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英文版初版于1984年，1989年由中华书局发行中文版，1997年发行英文平装版，2010年发行新版；2017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此书，汇集了前几个版本的序言部分，还有雷颐和译者林同奇的两篇导言性质的文章，为读者更好地理解此书提供了方便。

一、《在中国发现历史》讲了什么？

作者在英文平装再版序言中指出：“《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主要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五六十年代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三个概念构架，即‘冲击-回应’论、‘传统-现代’论，以及批判这两个论点的‘帝国主义论’，都具有很强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色彩；第二，正因为这样，当时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过分地扭曲了中国的历史事实。”（p78-p79）

全书主体部分是由四篇文章构成。

1. 第一章《“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症结何在？》，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学者提出质疑。这些学者往往认为：近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由西方所引起的，在西方人到来之前，中国社会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之中，这个封建社会的特点就是循环往复、停滞不前。这种历史研究取向与19世纪甚至更早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看法息息相关（此书第二章提及此点）。

作者指出这种历史研究取向的三个缺陷：（1）它阻碍人们去真正研究这一时期与西方入侵没有关联（或最多只稍有关联）的历史侧面；（2）它容易使人把19世纪中国与西方有关联的一些侧面单纯解释为“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而实际上它们却部分是——在有些情况下主要是——对本土力量做出的回应；（3）由于它把重点放在人们有意识的“回应”上，就自然会引导人们采用思想、文化和心理的解释方法，而削弱了采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解释方法。（p157）

针对这些缺陷，作者提出了他的解决之道，即“把19世纪中国历史看成由若干不同层带（zone）组成”。具体来说：（1）最外层带，包括晚清历史中那些显然是对西方入侵做出的回应，或者是入侵产生的后果。例如通商口岸、现代兵工厂与船坞、报人、基督教徒、总理衙门和海关这类机构、留学生与驻外使节等等。（2）中间层带，它所包括的历史侧面不是西方的直接产物，而是经由西方催化或赋予某种形式与方向的事物。例如太平天国运动、同治中兴、某些自强措施、宫廷和官僚政治、排外主义和中国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等等。（3）最内层带，它所包括的晚清文化与社会的侧面，不仅不是西方入侵的产物，而且在最漫长的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例如语言与书法、本土的思想、宗教与审美的表现形式、中国农村的生活方式与风格，以及古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风俗习惯与制度等等。但作者同时也提醒我们，各层带的划分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内容是流动不居的，而且各层带之间也经常相互影响。（p157-p159）

作者指出，如果一定要保留“冲击-回应”这一概念的话，则必须以一种更加错综复杂的冲击-回应网络来解释历史，这种冲击与回应将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相互作用的，而非单向存在。（p159）

2. 第二章《超越“传统与近代”》，对以列文森为代表的学者提出质疑。这些学者往往认为：“一个停滞不前、沉睡不醒的中国，等待着充满活力、满载历史变化的西方，把它从无历史变化的不幸状态中拯救出来——这样一副中国的旧形象终于逐渐消失。”（p168）这种历史研究取向的根源则在于，在进行研究之前已经事先预设“什么才算变化”，以及“哪种变化才算重要”。换言之，“传统-近代”的理论模式倾向于认为，只有西方到来中国之后所产生的变化才算是真正的变化，只有与西方价值观念和历史演变轨迹相一致的变化才算是值得注意的重要的变化。

对列文森的学术分析框架，作者指出，其缺点之一是“假设只要有西方冲击，就一定会产生强度相同的中国回应”。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p184）在列文森看来，体现为西方文化的近代社会，通过两种途径同时作用于中国文化：（1）一种是作为溶剂，中国的旧文化对之无力防卫；（2）另一种是作为楷模，中国的新文化对之亦步亦趋。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革命必然自始至终为近代西方向中国提出的问题所左右。用列文森自己的话说，中国革命是一种“反对西方正是为了加入西方”的革命。这就否定了两种潜在的可能性：（1）一些年久日深的中国本土问题可能会由于西方入侵而加剧，但并不是西方单独造成的，甚至也不是全部由西方主要造成的；（2）中国过去文化中包含一些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不会阻碍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化，实际上反而会最近这种转化，甚至在其中起指导作用。（p190）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还提到了墨子刻的著作中蕴含的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思路，即认为“帝制晚期儒教具有强烈的困境感”，当西方人到来时，这种忧患意识魔术般地消失了，焦虑情绪也随之转变为乐观心态。这就有一种目的论的假设，就像韦伯想要寻找中国近代遭遇失败的命运相似，这种假设想要寻找中国近代取得成功的原因。（p198-p201）

