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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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全球史视野，立足于对中国历史的深层次理解，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中国现代主权国家形成的独特性：中国是唯一一个建立在昔日王朝（帝国）基础之上并且成功转型的现代国家，而其转型时间之长，过程之复杂艰巨，同样世所仅见。而理解此点，是理解当代中国之关键。本书对于地缘政治、族群关系、传统治理等诸多问题之研究，对东亚传统秩序、现代主权国家理论之剖析，对欧洲中心论及革命和现代化叙事方式之反思，皆新见迭出，为近年少见之佳作。

——仲伟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作者致力超越以往的革命和现代化主导叙事，去重新勾勒中国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其次在于作者将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这三个要素形成分析架构，以此解释这个转型过程的发生。这三个要素之所以重要，是由于近年来多学科学者对包括边疆民族研究在内的区域及跨区域研究、明清财政史研究和政治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研究取得长足推进，故而使诸多微观研究得以升华为本书这样的宏观考量。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探讨“现代中国的形成”，不只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为一般读者所关注。李怀印教授的这部新著，不同于以往的所谓宏大历史叙事以及“碎片化”的细微考述，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解析结构。这种全新的解析结构虽然遵循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但呈现四大特色：一是紧紧围绕现代国家形成的要素——疆域（领土、边疆）、人口（族群）、政府（国家治理能力）、主权展开论述；二是重点选取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等关键变项进行精细而恰当的探讨，并追究诸类项之间的关系和交互影响；三是打破社会形态界限，将近三百年的中国国家——社会转型作为一个继承、变革、贯通的完整过程；四是将近世中国的国家——社会转型置于世界全史的视域下加以认识和照察。作者所论，非同类著作所可比肩。

——陈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李怀印教授深耕中国长时段的历史实际，将宏观历史视野与中观地缘政治、财政及政治认同机制分析完美结合，摒弃宏大历史叙事的空疏化与日常历史叙事的碎片化，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可以既大且强又充满发展的韧性与惯性，为什么可以超越“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演进范式。本书充满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敏锐而果断地回应了挑激现代中国国家合法性的种种论述。

——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现代中国何以能避免多族群帝国崩溃和分裂的命运，何以能建立一个高度有效且长期稳定的政党国家？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具有何种历史合理性与独特性？今后的中国国家能否继续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在“宏大叙事”早已祛魅、史学研究日益“碎片化”之今日，李怀印教授大胆揭橥“宏观历史”（macrohistory）的大旗，着眼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和政治认同三大要素，对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进行重新诠释，讲述了中国由族群国家而疆域国家而主权国家，并最终形成高度集权与统一的现代国家的故事，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上述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本书视野宽广，内容闳富，体大思精，见解独到，对于试图理解现代中国之过去与未来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精彩著作。

——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

李怀印的新著全面阐述了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国家建造过程。作者充分利用原始档案、私人回忆以及官方出版物，将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置于财政-军事视角和大历史的架构下，对制约国家形成过程的地缘格局、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等因素条分缕析，指出清朝国家独具特色的形成路径对理解现代中国疆域和族群构成的连续性至关重要。全书引人入胜，不仅有力论证了地缘格局、财政构成和认同塑造在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中的关键作用，而且在研究路径上与“中国中心论”遥相呼应，立足中国自身的经验，以理解中国的历史轨迹。作者令人信服地论证，要正确理解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必须摆脱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存在的因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所造成的种种偏颇和臆测，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中国的独特路径。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学刊》)

在诸多历史学家中间，李怀印的近著代表了一种分析架构上的突破。作者在丰富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国家如何动员财力支撑战争、巩固政权。通过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的比较，此书彰显了民国早期自下而上的国家形成过程。作者对军阀时期国家分裂与统一的财政基础的颇具洞见的分析，则让人相信，有关国家建造的历史社会学理论确可应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而作者对南京政权和共产党革命的分析则揭示了国家走向统一和集中的不同路径。

——Twentieth Century China(《二十世纪中国》)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 1

