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支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艰苦考验的工农红军队伍，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时，这片土地开始了改变，开始与一个古老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开始慢慢地积聚起新中国的曙光。

陕北土地贫瘠，十年九旱，农民口粮严重不足，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边区政府实行了“休养民力，依靠外援”的经济政策，财政来源主要以国民政府拨付的军饷为主，农民除了缴纳极少量的救国公粮外，再无其他捐税。

王朝闻简介（王朝闻运用了论语中的哪些名言）

“一切为了群众”，这源于毛泽东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红军刚落脚陕北时，毛泽东就告诉美国记者斯诺：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

这张家喻户晓的照片拍摄于1939年6月初，当时毛泽东在散步的路上遇到了几个刚从地里收工回来的农民。

正在采访毛泽东的苏联《消息报》记者罗曼·卡尔曼用摄影机纪录了这次偶遇，他在两年后出版的纪实作品《在华一年》中写道：“他们简直像朋友一样跟毛泽东打招呼，停下来跟他说话。大家都聚精会神地交谈着，经常爆发出阵阵笑声。要知道，毛泽东非常爱开玩笑，他肯定会在谈到最严肃事情时，插上几句俏皮话。”

陕西省委党校教授毕远佞：其实毛主席在井冈山、瑞金（时），大家都管他叫老毛，一直到延安……尽管他当时没有说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后来说的，但是他的宗旨意识肯定是根深蒂固的，他知道民心相背，所以毛主席所到之处，跟群众邻里相处得非常好。

在中国，如果人们不直接称呼某个领导的职衔，而是在他的姓氏前面加一个“老”字，往往是在表达自己对他既尊敬又亲近的情感。对于这种水乳交融的情感，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也深有感受。

黄炎培之子黄方毅：（黄炎培）看见路边上，挂着许多黑板报，有人给毛泽东提意见，（就直接说）毛泽东我给你提一个建议，或者叫老毛。所以他觉得印象特别好，觉得政治上，要比重庆开明多了。

南洋侨领陈嘉庚1940年5月率团回国访问，仅九天时间的延安之行，让陈嘉庚认为“实为别有天地，大出意料之外”。毛泽东邀请他一起吃饭，吃的竟然是自己种的大白菜和豆角。

这顿饭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笔记中写道：筵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上，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巾，适风来被吹去即弃不用。从这顿饭，陈嘉庚看到了共产党领袖与百姓同甘共苦，一心为人民的政治理想。回到重庆，他感慨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然而，共产党赢得天下的道路和陕北纵横的沟壑一样坎坷。

抗战的最艰苦阶段，陕甘宁边区东有日军的进攻扫荡，北有土匪的袭扰，国民政府不仅停发八路军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还调动30万军队对边区构筑了五道封锁线，不让一粒米、一寸布进入延安，企图困死共产党。

在这段时间，旱、冰、水、雹、风五大灾害轮番侵袭根据地，农产品连年歉收，粮食不足，油盐不足。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王东仓：边区所处的这个区域，它的农业生产的条件极差，农业收获的产量极低，平均亩产量30市斤左右。这样极低的农业生产量，要去养活这么多人，是捉襟见肘的。

为了保卫边区，中共中央陆续从前方调回部队，加上大批热血青年投奔边区，这使得边区脱产人数激增，到了1941年已达7万人，占到边区总人口的5%左右。

内外交困之下，边区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无奈之下只能全部依靠向当地农民征粮，农民的公粮负担迅速由1939年的5万石增至1941年的20万石。

接连不断的危机使得延安经济陷入困顿，边区军民的基本生活已经无法保证。对于那时的窘迫，毛泽东这样概括：“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时为延安电影团成员姜云川：有两次，（我）五十天没吃到一点咸盐，舔舔自己的胳膊全是甜的。我那时候也傻，就跑到人家老百姓墙底下，有那个砖缝，泛出一些（墙碱）白末末儿，我就就拿舌头舔那个，把舌头烧起个大泡。

生存，是陕甘宁边区军民面临的严峻问题，更是中共领导人迫在眉睫的考验。

这本《三国志》上的眉批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手迹，从抗战前线回到延安后，他深感延安经济状况严重，便把很大的精力放在了经济工作上。

