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所谓的“恶月恶日”，黑龙江呼兰县一户姓张的地主家，一个女婴出生了。

萧红的简介及个人资料（萧红的简介和主要作品）

据说这一天出生的孩子，要么早夭，要么祸及父母。所以她一出生就不受家人待见，只有年过六旬的祖父张维帧喜欢不已，给她取名为张廼莹。但是她的另一个名字——萧红，更为世人所熟知。

萧红，就这样来到了这个对她满是冷漠的人世间。在家人眼里，她就是一个“祸害”。8岁那年，她的母亲果然被她“克死”了。

萧红对母亲的印象，和对父亲的印象一样坏。他们经常打她，把她关在房间里，有时候甚至还用石头砸她。这种冷漠而畸形的家庭环境，可想而知对童年的萧红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好在年迈的祖父还能带给她一些家庭的温暖。雪天黄昏，萧红就在炉边听祖父念古诗，从那些自己似懂非懂的字句里，萧红恍然找到另外一个美好世界。每次挨了父亲的打骂，萧红总会躲到祖父的房间里。

时光匆匆，转眼到了1926年，萧红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高小毕业的她想要继续到省城去上中学，却遭到了父亲的极力反对。

在一次争执中，张廷举大骂萧红：“你个死不要脸的！”萧红心中有气，于是顶嘴道：“什么叫不要脸？谁不要脸？”张廷举看萧红竟敢顶撞自己，上前就给了她一巴掌，把萧红打倒在地。

与父亲的对峙持续了大半年，萧红病倒了。祖父心如刀绞，近乎哀求地对儿子说：“让她去上学吧，小心病坏了！”张廷举冷冷地回了一句：“有病就在家养病，上什么学！”

从父亲张廷举对待萧红上学一事的态度中，可见她的童年过得有多糟糕。

一年后，萧红还是去了哈尔滨上中学。在与父亲的对抗中，她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但是很快，她的求学生涯就遭遇了危机。

1930年，刚刚中学毕业的萧红，被父亲许配给富家公子汪恩甲。更加不幸的是，对她一向疼爱的祖父也在这一年离开了。萧红对这个冰冷的家再没有半分眷恋，她要逃跑。

恰巧，远房表哥陆哲舜要去北平读书，萧红便央求表哥把她带到北平，在女子师范附属中学就读高中一年级。萧红和表哥在校外租房，同室而居，这让得知消息的家乡亲人大吃一惊。

觉得“颜面尽失”的陆、张两家，迅速切断这对年轻男女的经济来源。早已结婚成家的表哥只好收拾行李，乖乖弃学回家。

渴望得到异性爱护的萧红，第一次感觉到被男人抛弃了。

没了依靠的萧红不得不回到家，此后就被父亲软禁起来。但在7个月之后，萧红借机逃走，再次去了北平。

萧红的未婚夫汪恩甲坐不住了，他要去北平追回萧红。汪家大哥汪恩厚得知弟弟为了一个女人如此“没出息”，气急败坏之下，一纸诉状把萧红告到法院，要代弟解除婚约。

“胆大妄为”的萧红到法院反诉，状告汪恩厚无理代弟休妻。法庭上，法官询问汪恩甲，解除婚约究竟是谁的想法？

没想到汪恩甲为了顾及大哥颜面，声称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就这样，萧红输掉了官司，也从一纸婚约中解脱了。

但是觉得丢人的张廷举，把萧红痛打了一顿，并且送到乡下关起来。萧红还是想方设法，再次逃掉了。

萧红这一走，就开始了她坎坷、悲苦、落寞的一生。与家人彻底决裂之后她再也没有回头，老家呼兰河城就只存留在她记忆之中，最后在她的笔下凝结成那本传世之作《呼兰河传》。

举目无亲的萧红，在哈尔滨街头与汪恩甲不期而遇。汪恩甲当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预科班，落魄的萧红竟然和这个已经解除婚约的“未婚夫”同居了。哈尔滨街头的一家旅馆，成了他们暂时的“爱巢”。

1931年12月，萧红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感到无比激动，提笔写下《春曲》，并着手为即将出生的孩子缝制衣服。沉浸在幸福之中的萧红并不知道，汪家已经明确要求汪恩甲与她断绝来往。

五个月之后，萧红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一直赊账的汪恩甲已在东兴顺旅馆欠下600多块大洋，不耐烦的店家开始频频催缴。汪恩甲借口回家拿钱，留下身怀六甲的萧红在旅馆内等钱赎身。

负心的汪恩甲一走了之，再也没回来。这是萧红第二次被男人抛弃。

被留在旅馆久等汪恩甲未归的萧红，被店家威胁要卖去妓院。萧红既惊且怕、万般无奈之下，她在1932年6月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救。

