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历史，绝对的客观是谈不上的。客观的真相是存在的，但身而为人，不能避免透过价值观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一切。大部分的讨论，争论(包括历史上的大师们)，多是将其事迹凭着个人幻想再塑造，成为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东西。包括许多评论历史人物的伟人，也是借着古人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或志向，实际上历史人物如何思考，我们不可能知道，也没有什么知道的必要。也就是说即便史料是完全客观的，后人读史，也难免有所偏倚，更何况史料本身就有一定的倾向性呢?

那么，历史研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么？其实也不是这样。即使绝对的客观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但相对的客观，却是历史研究所努力要达到的，方法很简单，就是：

多读同一时段的史料（包括同一史书中不同人物传记对同一事件的描述，不同史书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对比，辩证，勤思考，最终得出逻辑自洽的解释

读史，最重要的是心要摆正，万不可因个人好恶而妄发宏论，断不可为独辟蹊径而剑走偏锋，而且要相信每一个青史留名之人，无论是非功过，都是有自己的成功之处的。只有尽量不掺杂情绪的读史，读史时尽量将自我代入情境，避免用今人思维思考，尽量避免因知晓结果伴随而来的“上帝视角”，反复拷问自己提出其他解决方案在当时情境的可行性，尽量全面思考一件事情发生（或成或败）的多方面因素，才能勉强做到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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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称史家有三长：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又加一史德，并称之为史家四长，所谓史学，是指史家所掌握的史料，所谓史才，是指对史料进行研究、编纂的方法，所谓史识，则是指对历史事件之间关系以及历史发展方向的认识，所谓史德，则是指历史学家们的职业道德，简而言之，就是要求能够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后世史家，对此四长之说，无不大力称之。

这史家四长，虽然是针对历史学家们而言，但作为历史爱好者的我们，即使学识水平不及专业学家之万一，但所谓“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在一些具体方法上，我们仍然要力图向他们学习，只有这样，读史之时我们才有可能得窥其门墙，不至于成为无知无畏之徒。

一、史料

史家四长中史学与史才，其实都是关于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的，因此我将这两个合而为一来讲。

傅斯年称“史学就是史料学”，这话有些偏激，但也自有其道理。要知道，我们一切关于历史的讨论，都是建立在史料之上的，换言之，所谓“历史研究”，实则就是“史料研究”。除非我们有办法乘坐时光机回到过去，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准确得知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们研究历史，只能以前人所留下的各种记录为对象，通过各种逻辑推理，去力图还原当初的那个场景。就如同警察破案一样，只能通过对各种证据的分析，去还原犯罪场面。

在史料方面，多数人所犯的极为常见、又及其恶劣的错误有两个，

一是全盘否定史料的价值，二是“大胆假设，决不求证”。

全盘否定史料价值的人，往往会说：“历史都是人写的，都不可信”，或者说“历史都是文人写的，他们都是给自己说好话，对不顺眼的人泼脏水，所以他们的记载毫无疑义。”

如前所言，史料是整个历史学的基础，也是历史讨论的前提所在，当你参与进有关历史的讨论的时候，即意味着你已经默认了这个前提。如果全盘否认了史料的有效性，也就意味着所有的讨论都将失去对象，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由此必然滑向历史虚无主义。

这就好比下棋，史料就是棋盘，所有的落子、所有的规则，都建立在棋盘之上，也许棋盘上有很多瑕疵，但这绝不能成为否定整个棋盘的理由，如果两人正在下棋时，其中一人突然抽去棋盘，便等于是将整个棋局置于虚无，非但棋手无法落子，即使旁边支招的人亦将无从置喙

因此，全盘否定史料，就是在根本上摧毁整个历史研究，当一个参与历史讨论的人做此言论，尤其显得恶劣。

网友读史，多喜发议论，臧否前辈，对前人所公认之事，辄加怀疑。这种不迷信权威的怀疑精神，诚然有其正面意义。但事实上，做为我们这些半通不通的爱好者而言，对前辈大家的结论横加怀疑，其实是很危险的。——说句实话，要怀疑别人，首先要有怀疑的实力。这就好比玻尔对爱因斯坦的质疑在物理学史上传为美谈，那是因为玻尔有着和爱因斯坦相当的知识水准，而现在的那些民科们也都在质疑爱因斯坦，可他们只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

