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摘自科瓦利琴科《历史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从古至今，历史学一直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门最为广阔的社会人文学科，历史学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历史方法对其他社会人文科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当前，许多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问题，一旦离开了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将完全无法解决，这更加彰显了历史学的重要性。

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本学科的认知能否得到深化，社会实践的需要能否进一步得到满足，该学科自身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可以说，科学发展的“基础设施”非常重要。所谓基础设施，一方面，指的是“是否具备一定的研究基础”“是否拥有资质合格的研究者”“是否具有进行研究的物质条件”“研究的各个环节是否完备”“是否具有将科学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实践中去的条件”等；另一方面，则指的是研究过程本身的情况。科学发展已经证明，对于研究过程本身的状况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科学认知的理论和方法论。不过，具体来说，能够挖掘理论、方法论潜质的，推动认知向前发展的，使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新认识成为可能的直接因素，是科学研究的方法。

众所周知，一切科学认知过程都由三个构成要素组成：认知客体（объект познания）、认知主体（субъект познания）和认知方法（метод познания）。借助一定的认知方法，认知主体获得了对认知客体的认识。很明显，新认识的数量和深度，取决于选用的认知方法有没有得到有效应用。当然，无论何种认知方法，都存在被正确使用或被误用的可能，也就是说，单凭认知方法，无法保证一定能够获得新认识；但是，如果不遵循一定的认知方法，就不可能获得认识。因此，检验科学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就在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在认知方面的有效性。

研究方法（метод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是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关键。研究方法对科学的意义是永恒的。随着新的研究方法不断产生，或许新方法的研究效率会更高，或许研究会逐渐侧重于使用新方法，但这些都不会抹杀旧方法存在的意义。因此，不同于某些具体的科学事实以及某些关于认知客体内容的概念，研究方法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持久性”：它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迅速淘汰。

鉴于研究方法在科学认知中的特殊作用，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们都对研究方法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相关例证实在不胜枚举，笔者在此仅举两个例子。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贡献时写道：“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在这段话中，恩格斯强调的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作用。

К.А.季米里亚泽夫指出：“科学史的研究者们必须时刻反思：自己有没有创制新的研究方法？有没有对新方法予以正确使用？有时，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新的研究方法所起到的作用，甚至不亚于新观念、新理论。”

虽然我一直在强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是，在科学认知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理论和方法论——理论是创制研究方法的基础，而方法论（以及逻辑学）则是总结、概括研究方法的工具。

20世纪下半叶，科学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科学发展的成果举世瞩目，这主要是因为研究方法得到了更新、改进。众所周知，科学研究已越来越多地使用计量方法、数学方法等研究方法以及电子计算机等研究工具。科学研究想要朝着深层次、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必须仰赖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研究工具的改进——这是提高一切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有效性的最重要的途径。历史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总之，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复杂程度有加无已，我们需要对其予以特别关注。为此，甚至出现了一个独立的学科，专门研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同时，上述情况也迫使专家学者必须充分掌握各自研究领域内的各种研究方法，并在研究中对其进行妥善利用。因此，有人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成功地进行科学研究。他们的智慧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宝贵的财富。”很明显，这里的“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更指的是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自主学习。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不断创制新的研究方法，并将其引入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去，还需要提高科研工作者在宏观方法论以及具体研究方法方面的造诣。为此，我们必须面向科学研究的实践，充分研究科学认知的宏观理论、方法论，总结、概括针对具体学科的科学研究方法。对于历史学而言，这显得尤为重要，遗憾的是，相对于研究其他领域（无论是自然技术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的专家学者，历史学家往往更疏于关注这些重要问题，也不太注重相关经验的积累。

因此，我试图阐释一些与历史研究方法论有关且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这也正是本书的主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