尽管素未相识，裴馨园收到信后还是非常同情她，就派报馆任的编辑萧军到旅馆探望。

萧军带着几本书来到萧红所在的旅馆，打开那间破旧杂货间的大门。看到一个憔悴的孕妇，脸色苍白，神态疲惫，穿了一件已经变灰了的蓝布长衫，拖了一双变了形的女鞋。

萧军听了萧红的诉说，对数百大洋的欠款也无能为力。当他把带来的书送给萧红准备离开时，忽然发现散落在破旧床铺上的几页纸。纸上是萧红写的一首诗：

“去年在北平，正是吃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萧军心中被触动了，他坐下来与萧红攀谈起来。这一坐，便成为萧红命运的转折，也是两人“孽缘”的开始。

萧军出身行伍，比萧红大几岁，当时已经结婚，只不过老婆孩子不在身边。面对这个身处绝境的女子，萧军作为男人的保护欲望被激发出来——他要拯救这位女子于水深火热之中。

两人畅谈至深夜，萧军留下了身上仅有的五毛钱，步行十多里路回到自己住处。此后，他每天都来找萧红。他对萧红的情感，除了本能的保护欲之外，还有一种男人对女人的喜欢。

1932年夏天，哈尔滨连降暴雨，溃堤的松花江让整个城市变成一片汪洋。萧红所在的旅馆一楼已经被淹没，滔滔洪水让人们惊慌失措。

谁也没有注意到，挺着大肚子的萧红从三楼垂下一根绳子爬下来，不顾一切地跳上一条飘荡在旅馆外的小船。

走投无路的萧红没有任何选择，自然是投入了萧军的怀抱。她依偎萧军的怀中，脸上浮现出劫后余生的笑容。

萧军接受了萧红，但却不能接受她的孩子。况且他收入不高，无力抚养孩子。萧红分娩那天，萧军冒着大雨将她送到医院，却因交不起住院费被拒绝入院。萧军靠着拳头威吓了一番，才让萧红住进了三等产房。

孩子一出生，便被送给了看门人，从此不知所踪。

一个年轻的母亲，在经历的分娩的剧痛之后，又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送给别人，萧红的内心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在她的很多作品中，常将女性的分娩比着一场刑罚，而很多男人往往并不理解女人的痛苦，包括萧军。

送走了小孩，萧红在友人的支援下结清了住院费，和萧军过上了二人世界。萧军是萧红走上文学的领路人，但也是她命中的劫数。

两人在哈尔滨生活期间，物质条件十分贫穷，但爱情生活还算比较甜蜜。不久，因为形势所迫，两人离开哈尔滨，去青岛投奔他们的好友舒群。

在青岛，萧红和萧军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分别完成了《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他们还给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写信，并且得到了回复，这极大地鼓舞了两人。

1934年11月，舒群被捕，萧红和萧军不得不离开青岛，前往上海。到了上海后，鲁迅先生会见了萧红和萧军，还把他们介绍给上海文坛的朋友，引领他们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鲁迅先生是一个爱才的人，他很欣赏萧红的文学才华，曾称萧红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鲁迅帮助他们出版了《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还亲自为萧红的《生死场》作序。

彼时的萧红才23岁，而鲁迅先生已是年过五旬，并且身体不好。在萧红眼里，鲁迅先生是如同祖父一般温暖的老人；而在鲁迅先生眼里，年轻、活泼、直率的萧红如同一个孩子。

萧红可以随便出入鲁迅的住所，并且可以畅所欲言地聊到深夜。鲁迅亲自送到门口，还嘱咐妻子许广平给雇车送她回家。

对缺乏父爱的萧红来说，鲁迅先生既是她文学创作路上的精神导师，生活中更是给予她如同祖父一般的关爱。与鲁迅先生的这一段交往，给了萧红难得的幸福、快乐的时光。甚至在她一生凄凉的时光中，算是余生最大的安慰了。

1936年，萧红与鲁迅先生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她和萧军的感情却出现了裂痕。此时的萧红，已经凭借《生死场》成了比萧军更知名的作家。

萧军处处留情，在萧红之前就和几个女人有过情感纠葛，剪不断理还乱。这让萧红无法忍受，而萧军还是个大男子主义者，也让萧红对他颇有不满。两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在这时候愈加激化。

在鲁迅先生的建议下，萧红东渡日本。然而在日本期间，她的心情并没有好转，因为一切都不适应，内心感到十分孤独，于是对萧军的思念也日益强烈。

1937年初，萧红回国，此时鲁迅先生已经逝世，而萧红和萧军的感情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善。

在日本短短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萧红给萧军写了35封信。所谈的，无非是一些生活琐事，这足见萧红对萧军的思念和关心。但是萧军并不领情，他并不懂得珍惜和爱护萧红。