所以，我们在对史料进行质疑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千万不要做大嘴巴状，轻率地试图去推翻前人的结论。胡适有名言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话人人都知道，但实际做起来，却往往只记得前半句，而忘掉后半句。就算胡适自己都闹过不少笑话，譬如他怀疑史籍中记载数据错误，自己却将“方几里”错误理解为“几方里”，又以地图之上两点直线距离来怀疑《汉书•西域传》中所载各国道里，却不知古书记载的原本是道路长短，与直线距离无关。胡适尚且如此，对于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而言，更加没有“大胆假设”的资格了。

因此，我希望大家对胡适的这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要牢牢记住后半句，彻底忘掉前半句。

如此说来，难道我们就对史料不能加以质疑，而必须全盘接受吗？当然不是。但是，凡是对史料有所质疑，必须要以其他的史料为证，无史料证据而妄自揣度，是要不得的。

不过，也有一些记载可以不需要史料证明，我们直接可以断定其之虚妄。这主要是下面两种情况：

a、事出情理之外的记载

譬如《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出身，称“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再如其记载殷、周起源，称殷人始祖契为其母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周人始祖后稷为其母姜嫄踩大人足迹而生。

这种记载，乃情理之所无，不需相反的史料证明，即知其伪。

当然，这种记载也是有其史料价值的。比如关于契和后稷出生的记载，便侧面反映出上古时代，人们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氏族的状况，而简狄吞玄鸟卵生契的故事，也透露出了殷人以鸟为图腾的信息，——而这正是东夷部族的特征。

再比如，《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述赤眉暴虐三辅，称其“发掘诸陵，取其宝货”，甚而“污辱吕后尸”，且曰：“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赤眉之掘坟盗墓，窃取宝货，自是非虚，但说他们污辱吕后之尸，真真岂有此理。想那吕后死去二百余年，即便未化为一堆枯骨，又怎么可能供人行淫？这种记载，不需证明，即可断定其之虚妄。

b、史家曲笔

孔子有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言，而这也是中国史家的传统，“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因此很多人都说过，读中国历史不能只看字面，要学会从字里行间读出事实真相，这指的就是史家曲笔。

譬如《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天子以公为丞相”，曹操之为丞相真是天子所任命？恐怕谁也不会相信，于是《后汉书•献帝纪》则大笔直书：“曹操自为丞相”，我们都知道，陈寿是曲笔，而范烨是直笔。

再如，《隋书•恭帝纪》：“上逊位于大唐，以为酅国公。武德二年夏五月崩，时年十五”，隋恭帝是主动逊位还是被逼让国，答案自然不言而喻。而其以十五岁幼龄而崩，究竟是病死还是被杀，参考历史上亡国之君的下场，我们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再如《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列营渭原，称：“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帝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仿佛其进退自如、指挥若定，然而“死诸葛走生仲达”一语，早将其畏诸葛如虎之状，活画而出。由此得知所谓“以穷寇不之逼”，不过是为诸葛积威之所劫，其仓皇狼狈之相，史家不敢直书，乃为曲笔掩饰而已。

还有一些曲笔，需要读者仔细鉴别，譬如《后汉书•刘玄传》，称更始登基，“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可是想那刘玄当初结客报仇，亡命江湖，也是豪侠一流人物，岂至于“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因此这段记载是非常可疑的，刘知几与吕思勉都认为是范晔为凸显光武的正统而做的曲笔。但是，这种以人物性情为依据的猜测，本身就极其危险，历史上一个人的性情前后大变的例子所在皆是，对于这种猜测，一定要万分谨慎。