作者指出“传统-近代”研究取向的三个缺陷：（1）这种两分法迫使我们对现实只能严格地按两级来划分，排除任何中间的可能性。事实上，某些情况下传统与近代互相渗透，而有的文化则根本不适用于“传统-近代”的分析框架；（2）它导致一种“历史能量守恒假设”，认为传统与近代是一种绝对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就像跷跷板一样，近代因素多一些的时候，传统因素就会少一些。事实上，有些近代化的发展反而被用来增强传统的力量。（3）它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传统”一词只有相对于“近代”而存在时才有意义，也许近代社会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但不同地区的传统社会却千差万别。“近代”一词是一种封闭式的概念，认为历史进程是严格按照直线方式向前发展，而且带有浓厚的目的论性质；与此同时，近代化理论还暗含了种族中心主义的趋向，将西方人对近代世界的理解与感受作为经验加以普遍化。（p203-207）

针对这些缺陷，作者提出：“根本放弃近代化理论的整套术语（特别是‘传统’与‘近代’的概念），寻求另外一种西方中心较少的方法来描绘一世纪来席卷全球的各种大规模历史进程”。（p207）

3. 第三章《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对佩克、莫尔德等学者提出质疑，这些学者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应用是不尽相同的。

比如，佩克认为，近代化理论和帝国主义取向都强调西方经济势力对中国的入侵，但前者坚持这种入侵是有益的，后者则认为是有害的。佩克对费正清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加抨击，认为他们扮演了美国政府的帮凶；费正清则认为佩克的观点与越战时期美国人的“内疚感”密不可分。作者指出，佩克虽强调西方对中国的消极作用，却认为革命本身首先就是西方入侵的产物，这就突出了外来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出与“冲击-回应”相类似的价值取向，默认了从19世纪西方流传下来的“停滞-西方冲击-转变”的变化模式。（p233-p236）

莫尔德在解释国家能否发达之主要变数的问题上，提出了“传统社会”理论和“世界经济”理论：前者认为世界经济发挥的作用基本上是有利的，非西方社会对“经济合并”的开放不足，造成了它们的不发达状况；后者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对非工业国家的发达基本上起阻碍作用，未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从属地位（或曰卫星地位）是造成其未发达状态的主因。莫尔德在两者之间更加倾向于后者，认为中国未能发达，主要是因为它已被合并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成为从属于这个体系的卫星。（p237）作者指出，莫尔德的论点有三个偏颇之处：（1）在主张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是基本上相似的社会时，忽视了两国在价值、信仰与世界观等领域的差异；（2）往往从一些经过大量诠释的第二手资料中抽出有利于自己论点的分析，然后不加说明地将这种分析作为“证据”介绍给一般读者。（3）立论过分笼统，不适应她所探讨的问题的要求。（p239-p241）作者通过“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以及“传教士的活动”这两个例子，说明了西方对中国施加的外来影响并不总是负面的。作者进一步指出，在争论帝国主义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影响时，应该把个人的主张看成是有待检验的假设，而非已知的定论。

与佩克、莫尔德不同的是，侯继明、马若孟、墨菲等人则认为，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作用并不是危害甚烈，而是作用很小，甚至还有某些好处。（p261）正像谚语所说的大象耳中的跳蚤一样，外国经济入侵可能起某种刺激作用，是局部性破坏的根源，但是中国的整个经济规模庞大，自给自足的程度太高，外国的经济入侵不可能产生很大影响。随后，作者对三人的看法各指出其优缺点。

针对上述学者的诸多观点，作者总结道：“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冲击，不是在其他领域的冲击。尤其就政治领域而论，目前史家大体上一直认为帝国主义的入侵具有这样或那样的重要性”。（p266）这场争论产生了三个问题，作者由此提出三条建设性意见：（1）应该把外国入侵对中国政府领导力产生的消极作用，与削弱这种能力的其他因素放在一起，进行仔细系统的对比、衡量；（2）应该按照区域系统理论的主张把中国划分为若干区域，然后针对每个区域和每个区域内的边缘及中心地带，就外来因素之作用，分别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3）应该弄清楚“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本身，摒弃其中的政治意味。针对第三条建议，作者又提出中国殖民地化格局的三个特点：局部的、多国的、有层次的，并主张对这种富有特色的模式加以研究探讨。（p267-p271）