◎ 问题所在 / 1

◎ 地缘、财政、认同：一个分析架构 / 13

◎ 若干关键论题 / 20

第二章 早期近代疆域国家的形成：清代前期和中期的中国 / 42

◎ 边疆的整合 / 44

◎ 治理边疆 / 55

◎ 治理内地各省 / 62

◎ 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 / 76

第三章 边疆整合的限度：清代财政构造中的低度均衡机制 / 88

◎ 清代的战争与财政 / 90

◎ 清代财政的低水平均衡 / 109

◎ 清朝在世界历史上的独特性 / 112

第四章 地方化集中主义：晚清国家的韧性与脆性 / 127

◎ 财政区域化 / 130

◎ 有条件忠诚之滥觞 / 145

◎ 地方化集中主义 / 157

第五章 从内陆到沿海：晚清地缘战略的重新定向 / 160

◎ 传统地缘秩序之终结 / 161

◎ 塞防与海防 / 164

◎ 地方化集中主义的成与败 / 169

第六章 迈向现代民族国家：清末新政时期的国家重建 / 187

◎ 财政构造中的高度非均衡机制 / 189

◎ 地方化集中主义的陷阱 / 197

◎ 缔造新的民族 / 206

第七章 集中化地方主义：民国前期财政军事政权之勃兴 / 220

◎ 军阀竞争中的赢家与输家 / 223

◎ 为何国民党势力胜出？/ 242

◎ 走向国家统一 / 252

◎ 比较分析：从区域到全国的建国路径 / 259

第八章 半集中主义的宿命：国民党国家的成长与顿挫 / 265

◎ 制造新的正统 / 269

◎ 党国之政治认同 / 279

◎ 国民党国家的半集中主义 / 292

第九章 国家建造的全面集中主义路径：一系列历史性突破之交汇 / 299

◎ 共产党革命的地缘政治 / 304

◎ 打造政治认同 / 310

◎东北地区与国共内战 / 320

◎ 共产党根据地的财政构造 / 327

◎ 一个比较分析 / 338

第十章 比较视野下的现代国家转型 / 350

◎ 疆域的扩张与整合 / 351

◎ 王朝的衰落与调适 / 358

◎ 迈向民主抑或高度集权 / 364

第十一章 历史地认识现代中国 / 368

◎ “民族国家”的迷思 / 369

◎ 现代中国之成为“问题” / 372

◎ 中国为何如此之“大” / 376

◎ 中国为何如此之“强 ”/ 379

◎ 国家转型的连续性 / 384

参考文献/ 389

作者简介

李怀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2015-2021)。主要论著有《重构近代中国》《乡村中国纪事》《华北村治》，主编两套大型丛书：“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再思考”从书、“当代中国史研究”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数十篇论文。

前言

中文版前言

此书英文稿的写作，始于2012年，我当时刚刚完成另一部英文书稿《重构近代中国》的写作，该书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国史家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认知过程，探讨了其在历史叙事的建构上存在的根本问题。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上本书的续编，主要想探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对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重新认识问题。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离不开四个基本要素，即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所以，我们要认识现代中国，至少须回答：中国作为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各省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各边疆所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19世纪之前是如何成形并得以维系的？它在19世纪被卷入世界范围的主权国家体系之后，是如何维持自身的生存尤其是既有疆域，并在国际上获得对其主权的确认的？20世纪以来不同形态的国家体制，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和通过何种路径而形成的？归根到底，我们需要回答，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她到底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现代民族国家，抑或一个在疆域整合和政治认同方面依然面临重重危机的非常态国家？这些问题不解释清楚，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及其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所建构的国际政治话语中的合法性，便会受到质疑。

其次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书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20世纪以来，海内外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读，通常是在革命或现代化叙事的主导下展开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大都是跟这些叙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关注的，也是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的长期结构性发展趋势。而历史书写背后的终极关怀，都跟革命/社会主义抑或现代化/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必然性、合法性相关。不过近二三十年来，上述宏大叙事和相关的问题意识已经从中外历史学家的视域中逐渐消退。在革命和现代化宏大叙事失去了往日魅力之后，人们纷纷埋头从事过去一直被边缘化的课题的研究，诸如妇女、性别、宗族、民间宗教、地方社会及各种边缘群体和边缘现象。这些枝节性的具体课题研究，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相关具体历史事实的了解，体现了其独到的学术价值；但是在宏大历史叙事缺位的情况下，新一代的历史书写也存在“碎片化”问题，人们无法——甚至也不愿意——把这些碎片加以拼凑，以了解它们在更为宽广的视域下所体现的历史意义。

因此，欲重新认识现代中国，有必要从过去宏大历史叙事的窠臼及“碎片化”的泥潭里解放出来，站在新千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新探究对今日中国的历史认识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不是仅仅从政权性质的角度加以界定，而是从更宽广的角度，把它定义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那么，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叙事和概念架构，均有待重构。在前述组成现代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中，除政权外，还必须考虑到疆域、族群构成和主权形成问题；最为重要的是，政权本身也必须放在国家形成的宏观历史视野里加以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换句话说，是中国朝向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和涵盖范围，远远超出了过去以革命或现代化为主叙事的历史书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就目前学术界业已提出的跟现代中国国家的历史起源和可持续性相关的各种议题和认识，做出较为全面的、客观的解读。

