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巍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第047期

宣城自古为上州大郡，文献名邦，流传下来的名人著述、文献典籍浩如烟海。然而近代以来，由于战乱频仍，许多档案得不到保存和整理，散佚无存，给我们研究宣城近现代历史带来了诸多困难，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治史者的一块心病。

民国时期的宣城虽然经历了废府存县，地位有所下降，其政治和经济地位均被芜湖赶超，但仍不失为皖南大县，交通要道，人口面积均为皖南诸县之首，时有“南宣北合”，“金宣城、银阜阳”之称。我在平时的研究中，一遇到民国时期关于宣城的文字记载都抄录下来，细细咀嚼，那个时期距今不远，许多问题尤能见证，现草拟数条，与诸君探讨。

《战云日记》再现民国时期的宣城古迹

《战云日记》是我国著名艺术考古学家、东方艺术史研究专家常任侠先生（1904-1996）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日记。1937年10月10日，时任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教师的常先生来到宣城，停留两日，写下了两篇日记，虽然只有短短五六百字，但是由于常先生是研究古文化文物的专家，日记中对当时的宣城城内的文物古迹特别留心，其中记载的古迹今天多已不存，所以他的记载对于我们今天复原那段尘封的历史和往事很有价值。

1937年10月10日星期日上午，常先生由芜湖乘火车来宣城，票价五角。由于酷爱古玩，先生到了宣城就急忙上街淘宝。可是当时宣城街市较为萧条，没有发现旧书摊和古董店，于是就在一家叫泰和居的茶馆先吃中饭。泰和居从店名来看，应该是在小东门泰和门附近。吃过午饭，常先生登上十八搭来到省立四师和省立宣城初中一带。当时的省立四师校址即今天的宣城中学，省立宣城初中校址在今府山头、谢朓楼一带。由于当时从前线下来的伤兵多住在省立四师校园内，局势比较混乱，于是作者就和遇到的同学窦慧光一起去县中找江康世校长。江康世是旌德江村人，和先生同为中央大学同学。县中的全名叫宣城宁属六邑联立初级中学，1935年由宁属六邑共立初中和县立女子中学合并成立，校址在县夫子庙，也就是今天的绿宝小区处。这一带已靠近南门城墙，环境比较幽静，校长江康世做东，约了七位在宣城的大学同学，共赴鳌峰兰园晚餐。晚餐后，常先生回寓所，路上，看到“宣城市人往来携纸灯笼，亦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也。”当时的宣城确确实实是一座充满文化气息的古城。

常先生逗留宣城的这一天，记载了宣城的三处古迹。

一是遍布街巷的牌坊，他说城内的牌坊很多，“雕镂石刻，颇为精工，狮子人物龙凤之象，皆浮雕也。”从而证明了宣城石刻艺术的精妙，可是现在宣城城内却是一座古牌坊也找不到，基本上都在五六十年代当四旧拆除了。现在，我们只有在残存的一些牌坊石构件中才能品味过去雕琢艺术的精妙。

二是府山头的碑刻：“宣城中学前空场有元题名碑二，明题名碑二，清题名碑二。元题名碑多异族人名，汉人为官者甚少，足见当时压迫之甚。”宣城中学前的空场即现在的府山头广场。民国时期宁国府衙署拆除，留下了广场，但府衙内的碑刻还在。根据作者的记述这几块碑当是职官题名碑，常先生特别提到元题名碑二块，多异族人名。元代，府山头一带是宁国路和江东肃政廉访司的驻地。元代时间短，又是异族统治，资料甚少，这两块石刻应是非常重要的金石资料。可惜这些碑刻到现在均已不复存在，应该是毁于大炼钢铁运动，由于炼钢需要石子，于是许多石碑被敲碎炼钢或铺路了。文物这东西是不可再生的，我们砸碎了石碑就等于是砸丢了一段宣城的历史。

三是鳌峰公园的古迹：“公园居城中高处，风景甚佳，有竹树泉石之美。遥望城外诸山，晚色愈苍。其前古塔巍然。右有碑亭，中有王渼陂九思等人碑四座。左有图书馆，即古南楼也，小谢尝登此。兰园室中悬有邓石如写刻篆书弟子职四幅，六朝造像拓片一幅，此百驹谷四大字拓片一幅，汉碑一幅，又隶书碑片两幅，皆古雅可爱。”这段文字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只有古塔一座，其余的均已不存。如文中所说的碑亭，里面有明代王九思等名家书写的四座古碑。据《安徽第九区风土志略》中记载，鳌峰碑亭“内有梁同书碑，劲秀可爱”。王和梁都是当时知名的书法家，如果这两座碑还在的话应该可以大大提升鳌峰的文化内涵。南楼是鳌峰公园里的名胜，原为文昌阁，因与谢朓北楼相对，故名，这时候已辟为第九区图书馆，藏书数万册，可惜毁于抗日战火，实属可惜。另外，公园茶社兰园室内的陈设也颇具文化品味和艺术修养，都是一些名家的书法和碑帖，令我们现在一些所谓高雅的饭店咋舌。