朱德非常欣赏三国时期曹操军垦屯田的做法，在实地考察了距离延安城东南80多里的南泥湾之后，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120师359旅的旅长王震：有仗打仗，无仗开荒种地发展生产。

王震那年不到33岁，已经屡立战功，深得毛泽东和朱德的信任与器重，王震晚年回首往事，称奉命开发南泥湾是他一生中最满意的事。

80年后来看南泥湾，正如郭兰英所唱，是个“平川稻谷香，到处是庄稼”的好地方。但是，当年的南泥湾人烟稀少，荒山上长满了野草荆棘，沼泽遍地，被当地人称作“烂泥湾”。

1941年3月，王震在誓师大会上带领359旅的官兵们立下豪言壮语：“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救保中央”。

生产和生活都十分艰难，形势的艰难逼迫战士们在这片荆棘遍野的土地上，开辟出未来的希望。

这个叫李位的小战士，在全旅劳动竞赛中，创造了11个小时开荒3.67亩的全垦区开荒记录，被战友们称作“气死牛”。

时为359旅719团司号员刘金海：为什么有些劳动模范叫“气死牛”，主要是从劳动量讲的。在延安大生产，用人、用镐头来开这个地，一听能开个五六亩，这就比牛就厉害多了。

拿枪的手举起镢头，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生产和学习结合起来，开荒种地，扶犁耕田，都是抗战需要的本领。

1942年12月，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

时为抗日军政大学学员石益民：不觉得苦，（大家）过得觉得痛快呢，就像背柴，（都）争当开荒模范突击手，都争着干，没有说推诿的。越是苦活越争着去干，叫你去，你觉得高兴，那是光荣。

在359旅英雄事迹的鼓舞下，生产热潮澎湃于延安各个角落，机关、部队、学校纷纷举行生产大会，不少机关聚集肥料，划分土地；女同志则至各工厂接洽打毛衣、缝纽扣等手工生产。每日黄昏大道上，散步人群均以生产为谈论中心：我种50株西红柿，我保证生产1000元，此项琐语，时刻可闻。

时为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员杨筠：我们早晨一般是四点半天明了，就起来去纺（线），纺到七点钟吃早饭，吃完早饭经常是拿着一碗饭就走到自己纺车前，就要准备纺线。

那个时候在延安，无论是机关的干部、学校的教员和学员，还是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在工作、学习、练兵的间隙里，谁没有使用过纺车呢？纺车跟战斗用的枪、耕田用的犁、学习用的书和笔一样，成为大家亲密的伙伴。

吴伯萧的散文《记一辆纺车》，让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走进了国人的记忆中。

时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何载：人人有份，人人平等。上至毛泽东，下至我们这些人都要交任务的。一年交生产任务，所以就出现了个人按照自己特长来进行生产。

毛泽东营卫员石国瑞：毛主席也种地，他种的不多，每个人要交七十斤粮食，我们交，毛主席也交。

从中央到区县，从干部到战士，谁也不能例外，个个都是生产劳动的行家里手，纺线比赛中，常常可以看到领袖们的身影。

南泥湾所产木材既平又直，359旅供给部部长何维忠还对延安纺车进行了技术革新，提高了纺线效率，359旅制造的纺车成了各机关单位的抢手货。周恩来就是摇着这架359旅牌纺车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

开荒，春播，夏耘，秋收，延安共产党人很快就驱散了经济困难的阴霾，公家人依靠自己动手实现了“丰衣足食”。

当1943年春天到来时，359旅的官兵们每月可以吃到4斤肉，还有充足的粮食和蔬菜供应。120师师长贺龙去南泥湾视察，被热情的717团的官兵们留下来一起就餐。

《359旅传奇》作者冯铁兵：359旅照片里面坐着小板凳上的那是贺龙师长，席地而坐的都是717团的指战员，正好吃中午饭了，各连都要拉贺师长到自己连吃饭，这时候王震下命令说，算了，都不要拉了，你们每个连送一道菜来，摆了一地都是盆碗的菜，贺龙师长当时吃的时候说，哎呀，我这么多年没吃过这么丰盛的饭菜了。