在萧军的心目中，萧红似乎永远是那个在哈尔滨街头挺着大肚子，无依无靠的小姑娘。他可以对她好，对她不好，甚至可以打她骂她，背叛她；而她只能像个传统的小女人那样，默默忍受一切。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离开上海去武汉，在那里认识了端木蕻良。1937年11月，应李公朴之邀，萧红和萧军决定去山西临汾教学。然而此时他们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补，萧军提出了分手。

第三次，萧红被男人抛弃了。

1938年2月，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人到达临汾。在临汾，萧红和萧军因为去留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萧军想留下了打游击，萧红则认为他们是作家，应该到安全的地方好好搞创作。

最终，萧红和萧军分道扬镳。

没有萧军就没有萧红，他给了她一生最炽烈、最难忘，但也是伤害最深的爱。除去一开始的生死之恋，两人共同生活的6年中，萧军对萧红大部分都是家暴与背叛。

与萧军分手后不久，萧红和端木蕻良走到了一起。端木蕻良也是东北人，还和萧军是辽宁同乡。他给萧红的第一印象非常好，文雅、腼腆的他和粗暴、鲁莽的萧军完全就是两个样。

萧红与端木蕻良的结合，遭到了身边所有朋友的反对，但是她还是一意孤行。1938年5月，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

落寞的萧红，在争取爱情的道路上“绯闻”缠身，在和命运抗争时遍体鳞伤。她曾说：“我在想，我写的那些东西，以后还会不会有人看。但我知道，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

萧红嫁给了端木蕻良，她以为找到了她想要的“自由、平等、爱情”。婚礼上，萧红如此表白端木蕻良：

6个月之后，萧红生下了她和萧军的孩子，但是孩子在出生后几天就夭折了。

萧红曾经怀着汪恩甲的孩子投向萧军的怀抱，如今又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端木蕻良。只可惜，与汪恩甲生的孩子送了人，与萧军所生的孩子又夭折。

可怜萧红这一世，再也没有做母亲的机会。

萧红与端木蕻良在一起后，逐渐发现了他文雅、腼腆的背后有诸多缺点。他生性胆小、缺乏担当、好吃懒做，是一个“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

萧红其实并不爱端木蕻良，然而她已经没有了选择。

与端木蕻良的婚姻，并没能给萧红带来想要的幸福。抗战时期，环境的恶劣，旅途的劳累，再加上孩子的夭折，都给萧红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此后萧红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差。

1940年春天，萧红和端木蕻良去了香港。

香港，成了萧红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

在香港时期，虽然健康状况并不理想，但是她还是坚持创作，完成了《呼兰河传》《马伯乐》和《小城三月》等重要作品。

1941年春天，萧红住因为肺结核病进了玛丽医院。同年11月底，因受到医院的冷遇，萧红返回九龙的家中养病。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日军的炮火。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看病。

受萧红弟弟以及端木蔚良的委托，比萧红小6岁的骆宾基来到病房照顾萧红，陪伴随她走过了人生最后的44天。在此期间，由萧红口述、骆宾基记录，写出了萧红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作品《红玻璃的故事》。

1942年1月12日，萧红病情加重，渐感不支，求医心切的她被庸医误诊为喉癌而动了手术，术后的萧红不能饮食，无法说话，痛苦不堪。

1月18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病情急剧恶化的萧红转入香港玛丽医院。

次日深夜，自感时日不多的她在一张纸片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月22日，萧红带着无尽的怅恨离开人世，年仅31岁。

在萧红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特别渴望回到亲人身边，她曾恳求好友骆宾基将她送到许广平处。很显然，她和端木蕻良的感情并不好。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里写道：“萧红在炮声中的病榻上，曾经向我表示——我们死在一起就好了。”

这段和萧红的短暂感情，不但让骆宾基得到了《呼兰河传》的版权，还让文坛记住了他这个名字。但是后来，骆宾基也因此和端木蕻良反目成仇。

端木蕻良指责骆宾基受人所托，却和萧红发生私情；骆宾基则说端木蕻良眼看萧红病重，想要抛弃萧红。谁对谁错，莫衷一是。

在萧红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第四次苦尝了被男人抛弃的滋味。

萧红曾这样解读自己：“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作为一位作家，萧红无疑是成功的；但在爱情面前，她却是一个失败者。作为一个接受新式教育的新女性，萧红未能摆脱对男人的依附。她毕生都在追求爱情、渴望被爱，却始终未能如愿。

为了爱情萧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而最终她还是孤身一人。她自己说：

没有家庭的温暖和爱情的幸福，她倔强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

END.

在阅读中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更多名人轶事，文学解读，欢迎关注我的账号@晓读夜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