除这两种情况之外，凡是对历史记载有所质疑，必须要以史料为证，万万不可空白说白话，以自己的臆想来修正历史。

当我们拿不同记载去质疑其他史料，那我们面对两种不同的记载，又将如何取舍呢？这也可以分下面几种情况：

a、有直接史料的，相信直接史料，而不信间接史料。

譬如鱼豢《魏略》称诸葛亮“亮乃北行见备”，这与《三国志》“三顾茅庐”的记载截然不同，那么到底谁是谁非呢？我们读诸葛亮《出师表》，有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曲，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出师表》是诸葛亮这个当事人亲笔所写，这就是第一手资料，是直接史料。除非能证明《出师表》是伪作，否则我们必然选择相信《出师表》。

这是因为间接史料的创作，是以直接史料为基础的，间接史料在编纂、流传的过程中，会遭到删削修改，从而造成错误记载，但直接史料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b、都是间接史料的，相信年代接近的记载，而不信年代久远的记载。

譬如研究夏商周三代历史，司马迁《史记》与谯周《古史考》相比，我们选择相信《史记》，而《史记》与《竹书纪年》相比，我们又选择相信《竹书纪年》。这是因为《竹书纪年》作者所见史料，必然多于司马迁，而司马迁所见史料，又必然多于谯周。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谯周所见史料，司马迁皆见之，而司马迁所见史料，谯周则未必得见。

c、同一部书或同一时代书中记载不同，则当比较其史料来源

譬如《史记•晋世家》记载赵氏灭族之事，曰：“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而《赵世家》中记载此事，则敷衍为一大篇声情并茂的“赵氏孤儿”的故事。两种记载孰真孰假？我们考察两者史料来源，《晋世家》采用《左传》记载，而《赵世家》中采用战国传说，很明显，《左传》记载的可靠性要远远大于战国传说，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晋世家》记载为真，而《赵世家》记载为假。

d、孤证的情况，应当存疑

有时候，某方面的史料只有一条，也就是所谓孤证。在这种情况下，其所述内容应当存疑，而不能轻率的断定其为真或为假。

譬如传世诸书皆曰尧舜禅让，而《竹书纪年》偏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竹书纪年》之记载，旁书所无，是为孤证。那么到底孰真孰假？

个人以为，《竹书纪年》的说法虽然是孤证，但不宜轻易抹杀，而尧舜禅让之说，战国诸子多有论及，他们也不可能是串供，因此在得到更多的史料证明之前，上述两种说法可以并存之，不必偏信一种。

事实上，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人类早期历史中，部落首领之间的公平推举是的确存在过的，由此说来，尧舜禅让未必是假。但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走向私有化的过程中，肯定也伴随着流血政变，所以“舜囚尧于平阳，取其帝位”也未必不真。在更多史料出现之前，何妨两说并存。

此外，在史书阅读过程中，有一点必须应该知道，那就是史书之间多存在因袭。所谓“作文不可不出于己，作史不可不出于人”，写文章之时，诚如韩愈所说“惟陈言之务去”，而作史之事，则必须“无一字无出处”，所以史书之间多有因袭。试比较一下《史记•李将军列传》与《汉书•李广传》，便可以得之矣。

有时候，史书之间的互相因袭也会造成笑话，譬如《史记•陈涉世家》记述汉朝为陈涉建庙，太史公曰：“至今血食。”《汉书•陈胜传》因袭《史记•陈胜世家》，居然连“至今血食”四字也照抄不误。——须知，陈胜庙自王莽时就毁弃，不再进行祭祀，因此司马迁说“至今血食”是对的，而班固说“至今血食”就是笑话了，这就如同小学生考试作弊，连同“转背面”三字一同抄袭一样。

由此我们也就得知，史料这东西，是不能倚多为胜的。不能说某一件事，《史记》如此记载，《汉书》亦如此记载，《资治通鉴》也如此记载，那这事情就不可置疑了。其实也可能是《汉书》抄《史记》，而《通鉴》又抄《汉书》，三个史书，其实仍旧是一条史料。

