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读大体有如下三种层次：兴趣、方法、史观。

兴趣：绝大多数公众停留在此层次。对历史更多是出于兴趣。不太关心史实准确与否，只要契合胃口即可。当然多数也不懂得如何辨别史实真伪。

方法：绝大多数研究者停留在此层次。他们掌握了读历史、研究历史的方法，能够考辨真伪，但却沉浸在细碎浩瀚的史实中，不能自拔，甚而不自知。

史观：既能深入进去，又能跳脱出来。贯通古今，融合中西。从历史中看出人类的思维定势与偏见，不断反思，探索人类的走向。要求技能很高，训练周期漫长，只有少数人可以当之。

因此，针对上述三种层次的人，也有了各自的进阶之法：

给有兴趣的人以方法；

给懂方法的人以史观；

让有史观的人去写历史。

在我看来，历史是有层次的，当我们提起“历史”的时候，大家的理解未必完全一样。从广义讲，历史是一切在过去的时间中发生的各种现象，是现在的过去时。但当人们关心、记录或研究历史时，出于主观及客观的原因，则又往往会截取其中的一小部分或些许个例。也就是说在人们接触历史时总伴随着选择、晒汰，经过这道手续，所得所见则离真实、全部的历史就会有不小的差距。而历史学的主要精力（特别是近代以来）就放在如何利用各种蛛丝马迹来指证已经被记录或接受的历史其实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但是如果更进一步思考的话，可以发现人们认识下的历史与实际发生的历史之间总有着不小的隔阂与差距，并且很难充分弥合这道鸿沟。之所以如此，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和障碍外，很大的症结乃在于人类认知历史的形成机制上。而这种机制才是主导或影响其他人（后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历史叙述的关键所在。因此，除了考证具体史实上的分歧争议外，更需要深入探讨的应该是历史的认知方式，即一种历史认知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在这种模式下，会选取或突出什么样的人、事、物作为历史被关注、记录？这种选择性历史叙述的目的又在哪里？这就是我所说的“史观”所指。

认识的历史的方式或角度、立场，远不止一种。但不幸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接触到的往往是较为单一的史观，因而也就会继承了该史观本身的历史逻辑，屏蔽掉一些不利于这种史观历史叙述下的事实，袭用日久，甚至以为这是天经地义，不会对之质疑。所以，史观的更新或多元，才是历史研究的深意所在。

至于我所说的停留于方法层次的史学研究，则与刘家和先生在《试谈研究史学的一些基本功》（《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中所说的“只见其小而不见其大”的研究类似：

只见其小而不见其大。研究者孜孜于具体一人一事之考证、一章一句之考释、一名一物之辨证、一版一本之校勘，凡此等等，其用功勤、用力深而确有收获者，当然于史学之研究皆有贡献，甚至重要贡献。清代有过许多精于各种专门之学的专家。他们的成就与贡献在我们治史者看来都在于能为我们的重大问题研究扫清各种具体知识缺陷上之障碍，或者说这有助于为史学宏观研究扫清拦路虎。许多关于历法年代、地理山川、典制沿革、名物制度、训诂是非、目录版本等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有哪一路不通，那么涉及这一路的大文章就难以开展。在这种意义上，识小亦未尝不是识大的必要条件，即无识小则无以识大。所以子贡说，不论“识大”或“识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不过，如果有学生做论文选一个偏僻的小问题，专找一些畸零冷僻的材料，以求“出奇制胜”之“创新”或填补空白，从此又养成习惯，那恐怕以后其治学道路就可能越走越窄了。

不过，刘先生说的“识大”更偏重研究者拥有广博的视野和丰富的知识储备以及把握问题高度的思维能力。主要还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史学研究的层次而言，和我认为的“史观”型研究还有些差距。当然，史学研究者能够兼顾“识小”与“识大”已是不易之事。亦可见要想做出步入“史观”层次的研究更是难上加难。

确切地说，本回答对于本提问有些答不对题。这里只是简要地将历史学的进阶途径和不同层次点了出来，但对于如何入门，却谈得很少。当然，多数人理解下的“入门”，应该是指由兴趣进入到方法这一过程。但坦言之，历史学又素有“史无定法”之说。如果泛泛言之，一切有助于发现历史问题、解释历史问题的都可以称为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学需要永远对所有学科开放。不过，狭隘地讲，历史学特有的方法是什么呢？

且先来看一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五《史部总叙》的说法：

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于《春秋》，莫详于《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

这段话虽然只举了《春秋》和《左传》两个例子，但却完整概括了古往今来史学的两个最主要表现形式，即撰述和考证。而这两者无论如何都离不开的是事迹。那么，从事史学的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能力也便呼之欲出了。用现代话说就是对史料搜集、择取、考辨与整合的能力，即如何获取史料，怎样选择史料，又如何还原出或无限接近于史实真相，最好还能将自己的研究以一种合理而不乏味的方式论证或叙述出来，让读者信服之。这种对材料的掌控或驾驭能力，是历史学专业训练所着意为之的。

面对不同的问题，有哪些材料可供使用，具体又该选择哪些材料充当论点，即哪些材料可用，哪些不可用，哪些又是对你的论证最为关键的，这其中分寸是需要不断历练养成的。此外，不同断代处理史料的能力和要求也不同，在前段史料寡少的时代，可能要一字一句的研读，这其中便需要很强的小学功底，以便准确地理解字词在当时的含义，在史料脉络中的用意，进而才能结合其他相关史实进行阐发。清人乾嘉考据之学可以说是对这种方法的很好示范。不过，宋以后史料得到了极大的扩充，研究某些问题，可以说史料不是担心不够用，而是太多了，研究者不知如何择取。因此，这时研究者所需着力培养的能力则是通观全局后的准确出击，即能够恰如其分地用到那些研究你问题的关键史料，其前提当然还要能区分出什么是关键问题、重大问题，不能随意抓到一段鲜见的材料而匆忙使用之，也不能一味地堆砌材料而不加分析、考辨。这样才能做到不为浩瀚的史料所遮蔽和沦陷。

材料看的多了，自然还会培育出一种读史料的感觉，一种对于问题敏锐的捕捉能力，一种可以解读出隐藏在表面文字下弦外之音的功夫。不过，单是这种炉火纯青的学术素养的达成，便已需要研究者耗费数十年的精力。因此，能在方法之外，另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史观的学者是尤为令人钦佩的。

最后，附上一份历史学兴趣阅读书目，供有兴趣、想入门的朋友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