359旅一边战斗、一边生产，既保卫了延安的南大门，又通过大生产运动保证了党中央后勤生活给养，毛泽东亲笔题词称赞王震“有创造精神”。

延安市宝塔区川口镇白生海：部队闲下来要搞生产，打粮食，打下粮食，农民的负担，自然就减轻了，农民就越欢迎你了，越高兴了。

朱德再去南泥湾，作《游南泥湾》诗一首：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薰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南泥湾从此有了“陕北好江南”的别称，后来谱歌作曲，流传至今。

1936年11月，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轰动文坛的女作家丁玲穿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从南京来到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北保安，她是第一个来到陕北根据地的知名作家，毛泽东挥毫赠词：“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大批满怀激情与理想的知识分子像丁玲一样从国统区、沦陷区向延安涌来，然而，他们的经历与在这片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全然不同，你看不起我的，我听不懂你的，高雅和通俗各有各的调。

当时延安文艺界的很多人都是杨家岭毛泽东住所的座上宾，他们真诚地交换意见，渐渐地，毛泽东发现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着与革命工作不协调的问题。

1942年4月27日，毛泽东和中宣部副部长凯丰联名向丁玲、周扬、萧军、胡一川等一百多位延安文艺界知名人士发出邀请，为了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请他们在5月2日一起开个座谈会。

请大家来交换意见，而不是听报告，这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文艺家们的距离，让受邀者倍感亲切。

会场设在中央办公厅一楼的餐厅里，面积不足120平方米，屋里坐得满满的，有人坐在窗台上，有人站在门口，大家自由讨论，谁有意见和感想，只要举手，经会议主持人凯丰同意后，就可以站起来发言。

时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教员王朝闻：文艺座谈会上，是萧军跟胡乔木吵得厉害，萧军说话也不妥的，因为毛主席提出来整顿三风，党风、学风、文风，他说还得整顿五风六风，这不像话了，这样胡乔木跟他对吵，毛主席不发言的。

座谈会开了三次，前后跨越22天，毛泽东全程参加，认真记录，偶有插话。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也出席了会议。

第三次会议定在5月23日下午，这天，朱德讲完话后，大家到室外合影，前面是两排小马扎，后面拥挤地站了两三排人，一百多人就这样随意地站坐，没有领导群众之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这一刻定格。

天色已晚，一些干部听说毛泽东要做结论讲话，也赶了过来，会场便移到楼前的空地上进行。

毛泽东洋洋洒洒地讲了两个多小时，他把延安文艺界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锁定在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两个关键点上，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作家曾克：我突然明白的就是：文艺，在革命中间起的作用，是一条战线。

蔡若虹：我们这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所谓文艺专家现在应该拿起笔杆儿，拿起枪杆儿，为抗日战争服务，为抗日战争服务是我们一个首要的任务。

民族危难之际，抗战艰难时刻，必须凝聚文艺的力量。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张树军：胡乔木曾经总结过，毛泽东的文艺主张是“二为二深入”，为工农大众服务，或者说为工农兵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二深入”就是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延安文艺座谈会讲的主要也是这个问题，特别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是根本问题。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影响了当时延安以及此后整个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至今仍是一个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

座谈会一周后，鲁艺副院长周扬又把毛泽东专门请到学校给师生们开小灶，毛泽东号召这些文艺工作者走出校门，到生活中间去。

时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演员于蓝：他就在鲁艺给我们讲，离开小鲁艺，到大鲁艺中间去，你脱离了实际，你们应该到工农兵中间去。

鲁艺师生走进了工农兵，民歌、戏曲成了他们的灵感源泉，如火如荼的边区大生产更是提供了大量生动的素材。

“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热炕上做呀懒虫。”

这首《雄鸡高声叫》旋律轻快上口，是延安1943年最火的流行歌曲，人人传唱。文艺座谈会后，鲁艺教师王大化从报纸上看到了开荒模范马丕恩父女勤劳生产的故事，感到和当时的大生产运动结合得很紧，便以此为素材改编了一出秧歌剧。

