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分析得很有道理。现在让我们回到‘经济再崛起’本身。丁说：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的最大成就，是基本上摆脱了‘短缺经济’的重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中国在自此以后的时期里，必须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社会公正的有效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建立，这是一个更加艰难和富有挑战性的事业。因为二十世纪国际发展的比较经验反复地向我们昭示，对于一个社会和它的根本——人民来说，经济的短缺是困苦重重的，而社会公正的短缺则是风险重重的。中国在经济上的历史性的‘再崛起’——这里‘历史性的’是指一个跨越数世纪的曲线走势——理所当然地意味着我们必须致力于驱除这两种形态的短缺。”我一边说，一边打开窗户，看看外面，北京冬天的早晨，阳光灿烂，行人如织，高峻耸立的烟囱吐着白气。“对于这样一个当代论题来说，仅仅纵向谈历史，像贾谊老师一样‘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强调一种历史的本土经验，或者像古德诺老师刚才说的近代启示，强调全球化的制度引进，强调一种移橘观念，那都是不够的。”

贾谊点头：“那是自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不能回避现实关注，无论出于文化本位主义(如钱穆)，或是出于反思历史(如顾准)，或是出于重建历史(如顾颉刚)，或是出于认识当下(如李守常)，或是貌似专意考证(王国维)，都在对历史的深研细品中，藏着对中国现实、未来的关切和热爱。‘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意固指历史嵌在当代人的意识中，但也指历史无法远离现实，历史的关怀在于现实。”贾谊又话锋一转，“另一方面，现实当然也离不开历史。‘读史早知今日事’(陈寅恪语)，不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到头来大约会落得比历史上的误区更加误区。并且，现实能汲取到的历史智慧，还不止本国，比较各国历史，更使人能参透现实迷雾的真相。在这里，对历史的观察不仅具有通常的人文学科的内在色彩，还具有强烈的外在性、入世性。对历史的观察成为当代发展的立基点和起点。通过历史，走向经世致用，这是从顾炎武到孟德斯鸠，从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的共同点。我在这里强调历史，是为了将讨论引进一个宽阔视野。”

今日，当发展与公正并举

“我是作政治和法律交叉研究的，虽说有时候也顾及文化，但更有将问题归结于制度的嗜好”，古德诺说：“我注意到，发展与公正是当代中国经世致用的主题。发展当然不仅是经济发展，不仅是GDP ，发展是政治、法制、经济、社会、文化的协力发展，核心是公正的制度。中国离不开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中国再崛起的首要推力。但并非经济发展就必定带来其他领域的发展，背离公正与良治的发展，还可能引致经济发展的倒退。从而，在超越经济发展的单线意义讨论发展，也许才会有和才能有更高远的发展境界和更实在的发展结论。那么，中国怎样获得良治呢？张开眼睛，看大地，看世界，看星空，是你们中国人必须要做的啊。”

古德诺的中文像是好了起来：“发展与公正并非一蹴而就，是一个联动、复合、众力交错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一定或不可能理想化。但即便如此或正因如此，当代发展的主题便应当是以法治和宪政为主导、为目标。在此之下，政府、组织和个人各自发挥主动性。个人、个案、个性化的推动，自由的蓬勃和活力的增强，必然焕发出中华民族新的可能。”

“中国的文艺复兴”

我说：“‘中国经济再崛起’的概念，让我想起胡适曾经讲过的‘中国的文艺复兴’。 我同意胡适使用的‘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词，但并不同意他对时段的划分(自1916年开始)。事实上，正如丁学良教授曾言，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早已开始一场维新运动，从维新时代到其后的新文化运动时代，可以说，这不过是这段‘文艺复兴’的两个时段。从维新运动到新文化运动，意味着的是中国从制度变革走向观念变革——虽然很多影响尚仅及于知识界。

“不过，从西方文艺复兴历史来看，这场运动时长跨越自14而16世纪。这就启发我，是否可将从19世纪末以来到现代的中国历史，都纳入‘中国的文艺复兴’之中。我承认，事实未必能成立，但我宁愿将此视为一种分析方法。在这个分析方法里边，二十世纪初前后的‘文艺复兴’，可以视为文艺复兴的第一阶段；三十年代；可视为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三十年，可视为第三阶段。作为分析方法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或许更接近Renaissance的本意‘复兴’而不是仅仅‘文艺复兴’，所以此中有政治现代化、经济再崛起和思想创造。

“胡适曾经为他自己界定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归纳四重意义：研究实际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以长时段文艺复兴来看，这就不够。长时段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是要承继胡适等先贤开创思想范式，凭借改革开放三十年‘对社会的全方位影响’(丁学良语)，从而期待十数年后或数十年后，中国能到来一次美丽的‘全面开花’。那不仅是国家的胜利，更是每个公民、每个创造者的胜利。”

“复兴门”前的知识分子

“我是汉代知识分子，我为当时的中国政府建言，九死不悔。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样可爱。我从这本书——以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同类著作里，看到了知识分子和祖国的关系，”贾谊目光锐利：“知识分子和祖国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生死与之的关系。我讲一个我们汉代的故事：范式字巨卿，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后元伯寝疾笃，寻而卒。式忽梦见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当以尔时葬。子岂能相及？’式悲叹泣下，驰往赴之。式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圹，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邪？’遂停柩移时，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异，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因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贾谊说：“知识分子之热爱中国，不若此乎？古人厚道，今犹有！”我们三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有些激动起来，正好又听到早晨八点钟的钟声。

因为窗口开着，油条豆浆的香味飘了进来。贾谊、古德诺去掉正装，和我一起去早餐。我们路过一个地方，名叫复兴门。( 编者注：丁学良著《中国经济再崛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