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伦理学呈现出欣欣向荣、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在这一大好局面中，唐凯麟与李奇、罗国杰、魏英敏等伦理学家一道，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化时代化道路上，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繁荣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守正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唐凯麟（1938—2023年），我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科、伦理学学科创始人，曾任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获“中国伦理学终身成就奖”。他一生致力于伦理学基础理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应用伦理学研究，著述丰硕，出版《伦理学》《伦理大思路——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的理论审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280余篇，多次获国家级和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化时代化道路，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科学性

伦理学是研究人类道德生活的学问。人类道德生活源远流长，以其作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也是历史久远。伦理学是哲学家对人类道德生活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思索、诠释和论述而形成的道德哲学。纵观人类发展史，不同时代造就了不同的伦理学家，不同伦理学家对人类道德生活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也有明显差异，因而伦理学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多姿多彩的理论形态。面对多姿多彩的伦理学理论形态，人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多种多样的伦理学理论中，是否存在一种真正科学、正确的伦理学理论？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唐凯麟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才是真正科学、正确的伦理学理论。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也一直致力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他认为，伦理学必须解答下列问题：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是怎样的？人的生命活动的意义在哪里？人对待社会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人应该怎样选择人生的最终目的？为什么“善”“正义”“荣誉”“幸福”等概念的内涵和本性难以把握，但它们能够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意识之中，并且能够对人们展现巨大威力？……不同时代的伦理学家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和时代要求出发，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这些问题，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伦理学说，但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产生以前，各个时代、各个阶级的伦理学家所提出的伦理学说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唐凯麟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才真正科学地解答了上述问题，它的产生在人类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实现了一场革命的变革，形成了真正科学的伦理学。”

唐凯麟的坚定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信念建立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素养基础之上。1978年，我国社会各界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的唐凯麟正步入不惑之年，积极参加了那场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哲学思想和理论论战。他在《湖南师院学报》发表论文《实用主义猖獗的黑标本——评“四人帮”的反动唯心史观》和《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真理和真理标准的斗争》两篇论文，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在前一篇文章中，他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古为今用”方针，对不懂历史、企图“利用历史以养其奸”的“四人帮”进行了无情批判，深刻揭露了其唯心史观的实用主义实质。在第二篇文章中，他以追溯和梳理中国哲学发展史为依据，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正确性以及以其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可以从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看到，关于真理和真理标准问题的斗争，自始至终与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斗争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总是从他们的反动政治立场出发，竭力歪曲真理的性质和标准，“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把社会实践引入认识论，揭示了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真理，在人类认识史上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变革”。他还特别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唐凯麟年轻时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将它与中国历史相联系来分析具体问题，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素养可见一斑。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探求道德真理作为核心使命，它反对将道德真理绝对化、普遍化的观点，但它始终坚信道德真理的实在性。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真理观是唐凯麟开展伦理学研究的立足点。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倡导以马克思主义道德真理观引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对“四人帮”利用历史达到一己私利的做法，呼吁人们与他们鼓吹的实用主义道德真理观作斗争。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特征。它从人的视角来审视善恶问题，强调人的道德权利和伦理尊严，反对宗教对人的道德贬低，将人求善、向善和行善的道德生活定义为现实的、实践的生活方式。马克思说：“人不是抽象的蜇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注重研究人的道德地位、道德权利、伦理尊严、全面发展等论题，具有人本主义伦理学的鲜明特征。它对人的研究，主要不是为了描述人的道德生活状况，而是为了揭示人类生活的道德意义和价值。具体地说，它主要是要揭示人生存和发展的应然意义。人不应该像其他动物那样本能地活着，应该活出人应有的样子。唐凯麟的伦理学研究以思考人的生命活动意义问题作为出发点，以勾画理想的道德生活作为终点。在唐凯麟看来，人应该时常思考自身的生命活动意义问题，追求光荣、高贵、幸福的生活方式，伦理学则是引导人们过上这种生活的学问。

伦理学家应该具有鲜明而坚定的伦理学信念。唐凯麟就是这样的伦理学家。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笃定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信念，并且将这种信念运用于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人生历程。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事业，乐在其中，义无反顾，无怨无悔。