二、史识

史识指的是对历史的见识，我们读历史，能从一件具体历史事件中得出什么结论？能从许多件历史事件中窥探到怎样的历史发展趋势？

读史书时，怎么样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呢？个人以为，一是全面的看问题，二是要有足够的见识。

譬如读《汉书•李陵传》，读至武帝应允李陵以五千步卒远涉大漠独当单于，则可知其用兵之轻率；读至其闻路博德上书而疑李陵反悔，敕书责其出兵而不与之骑，则可知武帝纯用权术，非用兵之道；读至闻李陵败，召相士察看李陵家人有无死丧色，则可知武帝之迷信；读至陈步乐初受厚封，后被逼死，则可知武帝之暴虐，赏罚全凭一己好恶；群臣之中，除司马迁之外，更无一人秉公而言，则可知当时朝臣尽为武帝积威所劫，皆诺诺之辈。

这每一件事情，倘若孤立来看，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如果综合起来看，则由此可知武帝晚年朝政之废弛，已经到了何种地步。再联系到武帝晚年对匈奴之战，尽皆失利，由此则可知战场之败，非是无因。

由此再推而广之，武帝征伐四夷数十年，高惠文景百年积蓄，一朝而尽，海内虚耗，人口减半，乃至于财税“不足以奉战士”，且天下骚动，“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亡秦之事几乎复现，而对于匈奴而言，其政治结构依然完整，军事实力并未崩溃，则可知钱穆关于汉武帝“弊中国以事四夷，计其所得，曾不若所失”之结论，的是确论。

这就如同是电影胶片，每一帧来看，都是静止的、孤立的，但当我们把许多帧连起来看时，则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活泼泼地显示在我们面前，由此自然推导出正确的结论。

当然，个人的见识也很重要。有人看到武帝用权术，则以为当权者用权术无可厚非，却不知兵者国之大事，非玩弄权术之所在。看到武帝赏罚凭一己之好恶，则以为乾纲独断，本当如此，却不知刑赏乃天下大务，所谓“刑赏不中,则政令不行，政令不行,乱乃兹生”。看到满朝公卿慑于武帝积威而不敢言，则以为君威煌煌，理所应当，却不知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万马齐喑的只有末世。

似这种看法，就是缺乏史识，没有正确的史识，自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再譬如有网友论述秦亡原因，以为“秦非亡于暴政”，认为历史的发展，只取决于个别几个英雄人物，所谓“民心所向”不过是腐儒说辞。认为“仁义”只能乱国，非以治国。殊不知历史发展自有大势，非一二人等所能扭转；“载舟覆舟”之言出自唐宗，非腐儒空谈；“王霸杂用”之语出自汉宣，仁义非无资于治国。

史识如此而妄发议论，足以令人发噱。

再如对《明史》的态度上，《明史》既为清朝所修撰，其中自然对有关清朝的史实有所曲笔掩饰，本不足为奇。但网上某些人对《明史》的辱骂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语气温和的就说《明史》全不可信，素质低下的则骂《明史》狗屁不如。甚至在辩论中采信《明史》的人也要遭到辱骂。

其实，若从体例而言，《明史》是整个二十四史中最为优秀的，正如赵鸥北所言：“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明史之修撰，网罗全国知名学者，久久而告成功，可谓刻意求精矣。至于史实，虽然关于满清部分有所隐没掩饰，但与满清无关之部分，尽可称之为信史。

网上对《明史》这种歇斯底里的狂躁，其实终究是史识不足之故。

三、史德

史德就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职业道德，这话虽然是对历史学家而言，但对于我们这些爱好者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各种论坛上参与辩论的，有很多也是的无德之人、无德之举，主要有一下几种：

a、捏造史料。

谈起捏造史料，恐怕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韩国的“历史学家”们制造出的那些“史料”了，譬如广西属于百济，上海属于高丽之类的。其实在，咱们中国的论坛上，在辩论中捏造史料的，也不算少见。大家都知道的，譬如在关于袁崇焕的讨论中，一位叫“黑虎军魂曹化淳”的网友，编造“袁崇焕的女儿嫁给豪格”、“为袁崇焕守墓的人本名曹格格”等等谎言。

