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泉

中国从1860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除了当代中国的中后期发展阶段以外，还有清末民初的早期现代化阶段。相对于传统治理资源的争议性，近代本土资源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现代化来说，其实更具有充分发掘的现实价值。同样地，作为现代中国立国者的张謇，一直以来，他的历史遗产是被低估的。不仅于此，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社会，张謇还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历史人物。21世纪初重新发现张謇的时代意义，不仅是在学术研究层面，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治理现代化近代本土资源的再发现。

一、重新发现张謇

身处一个改革的时代，对于有理想的改革者来说，寻觅可以效仿的改革先驱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此类改革先驱不仅是本土化的，而且必须具有全国乃至世界性的价值。在治理现代化的本土资源开发过程中，重新发现张謇，意味着对张謇的历史评价的新认知，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张謇身上获取源源不断的改革力量。作为21世纪初期南通主政者的罗一民，对张謇的政治家定位做了很好的概括。

首先，张謇是一位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的人。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很多，但同时脚踏实地做出成效的人不多；肯干务实的人也很多，但同时拥有崇高的境界与远大志向的人不多。既有远大抱负又能求真务实脚踏实地做事，这点很难得，在张謇身上体现的十分充分。这种精神不仅在创办工厂、创办学校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在政治活动过程中也是这样。他有崇高的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和远大的政治变革志向，对康、梁的态度及其在南北议和中，都体现了他不冲动冒进、稳健务实、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其次，张謇是一位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人。张謇作为新旧时代转换中的士大夫，眼光超前，思想解放，紧跟历史潮流，站在时代前沿，在各方面奋力开拓，不断创新，创造了不朽的历史功绩。所以胡适说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不仅仅是实业和教育，包括整个现代化的政治和经济，他都在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特别是在与时俱进方面，非常难能可贵。他在政治上的不断地转变和跟进，往往被后人议论为“多变”，实际上这个正反映了他了不起的、与时俱进的品质。因为时代在变，形势在变，他也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观念，紧跟时代的步伐。而且，不管他怎么变，始终是是围绕着“强国富民”的政治抱负在变，根子上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再次，张謇是一位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人。张謇秉持“开放主义”，对国外开放，对南通之外的地方也开放；对资金、科技、企业管理等生产要素开放；对外来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文化元素也开放，全面兼收并蓄。

重新发现张謇的改革时代意义，学界亦有同感。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评论说：“张謇没有读过新式学堂，也没有正式出国留学，他的弃旧趋新便是一个相当缓慢的渐进过程。甲午战前，也就是他40岁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士大夫，完全属于旧营垒。甲午战争以后，也就是他在40岁以后，外来侵略的强烈刺激与西方文化的浸润潜移，促使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问增添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新内容。他经由官绅队伍跨过企业家群体的门槛,也就是从旧营垒游离出来并且趋向于归属新营垒。由于已经具有‘大魁天下’的显赫声名，又经由翁同龢而接近新旧党派斗争的核心，所以真正是‘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使他的转化产生一般人难与比拟的社会效应，其辐射作用决非仅限于‘倾倒东南’而实际上是波及全国。不过这又是一种藕断丝连式的转化,也可以说是新旧相互包容式的转化，在转化过程中缺乏具有足够力度的冲突与决裂。没有刀光剑影的惊险,没有叱咤风云的雄武，然而却是脚踏实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根基，其影响甚至在百年以后也可以看见。”

政治学者任剑涛指出，“张謇在其人生实践中，是连贯地表现其工商组织才能、国家变革谋划、政治权力操作、社会自治筹划的，这不是多个张謇的不同面相，而是一个张謇的多个面相。各个人生面相，天衣无缝地融合成一个不能分离的真实张謇。无疑，当下对工商业感兴趣或实际操作的人士，关注中国现代工商业兴起的历史，会在张謇那里汲取力量；而关心政治立宪、民主政制发展和变革的人士,则会从张謇那里寻找设计现代政治的灵感，因此专注于张謇的政治理念与实践；至于张謇展现的教育家、慈善家、地方自治领袖等等面相，也可能吸引具有同样人生期待的人士专注模仿。”此时的张謇已不再是传统的儒生，而是逐渐成为一种现代的工商企业家，其企业家精神取代了儒家的事功与外王之学，成为一代中国士绅企业家的精神基础。

二、张謇的当代价值

张謇是中国现代化的伟大领导者。有论者指出，张謇是在探索着一种地区近代化的模式。“他在南通以一个县为单位，进行实业、教育、慈善三个部类的试验，让南通这个县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走在前列……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想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由于各个地区的情况都很不相同，就应该容许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获得自己相对的抉择性，让地方有更大的自主权。张謇当年就是这样设想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中央主要是给宏观指导，给政策；地方，特别是县一级的地方，应该实行地方自治。他这样做了，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的国家长期以来社会发展比较迟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一尊、大一统这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中央太强，地方太弱；政府太强，民间太弱。而张謇所提出的以县一级从事地方自治的模式，到今天为止，跟我们的思路还有某些相通的地方。”

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来评价张謇，其历史定位不仅是一位中国现代化的领导者，更为重要的是一位现代中国制度建设的开创者。作为全国性政治家的张謇，罗一民研究指出，从考状元前后的经历到历史大事件中的表现，一直到回乡搞地方自治，张謇的主要抱负在政治，主要经历在政治，主要作为在政治，主要贡献在政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家。他和其他政治家的不同点无非在于：他不是直接当官的;他同时兼有企业家、教育家的身份。如果从时间上纵观张謇的一生，会发现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政治活动。就一般人来说，“南通模式”的影响也就只是在南通。实际上，张謇在南通现代化的试验和探索中取得的成就可以影响全国。经过长达30年、全方位、系统性的早期现代化实验，南通从一个封建闭塞的小城一跃成为当时著名的“模范县”，被外国人誉为“中国的乐土”“理想的文化城市”。正如张謇回南通的初衷：“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