最后，作者指出，考虑到至今尚无迹象表明“帝国主义”一词即将消逝，因此，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是把有关帝国主义的课题重新安排一下研究的顺序，弄清帝国主义在被使用时的具体情境，指出其与这种情境之间的联系。（p271-p272）

4. 第四章《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是对前面三章内容的一个总结性叙述。

作者首先回顾美国史家思想上的帝国主义倾向，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权力表现在两个层次上，一个是有形的或物质的层次，一个是思想支配或理解的层次。不管是“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还是“帝国主义”模式，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的性质，都是站在西方立场上来看中国，都是以西方的价值准则对中国历史做出判断。（p283-p285）

然后，作者又依次对中国中心取向的四个主要特征作出分析，认为美国的新一代史家已经做出了这方面的努力。根据作者的概括，这四个主要特征是：（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p318）

中国中心取向带来的变化：（1）越来越多的研究将重点放在探索新的分析与新的研究方法上，而不是放在全新的课题上；（2）人们在探讨中国近世史问题时，逐渐把重点从文化转向历史；（3）更多的史家对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开端表示怀疑，并且对一系列旧的历史分期线提出挑战。（p319-p327）

最后，作者指出：“中国中心取向想概括的思想是，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作者在强调中国内部因素的重要性之后，有提醒读者不要误解这种重要性的意思，中国中心观不意味着对外界因素的无视和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倾向，也不意味着要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类似于传统天下观）。（p327-p328）

历史学家在得出结论时，必须确保这一结论来自史料之中，而不是强加于史料之上。对美国历史学家来说，写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是完全适宜的奋斗目标。（p329-p330）

二、“中国中心观”的适用性问题

作者在英文平装再版序言和2010年新版序言中提到学术界对“中国中心观”的质疑，并且本人也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国中心观”存在一些不足，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中国中心观”的适用性问题。

1. 高慕轲等学者认为，柯文对中国中心观的评述缺乏批判性。具体地说，中国中心观有可能产生两个不良后果：（1）19-20世纪正是中国史无前例地与外部世界广泛接触的年代，而中国中心论却过分夸大了中国历史的独立性；（2）中国中心论过于强调对地方和底层历史的研究，因而有丧失全国性视野的危险。（p79-p80）

针对这种批评，作者表达了同情，但同时指出，这些批评有些为时过早，因为美国史学家从事这类小规模研究的时间并不很长。换句话说，在谈论全国性视野之前，更需要先对地方和底层历史有足够的理解。作者还提及曾小萍、罗威廉、艾尔曼、黄宗智、冉枚烁、杜赞奇、白凯等人的著作，认为他们在研究某一地区或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时，并没有忽视对全国性问题的讨论。（p80-p81）

慈继伟、汪熙等中国学者则提倡把“中国中心论”与“西方冲击论”相结合，或在两者之间寻找某种平衡。（p81-p82）

2. 接着，作者谈到他本人对中国中心观的几点意见：（1）对长期过程和社会群体的研究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对英雄人物和重要事件的研究却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美国史家对19-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某些重要事件，仍然缺乏综合性的深入研究，对若干重要的历史人物，还缺少可靠的和有分量的传记；（2）美国史家越来越重视对欧洲的研究，与此同时，他们对19世纪中国和日本的比较研究却比以前有所减少；（3）在克服了一种视中国无力自我改变而要靠西方引进近代化的偏见之后，我们是否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中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值得研究？（p82-084）

其后，作者谈到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并指出这种运用并不总是恰到好处的。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滥用抽象概念和创造新词汇的倾向对历史研究带来障碍。（p85-p88）

3. 回到前文，高慕轲认为《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缺点是未能肯定“局外人角度”的优势。针对这一点，柯文强调：“虽然我认识到局外性具有不同的形式，而且其中有些形式的危害性相比之下比较小，但我还是始终把局外性当作问题看待，也就是把它看作我们研究历史的负担，而不是财富。”