描画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的伦理大思路

1978年以后，我国步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一方面，我国在各个领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日益清晰的图景；另一方面，我国也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遭遇了诸多新挑战、新问题，尤其是在道德生活领域开始涌现自我中心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推进中国道德建设和伦理学发展成为我国伦理学界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唐凯麟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在思考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问题，但直到21世纪初才形成比较成熟的思路。2001年，他出版专著《伦理大思路——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的理论审视》，对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的应有视域、基本条件、价值选择、运行机制等作了深入系统的解析和论述，将其关于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的理论思考称为“伦理大思路”。这一“伦理大思路”包含以下主要观点：

第一，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应该体现宏观视域、中观视域和微观视域。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个根本特点。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人应该如何调适其自身与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关系问题变得特别突出，同时恰恰说明伦理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的价值科学，认识这一点是推进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的宏观视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反复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因此，当我们把眼光聚焦于本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我们就应该努力构建和培育一种能够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科学的文化精神和市场理性，认识这一点是推进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的中观视域。道德是人类所能拥有的一种重要精神价值。要推动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还应该认真分析和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生活，特别是人们精神生活的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伦理条件，这是应有的微观视域。

第二，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需要借助三个基本条件。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需要条件支撑。首先，应该弄清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原则立场。重视人类文化遗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根本原则是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相统一的原则。其次，应该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是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在对待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问题上，我们不应该采用马克斯·韦伯的西化范式和现代新儒家的儒化范式，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范式。最后，应该科学地借鉴和吸纳西方伦理道德文化的积极成果。

第三，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应该有明确、正确的价值选择。首先，应该深刻认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的重要理论问题。应该以“实践着的人”作为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的逻辑起点，体现理论伦理、规范伦理和应用伦理的统一和升华，体现义务论和功利论的统一和升华，体现目的论和工具论的统一和升华，坚持社会主义义利观。其次，应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的价值核心。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其价值核心是“为人民服务”。最后，应该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对三个主要社会生活领域进行适当的道德调适。“道德调适”的主要内容是弘扬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德、重视经济体制转型时期职业价值观培养和加强家庭美德建设。

第四，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应该具有切实可行的运行机制。道德体系既是一个可供选择的价值系统，同时又是一个结构严密的自组织系统。我们对道德运行机制的思考和把握，既要从道德体系之中展开思考，也要从道德体系之外的社会大环境中展开思考。研究中国道德的中国伦理学也有自身的运行机制。要建构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的运行机制，首先应该强化它们的外部保障系统，即应该从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科技等方面为它们提供强有力的外部保障；其次，应该完善它们的内部调适机制，即端正道德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坐标位置、认清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害、把握行为“应当”“正当”和“失当”的维度，研究人类道德思维的特点以激发人的道德需求，探寻从行为“实然”到道德“应然”的中介，明确社会主义道德运行以培养和塑造个体道德人格为内容的目标指向。

《伦理大思路——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的理论审视》是唐凯麟对其先前的伦理思想进行总结和提升的成果，是其最重要代表作，体现了他对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问题进行理论运思而形成的伦理思想。

深入探究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

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这意味着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与人类生活的过程是同步的；或者说，人类是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创造历史的。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否认道德的普遍性、永恒性和终极性。恩格斯强调：“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道德是历史的、生活的，对它的审视和研究也必须体现历史唯物主义视角。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普遍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将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道德”。唐凯麟认为：“伦理学是研究社会道德现象的科学，是一门关于道德的学问。”他同时指出：“两千多年来，伦理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道德的学问，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人类的思想和文化史上，它的发展始终是同道德的历史演变分不开的。”显而易见，唐凯麟所说的“道德”也是历史的、生活的，并不是永恒的、终极的、不变的道德。

唐凯麟特别重视研究人类道德生活史。他擅长从纷繁复杂的人类道德生活史中探寻和发掘论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观点的思想资源。早在1982年，他就发表了题为《关于剥削阶级道德能否批判继承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文章强调：“道德的基本问题是个人同整体、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在人类道德发展史上，这个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集体主义中才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解决。共产主义道德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崇高、最革命的道德，其根本原因正在这里。”唐凯麟总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人类道德生活和道德现象。