基于这样一个意图，我在七年前就开始了本书的构思和断断续续的写作。在方法上，此书采用“宏观历史”(macrohistory)的研究路径。所谓宏观历史或大历史，这里有三层基本的含义。其一，它既不同于专门史，也不同于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军事史、外交史等等专门史，各有自己的一套问题意识和概念体系，彼此之间界限分明，治专门史者也很少“跨界”做研究；而通史又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其分期又受既有的学科体系的约束。本书所采用的大历史路径，则有其独特的综合视角，即有选择地聚焦于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变项，强调从这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之中，探寻各个时期国家建构的轨迹。其二，中国的国家转型，是近世以来全球范围的国家形成过程的一部分；中国之走向现代国家的轨迹和动力，也必须置于世界史的视角下加以认识。因此，本书始终以西方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为参照，观察外部各种力量的冲击与内部各种因素的交相作用，如何决定中国的国家转型在各阶段的走向和进展，从而识别国家形成的中国道路。其三，在时间跨度上，本书打破了国内外中国史学界所习惯的古代与近代、近代与现代之间的分期樊篱，把近三个多世纪的中国国家转型历史作为一个既有不同环节又前后贯通的完整过程。

这个写作计划所涉及的范围和时间跨度如此之广，要对每一时期、每个具体议题做第一手的原始档案资料的挖掘和研究，已不可能。所幸过去几十年来，有关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军政制度和财政经济的大批档案资料，以及各个时期重要历史人物的著述，均已印行；与此同时，中西学术界同行也已经出版了大量跟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制度和人物思想相关的研究成果。本书各章的写作，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均已一一注明。英文初稿写成后，由下列几位学者译成中文：

宋平明(第一、十、十一章)

林盼(第二、三章)

翟洪峰(第四、五章)

马德坤(第六章)

董丽琼(第七章)

李铁强(第八、九章)

在此谨向各位译者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译文经过我的仔细校对，部分内容也有所调整，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原版(Huaiyin Li,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1660—1950, Routledge, 2020)。书中观点和史实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竭诚欢迎同行和读者予以指正。

李怀印

2020年8月25日于奥斯汀

精彩章节

国家转型的连续性

以上对影响中国国家形成的各项因素的讨论，对于我们认识现代中国国家的特质到底有何含义？

首先，奠定现代中国的疆域和族群构成基础的清朝国家，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个征服帝国。前面我们已经反复论证，清朝并不依靠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统治；恰恰相反，边陲整合在迁都北京后的清朝历史上仅仅限于1690年代后期至1750年代中期的半个多世纪，是在自身的核心地缘战略利益受到根本威胁后的被动反应和预防措施；在1690年代之前的半个世纪和1750年代后的其余年份，清朝从未寻求陆地疆域的进一步扩张。一言以蔽之，边陲用兵是1644年以后清朝历史上的例外，而非通则。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除了准噶尔部落一度构成威胁，直至1840年代之前，清朝在其周边并不存在任何对其构成致命威胁的竞争对手；而内地十八省所提供的财政收入，已足以满足其日常开支所需，并能产生巨大盈余。它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上承明朝、统治整个中国的正统王朝，并以内地各省为其全部的财源；而对边疆各地区，则以军队加以驻守，以确保其地缘战略上的安全。因此，1640年代以后的清朝地缘战略取向是守成的，而非外扩的；它始终能够保持整个版图的大体稳定。与周边邻国的边界，也通过正式谈判或非正式的习惯性划分而得到明确的界定。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清朝并不寻求通过战争获得邻国的土地，而是一直保持着和平状态。这与欧亚大陆的所有征服帝国完全相反：后者以扩张为其生存方式；一旦失去扩张能力，便纷纷走向萎缩和四分五裂的时候。所以，我们最好把清代中国定义为一个早期近代的疆域国家：它既不同于靠战争维持其生命的军事帝国，也不同于前近代世界历史上缺少明确疆域概念的各种形式的政治实体；它拥有固定的边界和稳定的版图，拥有一支庞大的形制完备的常备军，拥有一个高度集权的科层化的行政体制，拥有一个高效的无须依赖外包的税收系统，此外，在各族群精英中间有着通过多种方式凝结而成的共享的国家认同(这当然不同于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所有这些，都使得清代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的主权国家更为接近，虽然它不是一个正形成于西方的、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近代世界体系之一员。