再比如网络流传甚广的那篇冉闵《杀胡令》，那东西充其量是一个中学生水平的“文言文”，其遣词造句之拙劣可笑，自不必待言，任何稍有古文造诣的人都能识破其伪，可是就这样一个东西，居然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凡是谈论冉闵的帖子里，必然会有人转帖一次，——由此亦可见伪造史料之流毒无穷。

再比如网上所流传的“钓鱼岛是盛宣怀采药地”的谎言，这一谎言倒不是网络制造的，其始作俑者是一个名叫徐逸的女人，1977年保钓风潮初起时，她自称是盛家私生女，伪造了慈禧诏书，借保钓风潮招摇撞骗。后来被学者识破，再后来盛氏后人盛毓邮、盛毓珠等人也声明从未听说此事。可直到如今，所谓“钓鱼岛是盛氏采药地”的说法仍旧在网上流传不休。

曾有网友说：“既然有这一说法，即便是个谎言，也总是为中国主张钓鱼岛主权多了一个砝码，为什么就不能利用这个谎言？”我回答：“中国还没有可怜到必须利用谎言的地步。如果利用了这个谎言，谎言一旦被揭穿，则即使真实的证据也将无法取信于人，谎言对事实的伤害将是致命的。”

捏造史料无疑是所有无德之举中最为恶劣的。

b、故意曲解

曲解是网络辩论中非常常见的恶习，几乎每一个网络热点话题中，都少不了一些人对史料的故意曲解。

譬如谈论冉闵，史书明载“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故下杀胡令，而在网络上，这一举动便被曲解为冉闵对汉人的解放。

再如网上有文章云“汉灵帝的宫女都穿开裆裤，为的就是让皇帝临幸起来方便”，写这话的人，明显是不懂中国古代服饰，不懂也不要紧，只要查查资料也行，可他却望文生义，故意曲解。其实，汉代的裤子，当时写作“绔”，《说文解字》曰：“绔，胫衣也”，换言之，绔这个东西，有点像今天的长筒袜，一个腿上穿一只，却没有裆部。当然，当时也有有裆绔，这是因为穷人们要下地干活，所以穿没有裆的绔不方便，所以用布遮住裆部，这就叫做“穷绔”，霍光曾经给宫女穿过这东西，不过一般情况下，富豪家是不用的。该文作者将绔曲解为开裆裤，然后进一步脑补成“为了让皇帝临幸起来方便”。

我还见到有人又把穷绔曲解为“中国古代的贞操带”的，称其是“严重束缚女性身心”的东西。——看，曲解这东西真是无往而不利，没裆的就认为行淫方便，有裆的就认为束缚女性身心。

c、选择性无视

有的网友在辩论中，对于自己有利的史料则采用之，对自己不利的史料，则弃之如敝履，即使有别的网友指出，也往往视而不见，或虚言狡辩。这种态度，也是非常恶劣的。

譬如有网友发帖云：“明末全国有5亿人口，被清狗杀害了四亿。”

有人回帖，举葛剑雄《中国人口史》为证，说明末人口不过顶多不到2亿。

于是楼主大怒，回帖道：“葛剑雄所用史料是被清狗篡改过的。”

辩论到了这个地步，其实已经失去意义了。凡是对他有利的史料就是正确的，凡是对他不利的史料就是被清狗篡改过的，这还叫对方如何应答？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很恶劣的习气，比如扣帽子，人身攻击等等，这些行为其实和学识水平无关，基本上都属于道德问题。

梁启超论及史家四长，以为先史德，次史学，次史识，最后才是史才，他这是针对历史学家而言的。对于我们这些爱好者来说，我以为先史德，次史学、史才，最后是史识。史德不正，无论看多少史书，终究是歪的。而史学史才则需要平时不断的阅读积累，这是水磨功夫，没有一蹴而就的可能。当你秉持公允之心，读的史料多了，自然而然史识也就锻炼出来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