唐凯麟更多地关注和研究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1995年，他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伦理的当代价值研究”。他还主编出版了由《成人与成圣——儒家伦理道德精粹》《自然与道德——道家伦理道德精粹》《无我与涅槃——佛家伦理道德精粹》三部专著组成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丛书》。该丛书提出了“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概念和基本精神的观点，认为它是宇宙万事万物存在的基本条件，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资源和历史依托。

2001年，唐凯麟主编出版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史》四卷本丛书。该丛书在国内首次对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的爱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作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和论述，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理论、行为和实践展开了客观的介绍与阐释，认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育和生长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爱国主义赋予了屡遭劫难的中华民族命脉相继不绝的信心和勇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能淡化爱国主义精神传承，必须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2016年出版的《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八卷本）丛书是唐凯麟研究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丛书以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为载体，以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形成、发展、演变和弘扬为基本线索，分为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近代卷、现代卷，共约350万字。出版之后，丛书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荣获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是我国伦理学界的填补空白之作。它不仅弥补了我国伦理学界对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长期缺乏研究的空白，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深入系统地展现了中国道德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质以及中国道德价值、中国道德精神和中国道德智慧的独特神韵、伟大意义。正如丛书所述，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是中华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对伦理道德的深刻认识和现实感受，反映中华民族立身处世和律己待人的哲学智慧和精神风范，是中华民族关于做人和怎样做人以及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有价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性思考和行为实践的总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价值追求、行为准则和目标指向。

唐凯麟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为指导来研究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其目的是要将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历史画卷展现出来、推动当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坚定道德文化自信以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学科。2022年，唐凯麟在医院的病房里为《新湘评论》撰写了他的封笔之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坚定文化自信》。他在文章中指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80多年间，我国所谓古今、中西、体用、传统与现代之争从未间断，其核心是如何正确认识传统与传统文化、如何处理和对待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现代化必须立足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根基，尊重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正确处理好“本来”和“外来”、民族化和国际化的辩证关系，而这只能是一个依据时代发展需要、吸收先进国家发展的积极成果、对本国和本民族的传统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史过程。

积极投身于应用伦理学研究

唐凯麟具有强烈的现实情怀，时刻密切关注着现实伦理问题。他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运用于应用伦理学研究，致力于推进中国特色应用伦理学体系的建构和发展。在应用伦理学领域，唐凯麟主要着力研究人口伦理学、经济伦理学和食品安全伦理学。

研究人口伦理学。唐凯麟20世纪90年代初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口伦理学研究”，出版了《超越危机的选择——人口道德》等著作，发表了《试论人口伦理学的建构》等系列论文，认为人口伦理学是一门关于人口生产和人口流动、人口迁徙、人口生育控制等问题的道德思考的学问，它以人口道德作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规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为旨归。他特别指出，人口伦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涉及人口理论、人口经济学、人口生态学、人口文化学、人口社会学等诸多知识领域，它的研究应该充分重视和吸收人口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将之作为自己考察人口道德问题的参照系统或实证基础；人口伦理学具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应用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构建人口伦理学，阐明调节人口生育中家庭成员之间、个人或家庭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原则和规范，确立评价人口生育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善恶标准，能够为广泛开展人口道德建设和教育提供规律性和规范性指导，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经济伦理学。在经济伦理学领域，唐凯麟著有《契合与升华——传统儒商精神和现代中国市场理性的建构》《管理伦理学纲要》《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等著作。他深入探讨了儒商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建构应该批判继承传统儒商精神的精华，并把义利统一作为市场经济的灵魂；经济和道德是共同承托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巨轮；所谓经济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是人类在生产力、制度和文化发展不足时所造成的一种历史局限，现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为两者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创造了条件，促进这一趋势的现实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开展经济伦理学研究是保障经济与道德和谐发展的关键；在现代社会，伦理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更是日益凸显，人们需要伦理道德作为重要调节手段来处理复杂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