其次，晚清和民国的历史显示，1850年代之前的清朝作为一个传统的疆域国家，与此后日渐融入世界国家体系从而成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连续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疆域而言，从清代到1949年后的人民共和国时期，由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各省与非汉人各族群为主体的边疆地区所构成的格局一直未变。这与欧亚大陆旧帝国在衰亡后裂变为众多主权国家，以及欧洲殖民帝国崩溃后在第三世界诞生了众多“新兴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理解这一反差的锁钥，在于清朝国家的形成动力和治理方式，与上述诸帝国有根本的不同。清朝与其说是一个帝国，不如说是一个濒临近代主权国家边缘的前近代疆域国家；正是借助这样一个前近代疆域国家所业已具备的各种资源和遗产(固定的疆域、高度集权的官僚体系、巨大的财政资源、对国家的认同等等)，晚清政权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全部边疆，逐步向近代主权国家过渡，并且将其版图完整地传承于1912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其二，就权力结构而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转型，一直是在集中化与非集中化的辩证运动中展开的。权力的非集中化，既推动了国家建设，为更高程度的统一和集中奠定了基础，又可能成为全国范围的统一和集权的最大障碍。从晚清的地方化集中主义，到民初的集中化地方主义，从国民党的不完全集中主义，到共产党的全面集中主义，中国的国家转型，正是在克服非集中化的过程，一步步走向更高程度的统一和集中。

因此，现代中国的形成，最好被视作不同的历史遗产叠层累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内涵是由以下四个各具特色的层次所组成的。在其新近的表层，中国呈现为一个党治国家，亦即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它是共产党革命尤其是1946—1949年内战的直接结果。在此表层之下的第二个层次，中国呈现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下与所有其他国家一律平等，并且对于其官方地图所显示的边界之内的所有土地和水域拥有排他的主权。它的出现，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中国被逐步纳入世界范围的主权国家体系的结果，并且以丧失部分领土和主权为其代价，而国民党国家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建国努力，对于界定现代中国的主权范围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在第三个层面，中国还把自己表述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行政划分上包含23个以汉族人口为主的省份，4个直辖市，以及5个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这一行政的和人口的区域划分，源自清朝至1750年代为止的军事征讨和疆域整合，同时也离不开此后一个半世纪清廷对边疆的用心治理。而处在国家历史建构最底层的，则是华夏族群在其赖以生息繁衍的土地上所形成的原初“中国”及其所孕育的延绵不断的文明；它为现代中国人民形塑民族认同、建造现代国家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和丰沛的文化资源。中国的国家转型，一言以蔽之，并不是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而是上述四个层次由底部到表层不断叠加的结果；每增添一层，中国的国家形态即会有新的变化，被赋予新的含义；现代中国孕育于古老的华夏文明，但更是清代以来国家转型的结果。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显示了一个与既往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所形成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认识范式完全不同的路径。在这一范式的影响下，人们把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在帝国崩溃后，有相同族群或文化背景的民众组成单一的“民族国家”视为唯一的“正常”路径，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体现民族国家的人民主权原则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是欧美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事实上，作为国家形成先行者和“民族国家”标本的那些西欧国家本身，在其形成过程中，亦充满了军事征服，某种程度上与帝国的形成过程并无实质性区别；同时在彼此竞争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向外扩张，把自己打造成殖民帝国；这些所谓民族国家，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帝国而已。而19世纪尤其是二次大战之后在非西方世界纷纷诞生的所谓民族国家，也大多是在原先殖民统治的基础上，在短暂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人为地匆忙产生的，并且大多以欧美的代议制民主为仿效的榜样。然而，它们随后所经历的往往是持续的政治不稳定，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战争乃自种族灭绝，以及长期的经济停滞和贫穷，形成所谓“失败国家”。中国的国家形成路径与上述“帝国—民族国家”的规范认识完全不同。它以最接近于近代主权国家的早期近代疆域国家为起点，依靠这个疆域国家数百年来所积累的行政、财政和文化资源，缓慢、艰难但是稳步地朝着近代主权国家的方向演进，并且最终在20世纪中叶达到的主权完整、政治统一、高度集权的阶段性目标。驱动这一演进历程的，归根到底，是由中国的不断变化的地缘格局和自身的各种财政、军事和政治资源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原动力，而不是像非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那样，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外来影响的决定性支配。中国的建国力量，从晚清的改良和立宪派，到民初的革命党人，以及20年代以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都曾一度倾心于欧美、日本或苏俄的各种建国模式，但是中国的体量太大，历史惯性太强，使那些移植自国外的任何理念和模式，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植根于中国自身传统和资源的内在动力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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