陕西省委党校教授毕远佞：形式很简朴，但是它跨出了我们这个文艺和实际结合，怎么用民族形式表达新的时代内容的关键一步。

陕北人每年春节都要“闹红火”、扭秧歌，但1943年春节注定是“鲁艺人”的春节。延安城南门外广场，军民两万多人集会，《兄妹开荒》登台，浓郁的泥土气息，昂扬的精神面貌，定格成了这张永恒的照片。24岁的王大化也因为这出《兄妹开荒》成了明星，后来，延安市场上还出现了“王大化牌香烟"“王大化牌肥皂”，都是老百姓喜爱的抢手货。

从前，人们见到的是这些鲁艺学员身着整齐的演出服，列队在舞台上严肃地唱混声合唱。而现在，他们化妆成工、农、兵，一个个红光满面，喜气盈盈地跳着、唱着。曲子是熟悉的民歌旧调，词却是振奋人心的新词。一下子，人们的心就被这种新秧歌抓住了，这才是自己的歌与舞。

七十多年后，延安人把新秧歌改成了广场秧歌舞，在宝塔山下自娱自乐。

马丕恩父女因为秧歌剧《兄妹开荒》更加声名远扬，但是在两年前，他们全家是带着仅有的半碗小米、半碗黑米从米脂逃荒来到延安的。

延安地广人稀，为了彻底改善边区经济，就在军队屯垦的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优待移民的政策，吸引百姓来延安参加农业生产。

凡是持有移民证的移民，他们的土地、住房、口粮、工具、种子皆由政府帮助解决；移民开荒三年不出租，三年内不负担公粮。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王东仓：比如说你刚下来没有基础，那我们给你找窑洞，找这个借宿的地方……你有资金困难，我帮助你，你有技术困难，我帮助你……大家一看这个政策这么好，条件这么好，能稳定，赶紧把家里的妻儿老小接过来，这一家安顿下来了。

马家父女在三十里铺边区农场包地种粮，那时马杏儿只有15岁，她跟着父亲起早睡晚，每日劳动十多个小时。秋收季节，父女俩更是鸡叫头遍就起床，太阳出来前就背回五次庄稼，父女俩移住延安当年就收获粮食51石，实现了耕二余一。

边区政府嘉奖马杏儿为边区妇女劳动英雄，通令全区妇女学习马杏儿。

当人与土地可以真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农民们自然将其视为自己的圣地。大生产中，边区涌现出很多像马杏儿这样的劳动英雄，五十多岁的杨朝臣原来是一名八路军战士，精兵简政时退伍，被安置在安塞县一区小樵湾，杨朝臣用退伍金买了一把镢头，找了一块荒地，种起了庄稼。

陕西省委党校教授毕远佞：这个地方实际上当时可开荒的地已经不多了，他（杨朝臣）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我现有的土地上，我把它深耕，把它翻起来，保持地力、肥力……所以干旱的时候，别人家的地是比较干枯，他的地是绿油油的。

只一年工夫，杨朝臣靠他的勤快，靠他的耕种办法好，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还送了一千斤白菜给机关和乡邻，成了全边区人人都知道的模范退伍军人。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上，劳动模范们的大幅照片挂在了主席台，与革命领袖的画像摆放在一起。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因为劳动成为了英雄，一位来自杜甫川的农民兴高采烈地称颂这些受表彰的劳动英雄是庄稼汉中的状元，是“咱种地人的光荣”。

延安市枣园镇侯家沟村侯起富：延园、枣园、罗家湾，都是菜地，在川里，种粮都在山上。高山长、沟渠里、圪里圪崂（到处）都是庄稼。打的粮食都是堆得满满的。

生产发展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另一个现实问题提了出来。有农民向毛泽东反映：现在我们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很好，就是婆姨生娃娃活不了，财旺人不旺，请想办法解决。

延安市枣园镇侯家沟村尚宏恩：一般生孩子成活率一般只有百分之二十。

毛泽东迅速指示中央卫生处协同边区政府，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同时还号召延安各大医院、机关单位卫生所，敞开大门，负责所在地乡村的卫生工作。

时为延安中央医院医生骆行：我们组织了一个医疗小组，到乡下去宣传讲卫生、新法接生。

时为延安中央医院医生韩子玮：利用集市，利用庙会，这两个农民集中的地方，宣传怎么样预防传染病、怎么讲公共卫生、怎么样新法接生。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王东仓：他们那时候不信任公家的医院，（有个）妇女要生孩子难产，大人小孩都（快）保不住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听到这消息以后，抬到中央医院里救过来了，大人小孩都平安，这就是一个突破点，一时间传的到处都是，（大家都）说还是公家人能耐大，愣是把死人都救活了。