抗战前聱峰公园南楼

10月11日上午，常先生去汽车站准备离开宣城赴屯溪，可一直等候至中午也没有等到车，看看拥挤的旅客。常先生决定回到寓所多住一宿。这天下午，他来到著名的谢朓楼游玩，当时的北楼已在3年前由省立宣城初级中学校长乌以风整饬一新，可供游人登眺。于是，常先生登上谢朓楼，“远望敬亭山，峦气可接。密云欲雨，未能往游。长吟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之句，令人为之神往。”接下来，他参观了北楼楼基镶嵌的碑刻，有咸通十二年独孤霖一碑，康熙四十五年一碑，乾隆四十六年梁巚一碑。楼中题咏刻石颇多。独孤霖的叠嶂楼碑刻是目前记载中最早的谢朓楼碑记，康熙四十五年一碑即知府许廷栻撰写的碑记，碑文见府志，乾隆四十六年梁巚一碑当是知府谢启昆重修北楼记，请梁巚所书，碑文亦见府志。这些碑刻现在均已不存，实属可惜。常先生痴迷古物，随即又去街市逛逛，这次他陶得碑拓数种，一是梁巚书写的《重修北楼记》，二是施闰章《三天洞诗》，三是周濂溪画像，四是苏轼《观自在菩萨如意轮陀罗尼经》，五是苏轼书经咒，六是唐萧公墓志。一共花去洋元一元三角。这六种碑拓，只有施闰章《三天洞诗》和苏轼《观自在菩萨如意轮陀罗尼经原刻》尚存，一在稽亭岭三天洞洞壁，一在敬亭山双塔内，当为稀世珍品。常先生所说的萧公墓志，是很重要的碑刻，先生访得其来历：“二十一年四月，出土于宣城西原，原石现藏北街民众图书馆，馆长某君为加考释，曾赴馆一视之。”可是这块石刻的下落我们已不得而知，可能它还在宣城，也可能早就被砸碎，无影无踪了。可叹！常先生确实留恋宣城的美景，这天下午还去鳌峰公园转了一圈，一直到“暮色渐暝，山雨欲来，”才回寓所。

11月12日上午八时，常先生在汽车站坐汽车离开了宣城，四百里的路程开了一天，直到傍晚到达屯溪。到屯溪后，常先生与学校其他教员和学生暂时安顿了下来，恢复了学业。在屯溪月余时间，先生仍时常关注着宣城，比如11月16日这天，他回忆一路上看到的妇女，写下了这样一段俏皮的评语：“自合肥以来，沿途所见妇女，均任劳作，植田负重，无异壮夫，富家女仍有缠足者。合肥女子美丑参半，宣城女多大乳，屯溪多丑女，美者绝少，亦与外界交通较少故”。26日，“听闻宣城车站被炸，敌人都是意大利的飞机”。新编地方志记载，24日和25日上午，日军出动20余架飞机轮番对宣城进行轰炸，时间长达7个小时，城内多处建筑被毁，居民死伤多人。实在是宣城近代史上一次惨痛的经历。

抗战前省立宣城师范学校大门（原宣中北大门）

1938年，先生一路奔波，西迁到长沙，病中，仍关注着宣城局势，2月7日，听闻宣城被收复，写诗一首《闻捷报收宣城喜呈寿昌兄》“昨夜喧呼发大声，我军捷报复宣城。病中忽觉腰躯健，梦随骑吹入旧京。”1937年12月5日，日军攻占宣城，此后到1939年，国民政府和日军在宣城进行多次拉锯战，但这一次国民政府收复宣城，地方志上没有任何记载，可见民国时期档案缺失之严重。

民国时期名人日记留存下来的不少，应该是正史和档案的有益补充，我们期待今后会有更多的发现，来填补这一段残缺的记忆。

读迪生先生日记心有戚戚焉

近日偶读《梅光迪文存》中迪生先生1945年日记选录，得悉先生在生命最后一年，仍以高昂的精神斗志致力于教学学术之种种，不禁慨然。特别是读到先生对晚明史和宣城地方文献之论述，犹感激动，虽然相隔六十余年，在一些问题上，先生确于我心有戚戚焉。

1945年2月25日，先生随浙江大学西迁至贵阳，当时天气十分阴寒，先生连日翻阅《明史》，曾想撰写《明季士风》一书，“涉及党争、好名、诗古文之变迁、制举文之变迁、评点学、布衣山人之声势、书生谈兵、白门歌场、满清入关后之抵抗，遗老等等。”他说：“所取材料，除正史外，尤在野乘笔记、诗文集。此书可富有兴趣。然试问予力能为之乎？”

