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0日，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与江西省欧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四届明大史学”江西师范大学青年沙龙》在江西师范大学明大楼3320室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董立河教授、副主编《史学月刊》李恒、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作成教授大学、吕和应副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楚庆东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山大学历史系顾晓伟副教授、张小忠副教授等专家学者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雷娟利·副教授、陆小燕·副教授重点介绍了本次学术沙龙的主题“国史学史新研究”。领域、新范式、新方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与会学者分为三个小组进行学术讨论和交流。学者们各自简要陈述了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核心观​​点，并由指定审稿人进行审阅。

第一组讨论由副主编《史学月刊》李恒主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吕和应副教授以《克罗齐与德国现代史学理论——以克罗齐的语文学批判为中心的考察》为主题，探讨了克罗齐历史哲学核心命题的历史内涵，并基于知识分子的方法分析了克罗齐对现代德国史学的继承与批判。历史;围绕克罗齐的“语言学批判”审视历史、哲学和文学之间的思想关系，从而阐明克罗齐并不满足于历史所追求的“正确性”（Richtigkeit）和“真实性”。”（Wahrheit），而是试图回归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揭示历史所蕴含的政治道德批判维度。这种文化伦理价值也贯穿于克罗齐的思想文化实践和文明史书写之中，诠释了评论者董立河指出，吕和应从德国的角度研究克罗齐，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很有启发性，评论者张作成认为该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建议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同时也进行了辩论，认为克罗齐的历史观非常新颖，颇具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哲学与历史的统一以及美学思维上。

中山大学历史系顾晓伟·副教授以《柯林武德的世界史学叙事及其缺憾》为题，探讨了科林伍德的历史哲学、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实体主义与人文主义、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内在张力，并用康德的分析范畴揭示了如何科林伍德将历史哲学的内涵定义为方法论、认识论和一般哲学。与赫尔德、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一样，科林伍德的世界历史叙事也没有逃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反而因其理论张力而陷入了实体主义的陷阱。如果从全球史学的角度审视科林伍德构建的“科学史”，你难免会发现，由于缺乏中西史学传统的比较，科林伍德存在着短视和偏见。评论员张作成指出，科林伍德的历史概念源于《哲学方法论》中的讨论，强调不同类型的推论、想象、逻辑和论证，并没有为历史研究提供一套概念体系或工具。同时，克罗齐和科林伍德代表了20世纪初兴起的历史思想。这种历史思维，真正按照历史程序从历史的角度建构和论证了情节，证明了某个历史问题。和历史事件。

来自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张小忠·副教授以《作为公众技艺的史学：约翰·普拉姆的社会文化史探析》为主题，剖析了“梅派”学术研究的特点。三是研究方向从政治史扩展到社会文化史领域。他指出，普拉姆主要通过评论来写作，导致理论思维不系统，碎片化特征明显，这是普拉姆史学的一大缺陷。审稿人楚庆东认为，这个话题很有意义，“梅花派”中的一些人物在当今英国史学领域影响很大。同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普拉姆学派”一词的由来，二是“普拉姆学派”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评论员徐亮也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普拉姆学派”一词能否引领战后英国史学，二是如何评价“普拉姆学派”对二战后英国史学变迁的影响。张小忠随即做出回应。他指出，“普拉姆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一方面，它们在目的和倾向上有相似之处，都重视社会历史整体；另一方面，它们也表现出阶级分析方法和文化解释路径的差异。“领先”这个词是有争议的。“梅花学派”对英国史学的影响首先开辟了新的研究课题，代表了二战后英国史学的变化趋势。讨论知识的本质，即历史知识是为了专家撰写、创造历史知识，还是为了普及历史知识、培养人们的历史意识。

第二组讨论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吕和应副教授主持。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作成重点关注历史时间问题。他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角度梳理了时间从古代到当代史学的内涵变迁。该学科的理论视角还需要赋予对历史时间的理解新的维度，凸显时空概念对于历史阶段解读的价值以及场景化、结构化写作的价值，注重嵌入历史体系的心态、记忆和文化因素，展望人类人类世和中西时间史学的未来。评论者吕小燕认为，张作成将时间概念置于中西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强调时间从古至今的发展演变，以此考察历史时间概念的演变和变化。反映在其背后的历史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评论员楚庆东指出，张作成的报告视野广阔，能够在较长时期内梳理出清晰的线索，完成了非常艰巨的任务。有两个建议可供参考。一是根据历史时间的发展重新分阶段；二是分析时要考虑科学和经济的发展。审稿人董立河指出，时间这个话题非常重要，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研究它很有价值。但由于研究跨度比较大，单篇文章不足以涵盖所有方面，需要以大课题的形式分阶段进行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雷娟利·副教授以《二战滇缅战场日军部队编成及其军政统治考证》为题，从史料、战场特殊性、“去同质化”研究三个方面阐释了选题的由来，并试图通过相关研究证明日本侵略的影响。亚洲造成的灾难，扩大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争反思研究。审稿人褚庆东指出，论文在整理原始材料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但对日本军队的组建与军政统治之间关系的解读仍然缺乏。评论者吕晓燕认为，这篇论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扎实的史料。缅甸战场是国内抗日历史研究中相对被忽视的领域，极具研究价值。同时，也有人质疑日本对缅甸战场历史描述的态度。雷娟利老师回应道。首先，她指出，日本对战争的记忆基本上采取选择性遗忘和“英雄精神”书写。其次，她表示今后将继续研究史料，努力强化文章主体的关联性，凸显研究课题的特殊性。