时任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在1943年撰文写道：“老百姓来住院的，是一年多似一年，今年就更多些。侯家沟川有一个老百姓，过去生了三个娃都死了，今年第四胎入院生产活了。于是那个村中，今年在本院生产的就有五个产妇，都笑嘻嘻地带了一个胖娃娃回去。”

榆林市绥德县薛家渠村薛茂森：实际上共产党是真正亲农民，谁家没吃的，就给吃的，有病给你看病，自然而然就到一起了，（这）就是鱼水情。

毛泽东反复告诫：所有的空话都是无用的，共产党人“第一方面的工作”就是“给人民以东西”，就是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帮助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并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21名记者访问延安，路透社记者福尔曼向359旅的几个军官提了一个问题：如果国民党发动新的“围剿”，边区的5万名集农民与士兵于一身的八路军战士，可能无力抵御胡宗南50万中央军。这些军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够啦！够啦！你忘了，人民和我们在一起。”

1943年秋天，中共中央书记处从杨家岭迁往枣园，枣园位于延安城的西北面，原是陕北地方实力派高双成的庄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搬了过来，毛泽东的住所在半山坡上，是一座幽静的独院，院子东南角有个小凉亭，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常到这里读书看报。

在这个院子里的，有一个叫张思德的警卫战士，他因为表现优秀被选调到内卫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张思德生前战友孙恩堂：张思德同志是个挺朴实的人，挺魁梧，个子说大也不大，矮也不矮，挺壮实的一个人。吃苦耐劳，真是没有说的。

张思德1915年出生在四川仪陇六合场一个贫农家庭，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仪陇时他跟随红军来到了延安。

1944年夏，中央为第二年召开的“七大”会议提前做后勤保障，组建了一个烧炭小队，因为张思德以前烧过炭，有相当经验，遂被挑选任副队长。

9月5日，张思德和战友在挖一个新炭窑，天空飘起了雨，雨水渗透了窑顶，窑洞塌方了。张思德被压在里面，不幸牺牲，时年29岁。

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毛主席一听到这个事情，就觉得张思德也是经过长征的红小鬼，给他站过岗，他说这个事情我要开个追悼会，开追悼会的时候我也去参加。

党的最高领袖参加普通一兵的追悼会并讲话，是建党以来未曾有过的。

这个小广场，延安人称作“为人民服务广场”，张思德的追悼会在这里举行，毛泽东题写了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张思德生前战友孙振法：先奏国际歌，向张思德默哀，然后李克农和吴烈陪毛主席上台讲话。毛主席讲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通过毛泽东的演讲，张思德成了“为人民服务”的代名词，成为一种精神力量。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王东仓：张思德他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是他给我们的一种教育、一种震撼是：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哪怕再小，全力以赴去做，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努力去追逐的方向。

1944年9月21日，毛泽东的讲话以新闻稿的形式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第一版上发表，从此，“为人民服务”的声音传遍了陕甘宁边区，传遍了全国各解放区，成为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座右铭。

这座延安时期最雄伟的建筑，是为“七大”专门修建，外观仿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中国共产党成立24年后终于第一次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了。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隆重召开，经过理论和实践的充分准备，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且阐述了为人民服务要做到的三个“一”，即“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在七大修改通过的新党章中，“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被写进了总纲。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之本，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的指南。

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张树军：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45年党的“七大”，有24年了，在革命的实践当中，对我们党自身的认识也都逐渐的深化。总纲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的一种发展，同时也是对这24年党的建设经验总结。这里面不能没有宗旨，所以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写入了党章总纲。

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将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视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重要文献中专门阐述为人民服务观点的就达四十多篇。

春节到了，这是边区最欢乐时刻，延安人最喜欢舞着秧歌去拜年，枣园的老百姓扛着写有“为民谋利”四个大字的锦旗，带着年糕、米酒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前，为毛泽东、朱德和中共中央祝贺新年，每个人心里都充满着对于美好未来的热烈憧憬。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编辑杨萌

流程编辑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