制的火车不能越过台阶而自行销毁。 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事人都已处在一个大螺旋中，这是一个矛盾的时代：繁华与世俗同时并存，喧哗与骚动相辅相成，人类的生活穷奢极欲，而人类的思想却日益枯竭。人类历史主要表现为政治社会史，更具体地是表现为官民关系的调整史。

当统治者明白“水能覆舟”，治理国家如履薄冰时，国家必然昌盛清平；当官僚阶层日渐衰朽，官位愈高者愈盲瞽，国家政治进入因循状态，这个国家就老了。既得利益阶层会抓住自己的利益，而将国家间接拖入死亡。 我们读历史会生出许多遗憾，往往会觉得某段历史十分不堪，却不会去想这段不堪的历史是由当时同时代的人共同完成的，这些人里自然搀杂着精英和庸人。当精英经过努力却不得不放弃了历史责任，这只能是人类的耻辱。可是，当我们对一个悲剧时代无动于衷，甚至描绘成是一场喜剧色彩的电影时，就完全可以认定一点：时至今日，我们还走在历史的螺旋里。而且，没有上升的任何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