第三组讨论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作成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楚庆东·副教授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传记转向”与“全球转向”》为题阐释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传记转向”和人生史，并以案例评价了霍布斯鲍姆和爱德华·汤普森个人传记的价值在表达历史的过程中。在“全球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突破地域和观念的局限，全球视野和比较方法推动了史学的深入跨国旅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更新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全球微观史就是一次新的尝试。审稿人Darwin认为这个话题很有意义，文章中涉及的很多话题都有启发意义。评论者雷娟利指出，传记写作中经常存在错误、伪造、隐匿的史料，因此传记主观性和历史客观性问题值得探讨。她建议从全球史的视角探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记转向，以使论文的线索更加清晰。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吕晓燕围绕“社会正义与经济可行性”问题，从社会正义、经济可行性、政治现实三个方面探讨威廉·贝弗里奇的养老金计划及其调整（1941-1946）探讨了这一时期英国养老金问题背后的设计、调整和驱动因素，指出这一问题不仅反映了意识形态之争，也体现了现实条件下两党的妥协与和谐。。退后，退下。审稿人顾晓伟认为，吕晓燕的论文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档案，文笔非常扎实。作为社会历史的实证研究，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从投稿角度来看，文章体积稍大，需要精简。审稿人雷娟利也认为，论文文笔扎实、厚重，但体积太大。建议仔细梳理文章线索，添加二级标题。副主编李恒指出，论​​文较为清晰地揭示了历史进程，但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必要进一步思考论文的研究时期以及战时政策对于当前和平时代的意义。张作成建议，完善学术史的回顾和总结，适当增加定量表格，减少论文篇幅。

三组学术研讨交流结束后，与会学者围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前沿发展及论文发表”主题进行了热烈的圆桌讨论。圆桌会议由董立河教授主持。

作为介绍人，李恒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分享了自己的想法和感悟。首先，他指出，在策划每期的《史学月刊》选题过程中，他发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虽然处于指导地位，但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在我国还存在一些差距。我国，因此与会学者应给予更多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相应国家的发展[J].其次，他认为我国的外国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还处于不平衡的状态。英、法、美等国的史学研究受到较多重视，但意大利、俄罗斯等其他国家的史学研究还比较缺乏。填补相关研究空白，对于当前国外史学和我国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最后，他主张青年学者要多与一流学者对话，积极探讨、交流，不断获得灵感，提高学术水平。

作为本次学术沙龙的召集人和介绍人，徐亮就相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长期以来，国外史学理论和我国史学研究一直是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国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仍停留在对某一专题、某一历史学家、某一时期、某一学派的研究。因此，他建议学者们应该更加关注国史学的起源和传承。最后，他结合自己对近百年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变化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存在诸多交锋，也存在相互借鉴。关系比较复杂。言语意义重大。

董立河认为，本次沙龙的主题“国史学研究新领域、新范式、新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会学者的研究方向包括德国史学史、英国史学史、意大利史学史和美国史学史。历史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中国家与流派之间存在怎样的紧张关系值得关注。在相互交流和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可能会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交集。

张作成谈到了史学中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2021年以来，他高度关注中西史学共有的一些历史理论问题。他之所以用比较的方法，是因为很多问题不仅是西方的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问题。西方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和回答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进行比较。

顾晓伟首先指出期刊编辑和作者之间存在社区关系。编辑和作者共同创作论文文本，有一个支持和沟通的过程。其次，针对当前国内史学在西方国史学研究方面的不足，他建议应选择一些西方著名学者的国史学史著作进行翻译，并应翻译出一套国史学译本。被出版。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继续深化国史学史研究。最后，他谈到了自己存在的转变。从博士级别的科林伍德研究，到博士后级别的曼德尔鲍姆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对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一些兴趣，并打算对其进行思想研究。

吕和应首先谈到了外国经典的翻译。翻译的目的不仅仅是介绍西方史学。事实上，有关英国史、美国史、德国史学的相关研究著作还有很多。这些著作的翻译将极大地有助于深入研究外国史学史。同时，作为外国史学和史学理论的研究者，我们也必须兼顾中西学者的著作。对于历史思考，我们可以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讨论一些更具普遍性、普遍性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完全与西方进行对话。

楚庆东在学术研讨会上回答了一些问题。对于英国为何不太重视理论的问题，他指出，这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密切相关，这使得英国学者注重实践而轻视理论。除了科林伍德之外，英国几乎没有理论史学家。此外，他还分享了自己的学术经历和研究计划。他指出，在硕士阶段，他主要学习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于汤普森著作的影响，转向了法律社会史的实证研究。但未来，我们将继续关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计划先撰写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相关论文，梳理其脉络，进行贯穿式研究。

张小忠还谈到了他研究领域的转变。他指出，他在读博士期间主要研究科林伍德，后来逐渐转向更大范围的史学研究。2020年，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普拉姆学派与战后英国史学变迁（1962-2001）”后，他逐渐尝试开展历史学家群体研究。关于“普拉姆学派”的相关研究正在逐渐成型，但仍存在不少空白。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让国内学术界了解该校的主要研究内容以及该校在英国的地位和价值。

孟海泉发表历史哲学观点，质疑沃尔什的历史哲学思辨与分析二分法，认为历史哲学应该从哲学的角度看待和研究历史。西方哲学的发展大致分为古代本体论、现代认识论和现代语言哲学。相应地，历史哲学应该分为三个部分，即思辨历史哲学、批判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

雷娟利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提交论文提出了一些困惑。她向李恒副主编询问如何与编辑部进行有效沟通。副主编李恒根据自己的审稿经验分享了自己的选文标准，即兼顾学术质量和选题价值。论文既要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又要兼顾研究热点，将当前的研究基础与前沿性、政策性问题结合起来。

王力分享了他对环境史研究的一些思考。他指出，近年来，环境史研究的新概念层出不穷。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全文，如何将某些概念提升到理论水平，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董立河回应道。他认为环境史是这个时代的忧患，是一种思辨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哲学，理论思考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