张謇的历史价值不仅是对南通与地方治理而言，还贯穿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笔者看来，如果和美国的建国国父们做一比较，张謇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汉密尔顿”。《汉密尔顿：美国金融之父》一书作者罗恩·彻诺认为，汉密尔顿集思想家和实干家于一身。他和詹姆斯·麦迪逊是美国制宪会议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的作品《联邦论》堪称美国宪法精神的经典诠释。“作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和年轻的联邦政府架构的主要设计师，汉密尔顿将宪法原则带进了日常生活，将抽象的宪政理论融入了现实的制度。他那务实的态度影响了很多方面，他设计了可以平衡运转的联邦与州权分治架构及其预算体系、国债制度、税收体系、中央银行、海关和海岸警卫队，并且做了大师的工作来证明这些制度的合理性。他的这些成就为行政权界定了一个极高的标准，以至于无人能够望其项背。如果说杰斐逊用他的才华让政治演说充满了诗意，那么汉密尔顿可以说是‘美国政体’这篇大散文的最佳作者。”

同样地，作为全国性政治家的张謇，不仅有民主政治理念，更重要的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务实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大局出发。所谓抱定主义，立定脚跟，要创造一个新局面和新事业。孙中山也评论他是干实事的人。张謇无论是在任职民国政府的实业部长、农商部长、全国水利总裁，还是辞去政府职务之后的社会实践，其全部的努力和心血都交付于中国的工商发展和地方自治以及文化教育等社会建设事业。他兴修水利、经营工商、开创教育、倡导慈善，以一人之力高举南通乃至江南半壁河山，其目标并非仅仅是工商贸易和地方发展，这与李鸿章、张之洞之造福于桑梓的意义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他终极的目的是要通过地方自治，从根本上重建中国。这条线索，贯穿了他一生的主要成就。

虽然胡适写道：“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但是著名政治学者牛铭实认为“失败的英雄”这个评价是值得商榷的。没有成功也许意味着失败，但“未完成”却不是失败。“前人未完成的事业在下一代手中完成，不也是成功了吗？今天我们来看，张謇当时做了20 多年自治，他的路子是对的。他做了很多开创性、打基础的事。经济发展是不是能造福人民，要看教育、慈善、卫生、交通、治安等各方面有什么改善。张謇作为开创者没有失败，如果后人无法继续并完成他的事业，那失败的是后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张謇精神的现代改革价值，对激进主义盛行的20世纪中国来说，其实是非常弥足珍贵的。从政治思想谱系来说，张謇不是迷恋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更为接近柏克式的现代保守主义，一种自觉以审慎的政治态度、理论立场和行动方式抵抗、拒斥与消解激进主张的态度立场，其内涵底色为崇尚自由与渐进式变革，推动中国传统文明与人类制度文明的融合。

三、政治传统与治理

作为一种立国传统，有学者认为张謇的建国方案至今有效,他与中国的现代建国处境高度吻合。而他个人实践的失败,与他所处的环境、临场决策和具体事务的不可控等偶然因素相关。前者之成,是理上之成；后者之败,是事上之败。人们没有理由以后者否定前者，将张謇视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需要确认，张謇是一个虽败犹荣的建国企业家之先行者。“虽败”，既是对他举办企业以失败告终的事实认定，也是指他吁求的立宪民主国家归于失败的事实结局，更是指他竭心尽力从事地方自治最终消散、无果而终，亦是指他的慈善事业并未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之不易史实。从结果上看，张謇涉足的事务都未成正果。“张謇之作为建国企业家的才具，自然不是每个人所能模仿的。但这并不排除人们离析出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人格特质,并将之作为自己效仿的对象。这样的离析,起码浮现出两个方向，引导人们从张謇的人生实践和现代国家设计中分别挖掘‘趋新’或‘恋旧’的人格结构因素。在1980年代所谓儒家文化圈‘四小龙’崛起的叙事中，儒商的命题,就可以在张謇那里找到支持根据。”

张謇的“开放主义”还奠定了一种新型治理格局。正如他自己所言，“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情，就要有一个省的眼光，办一个省的事情就要有全国的眼光，办一个国家的事情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认识到近代中国已无法闭关自守，提出“世界经济之潮流喷涌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成为当时具有现代商业精神的领袖人物。例如在利用外资方面，张謇说：“中国资力不足，外国人有资力，又有技术”，应当“合并而用之”。他撰写了《筹划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拟订出借款、合资、代办等利用外资的三种具体方式，并就这三种形式所适宜的企业类型、其利弊及应注意事项作了分析。虽然从张謇一生的实践来看，他在利用外资方面见效甚微，但他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的主张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至今仍有可借鉴之处。

正如人们评价汉密尔顿，虽然他也身为美国建国之父之一，却始终没能像别的人那样做上美国总统，而且在与其主要政治对手托马斯·杰斐逊的竞争中更是输得惨不忍睹，可孰料在其过世后，他的政治遗产，包括“工业建国之路”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等等，却在此后的美国历史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甚至一些影响了美国历史进程的总统，如亚伯拉罕·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他们所施行的政策就是建立在汉密尔顿的遗产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张謇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罕见的现代保守主义传统，是当代治理现代化的近代本土资源，值得人们重新审视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