先生虽为外文系教授，但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反对白话文，晚年对传统文化留心实多，曾蓄志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撰述，有《洛下风裁》、《正始遗音》、《韩文公评述》、《欧阳公评述》、《袁随园评述》、《曾文正评述》、《中国两大传统》等。然而由于当时形势，浙大偏处西南山陬野地，条件困难，先生身体又每况愈下，“志强力弱，每一念及，为之怅然”。先生感慨，“若天能假我以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则可能成其十之三四，然而天意竟何如乎？”

对于宣城历史文献，先生在3月1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论述：予与尊生谈及宣城文献，予云有重修宣城之意，盖旧志成于光绪十四年，最近五十余年之材料皆不在内，且其主持者亦非名手，故讹误甚多。予又云若能搜集宣城贤达之著述，刻为宣城丛书，亦大快事。因以所藏《中江诗集》示尊生，尊生翻阅良久，连称曰好诗好诗。袁士旦先生在清初享甚名，其集坊间极难得。此本乃民国二十年其裔孙所刻者。宣城人才极盛于明末清初，乾嘉以后大衰，近数十年则更寥落无人，每念乡贤，不觉神驰。

这段文字透露了先生当时的两个意向，一是重新县志，二是汇编宣城丛书。宣城在清末的咸同兵燹中受灾最重，战后民生凋敝，虽有光绪十四年李应泰主修，章绶总纂的县志，但因上述原因，讹误缺失也多。此后至民国又半个世纪，运动频仍，资料散佚，所以先生为之焦急，萌生了重修县志的想法。

宣城古代名人甚多，有文集诗集传世者不胜枚举。特别是明末清初那一百余年，人物蒸乎极盛，然而乾、嘉以后宣城人文渐衰，许多先贤著作多有散佚，文化出现断层，所以光迪先生萌发了汇编宣城丛书的构想。以丛书的形式汇编乡邦文献，许多地方已有先例，如皖南的《泾川丛书》、《新安文献志》，浙江的《四明丛书》，均是大部头的汇编之作。《四明丛书》由宁波人张寿镛先生汇编，始于1930年，历经三代人的心血，到1950年，二十年间刊印了八集，一百七十八种，一千一百七十七卷，其卷帙之繁，搜集之广，是全国乡邦文献中所罕见的，但仍有二集至今未刊印。 张寿镛曾说：“以一人之力而欲尽刊一部遗书，如蚊负山，几何能济？” 可见编纂的艰辛程度。光迪先生在当时已有些许宣城先贤的著作，如文中所说并拿出示人的《中江诗集》，它是明末清初宣城遗民诗人袁启旭的诗集。袁启旭，字士旦，号中江，宣城水阳人，与当时江南社会名流多有交往，诗文高古，书法警迈，在当时文化圈内颇有名气。他的集子我至今没有看过，据说上海图书馆和安徽省图书馆有藏本。

梅先生所说的重修县志、汇编宣城丛书这两大工作如果能在当时就启动的话，哪怕是没有完成，以梅先生的学识和修养，无疑给我们后人研读本地历史文化提供了不少便利，使我们能在前人的足迹上继续前行，少走不少弯路。但是上天并没有眷顾先生，在写下这则日记之后仅仅半年，先生就在贵阳悄然离世，时年56岁。梅先生是近代学界学贯中西少有的大家，但是跟同时代学人相比，先生却“述而不作”，惜墨如金，留下的著述不多。其实，从这几篇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先生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充满着著述立说的欲望，他的述而不作，不是不作，而是无时无刻不在蕴集思考。然而天不假年，先生黯然离世，呜呼！惜哉！。

田汉宣城有好诗

著名剧作家、国歌词作者田汉先生于1937年11月曾到过宣城，写下一首《雨中游宣城鳌峰》的绝句，堪称是民国时期宣城诗作中的精品。全诗如下：

一望山城烟雨中, 胶鞋油伞访鳌峰。 千斤铁炮埋尘土, 谁为苍生立战功? 自注：落叶中见一巨炮,道光二十二制。

诗的第一、二句，交代当时的环境，田汉来时正直江南的深秋时节，整个宣城都笼罩在一片烟雨之中，于是先生穿着胶鞋，打着雨伞，来到鳌峰公园游玩。宣城鳌峰是一处有名的景点，刚被周君南专员整饬一新，里面除了有古迹龙首塔和南楼，还有新建的南亭茶社等景致。但是，田汉先生在三、四句中并没有描写这些景色，他关注的是埋在泥土和落叶中的一尊铁炮，炮身上镌刻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字样，到当时已经经历近百年风雨了。田汉先生无比感叹，此时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战争正一步步逼近内地，泱泱中华谁人来建立战功，抵御外侮，力挽狂澜，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呢？全诗一气呵成，寓情于景，无修饰雕琢，平实易懂，不啻为近代诗歌中的佳作，也为宣城这座江南诗城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系宣城市文物局综合科科长、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制作：童达清