高慕轲和林同奇的观点：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可能比中国的历史学家更具有某种优势（或更广义地说，历史学家可能比历史直接参与者更具有优势），这是一个极为真实、值得重视的可能性。毕竟，正是我们的局外性，才使我们不同于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并使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得以再现当事人所无法知晓的并且具有意义的过去。也就是说，不论是美国学者描述中国历史，还是一般历史学家叙述一般的过去，局外性都不仅起了扭曲的作用，还起了阐明和启发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我们的局外性对历史进行最大的阐明和最小的扭曲。（p89）

作者对此不置可否，但提出了一系列更宏大的问题，即关于历史学的最终目标的问题。例如：（1）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目标是否要最大可能地重现历史现实，和“再述过去的真相”？（2）如果是这样，“过去的现实”和“有关过去的真相”意味什么？（3）历史学家所理解的“ 现实”和“真相”与直接参与者所理解的有什么不同？（4）这种不同对于我们历史学家的研究有什么影响？

作者指出：这类问题也许永远不会有满意的答案。但是，倘若我们想要保持历史学家最高度的诚实和自我意识，我们就必须不断地探索这些问题。（p89-p90）

4. 在2010年新版序言中，作者着重提到几个新兴研究领域。它们虽然与中国史相关，却更适合从其他角度加以讨论。其中：（1）有些是属于比较历史性质或从世界史观点的提问；（2）有些是从东亚或亚洲区域体系的角度来研究中国；（3）有些虽然处理中国历史，但其关心课题则超越了国别史；（4）有些聚焦于中国境内非汉族群体的行动思想（与自我认知）；（5）有些则是着重关注迁移至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作者指出，上述学术领域（无疑还有其他课题）均对于何谓“中国历史”的边界，乃至于何谓“中国”的定义提出疑问。不可避免的是，上述研究也因此以各自的方式对于中国中心取向的适切性提出挑战。（p53-p60）

但随后，作者也指出“中国中心论”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内仍然适用，并且说明了“中国中心论”的重要贡献。比如：（1）移除数百年来关于“中国”概念的人为障碍（包含中国人和西方人）；（2）颠覆对于中国过去的狭隘认识（由中国人及西方人一样所提倡）；（3）深化理解“中国”在不同地方及时间所代表的复杂意义；（4）更为均衡地（而少带偏见地）比较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5）弱化西方长期以来将中国视为主要“他者”的认知方式，破除“东方”与“西方”式武断而误导的区分，进而能够以更具人性而非异国情调的观点，重新看待中国及其人民与文化。（p62）

最后，作者以自己的研究经历为根据，说明了对过分夸大中西差异（尤其是文化差异）研究倾向的怀疑。（p62-p66）

三、柯文在史学思想上的转向

关于此点，也许阅读《走过两遍的路》会有更深的体会，在2010年新版序言中，作者已经透露出自己对历史关注点的变化。作者强调：“文化差异与内外二分对立的概念十分相关，两者都有许多不同的表达形式。如同前文所言，这个议题是我学术生涯的核心关怀。”（p65）

在写作《历史三调》的过程中，作者也逐渐接受了上述提及的批评，承认“历史学者的局外性虽然是个问题，但同时也是让我们与历史当事人有所不同的关键。此一差异让作为历史学者的我们，可以提供历史当事人所没有的认识观点及意义”。（p66）

作者在《与历史对话》及之后完成的《历史与大众记忆》中，均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非中国中心观的”问题：为何一个民族会从历史故事的视角来理解当前的现实经验？作者通过对各国历史故事在后代中传播及影响的叙述，深刻反映出个人、社群乃至整个民族在置身历史记忆之中时的方式差异。（p67-p68）可以这样说，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故事做出对比分析，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中国历史研究边界的翻转。

最后，作者提到：在二十世纪从中国中心观点深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过程中，局外人视角对于认识故事与历史关联在人类经验的普遍性与重要性而言，也许曾是必要的。但当我们达到此目的时，由于文化特殊性的重要性已降低，过去对于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区别，也很可能将不再如以往那般明确了！（p69）

需要特别指出，作者在这里似乎已不再着重强调文化的特殊性，而是试图寻找人类的普遍经验——这或许意味着柯文在史学思想上的一次重大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