研究食品安全伦理学。进入21世纪以来，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推动唐凯麟重新思考自己的伦理学理论研究工作。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市场经济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形成，“食品安全”一词承载着人类对新的伦理价值的期望、对人类生存之道追寻的心灵救赎和自我拯救。从伦理学的视角出发，采取多层面、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我国伦理学界的重要任务。伦理学要保持它的实践性品格和对现实生活的范导功能，就必须加强对食品安全伦理的研究。食品安全伦理涉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命的权利与价值、社会的秩序与和谐等重要论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研究食品安全伦理学是为了建构和弘扬食品安全伦理。建构和弘扬食品安全伦理，有利于保障公共健康、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伦理学是唐凯麟的重要愿望。

应用伦理学以关注和研究现实伦理问题为要。唐凯麟着力研究应用伦理学，并且形成了不少“心得”。例如，他认为应用伦理学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某个部门伦理学，即不能等同于经济伦理学、管理伦理学、政治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它也不是单纯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难题的学问。另外，他对“伦理学的应用”和“应用伦理学”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伦理学的应用”是一种“理论到应用”的思路，是一种把外在的道德理论和道德原则规范加之于实际生活领域并把政治、经济、生态等领域当作道德理论和道德原则规范的应用对象的思路，它侧重于道德理论体系的建构和道德规范的确立，将现实生活作为道德实践（而非道德认知）的对象，更多地追求道德理论和道德原则规范的绝对性、普遍性，其结果是它可能对现实生活提出无法满足的需求，致使现实生活伦理化，造成对现实生活的疏远、隔离乃至有害的影响。相比之下，“应用伦理学”则是一种从理论到中介再到应用的思路，侧重于理论和应用、“应然”（道德）与“实然”（道德落实于实际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实有行为）之间的中介的揭示和探讨，并将“适然”（连接“应然”和“实然”的中介）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使命。

不断探索伦理学理论创新的可行之道

唐凯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伦理学家。在晚年，他目睹了“大数据”“微信”“人工智能”等成为热词的现实，也看到了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给人类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改变。为了跟上时代步伐，他让自己融入新的生活，学会了使用微信，时刻关注大数据伦理、人工智能伦理、网络伦理等新领域。2016年，他在《伦理学研究》发表论文《大数据隐私伦理问题研究》，深入分析了大数据运用可能带来的隐私伦理问题，并提出一系列解决对策。他在文章中指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引发了一场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在大数据背景下的个人隐私伦理失范的问题面临着挑战，主要表现在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行为信息以及个人偏好信息的泄露等三个方面；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大数据应用主体自身的道德素质的缺失、大数据技术自身的不完善与不成熟，以及大数据使用者的道德原则与立法方面的缺失；大数据应用主体只有通过树立与时俱进的隐私观、大力开展有关大数据隐私伦理的道德教育、完善大数据技术、创建有关大数据隐私伦理的共有的道德标准以及完善有关大数据隐私伦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才是防止隐私伦理失范现象发生的解决之道。”

进入自媒体时代，与所有人一样，唐凯麟深深感到了数据更新的快捷和便利、微信公众号提供咨询的强大能力、信息共享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事实，但他没有仅仅停留于“享受”层面，而是想到了如何建构共享伦理的问题。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共享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把共享发展理念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组成部分反映了时代需要。基于这种认识，年近80高龄的他2017年推动他所在的伦理学研究团队成立了我国首家共享思想研究中心，专门推进共享伦理研究。

唐凯麟一生在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作为一位守正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他不拘泥于前人的哲学思想和伦理学理论，也不拘泥于自身的伦理思想体系和伦理学理论体系。他在《伦理大思路——当代中国道德和伦理学发展的理论审视》一书中说：“面向实践，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并在四个面向的社会实践中，加强道德修养，努力用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来武装自己，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个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这就是当代中国人把握道德必然，实现道德完善，培养优良的道德品质，塑造高尚的道德人格的现实的必由之路。”这段话集中体现了唐凯麟所倡导、所追求的伦理道德和伦理思想，也集中彰显了他毕生致力于建构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崇高学术理想和高尚学术品格。

《光明日报》（ 2023年03月20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